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开始，卡列宁不再和安娜做爱？沃伦斯基呢？他能让安娜达到高潮吗？安娜呢？她不是冷感吗？他们在黑暗中做爱，还是点着灯？在床上，还是在地毯上？三分钟还是三个小时？他们说着浪漫的情话、淫荡的字句，还是沉默无语？这些事我们一无所知。爱，在那个年代的小说里占据广袤的领土，这片领土从第一次相遇一直延伸到性交的关口；这关口是一道无法跨越的边界。
二十世纪，小说逐渐往它的每一个维度去发掘性欲。在美国，小说宣告并且伴随着速度令人晕眩的道德大动荡：五〇年代，人们还闷在无情的清教徒信仰里，之后不过十年的时间，一切都变了——初次调情与性爱之间的辽阔空间消失了。人和性之间不再有感性的无人地带作为保护。人直接与性对阵，此事已成定局。
在D.H.劳伦斯的作品里，性的自由有一种戏剧性或悲剧性的反叛气息。再晚一些，在亨利·米勒的作品里，性的自由围绕着一种如抒情诗般热情奔放的欣快感。三十年后，在菲利普·罗斯的作品里，性的自由不过是一种既定的、众人一致确认的、集体的、平庸无奇的、无可避免的、设定好的情境：既无戏剧性，也无悲剧性，也没有抒情诗的奔放与激情。
我们触到了极限，已经没有任何“更远之处”了。和欲望对立的不再是法律、亲人、习俗。一切都被允许，唯一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剥得赤裸裸的，剥除了幻想，剥除了假面。菲利普·罗斯是一位伟大的美国情色史学家，他也是书写这种奇异的孤独——人被抛弃、面对自己身体而生的孤独——的诗人。
然而，最近这几十年，历史走得那么快，《欲望教授》里的角色不得不将另一个时代保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那是父母亲的时代，他们的父母经历的爱情方式比较像是托尔斯泰的方式，而不是罗斯的方式。从主角科佩什的父亲或母亲出场的那一刻起，小说里就弥漫着怀旧的氛围，这不仅是对于父母的乡愁，更是对于爱情的乡愁，原原本本的爱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爱情，这动人的老派爱情似乎在今日的世界已不复重现。（没有过去曾经有过的记忆，爱情还剩下什么？剩下爱情的概念吗？）这奇特的乡愁（奇特是因为这乡愁并非联系到具体的人物，而是固定在更远处，在这些人物的生命之上，在后面）赋予这部看似无耻败德的小说一种动人的温柔。
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尽管过去历史前进的速度远远慢过人的生命，但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于是小说家感受到这种需求——在我们生活方式的左近，保留那属于我们先人的、近乎被遗忘的、亲密的生活方式的回忆。
罗斯笔下的主人翁的理智主义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些主角都是文学教授或作家，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关于契诃夫、亨利·詹姆斯或卡夫卡的种种。这并不是自恋文学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智性展示。这是渴望，要将过去的时代留存在小说的地平线上，不让那些人物被遗弃在再也听不见先人声音的空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