同一时期，在一次晚餐上，我又得通过一场考试了。有个乐迷想知道我最喜欢的法国作曲家是哪一位。啊，旧戏重演了！我其实可以回答：“绝对不是圣桑！”可是我却让自己接受另一段回忆的引诱。我的父亲在一九二〇年代从巴黎带回米约的钢琴曲，并且在捷克斯洛伐克演出，面对着现代音乐演奏会疏疏落落（非常疏落）的听众。这段回忆打动了我，我于是承认我对米约以及整个“六人组”的喜爱。我非常热情地告白，因为我对于我刚刚落脚、刚刚开始第二人生的这个国家满怀着爱，我也想在我热情的赞美里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法国的崇敬。我的新朋友们带着善意听我说。他们也带着善意，婉转地让我明白，我认为是现代的那些人，早就不再是现代了，我得再找些其他名字来赞美。
事实上，这种事一直在发生，这些人从一个名单被移到另一个名单上，天真的人就这样被耍来耍去。一九一三年，阿波利奈尔将玫瑰献给斯特拉文斯基，他并不知道，一九四六年，阿多诺会把玫瑰献给勋伯格，却庄严地将大便颁赠给斯特拉文斯基。
而齐奥朗！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不断地从一个名单晃到另一个名单上，直到人生近黄昏的时候才定居在黑色上头。也是他，在我刚到法国不久的时候，我当着他的面提起阿纳托尔·法朗士，他带着狡黠的笑，靠在我耳边低声说：“千万不要在这里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所有人都会嘲笑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