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他和培根一样，对于世界的未来与艺术的未来并不抱存幻想。而在这幻想终结的时刻，他们的作品里可以找到极为有趣而且意义深远的相同反应——战争、革命及其挫败、屠杀、民主的骗局，这些主题在他们的作品里一律缺席。尤奈斯库在剧作《犀牛》里对于伟大的政治问题还是感兴趣的，贝克特的作品里则完全看不见这样的东西。毕加索还会画《朝鲜的屠杀》，这样的主题在培根的画作里是无法想象的。当我们经历一个文明的终结（一如贝克特和培根所经历或者他们认为自己经历的），最后暴烈地面对的并不是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某种政治，而是人的生理物质性。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受难这个在过去集所有伦理、宗教，甚至西方历史于一身的伟大主题，到了培根的作品里，却转化为一个争议不断的生理性画面。“我始终对于有关屠宰场和肉的画面很有感觉，对我来说，这些画面和耶稣受难的一切有紧密的关联。有些动物的摄影作品非常杰出，那是在它们被带出来宰杀的那一刻拍的。那死亡的气味……”
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拿来对照屠宰场和动物的恐惧，这看来是亵渎神圣了。可是培根并非信徒，亵渎神圣的概念根本不是他的思考方式；照他的说法，“人类现在明白了，人就是个意外，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体，只能毫无理由地将这个游戏玩到最后”。耶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毫无理由地将游戏玩到最后的这个意外。十字架：游戏的终结，这场游戏我们毫无理由地玩到了最后。
不，这不是亵渎神圣，而是清明、悲伤、深思的目光，试图钻透、接近本质。当所有社会性的梦想都已消逝无踪，而人也看见“宗教的可能性……对人完全无效了”，那么他会表现出什么本质性的东西？身体。唯一戴荆冠的耶稣，显而易见，悲怆而且具体。“当然，我们就是肉，我们都有可能变成一副副的骨架子。每次去肉铺，我都感到很惊讶，为什么吊在那里的是动物而不是我？”
这不是悲观，也不是绝望，这是显而易见的简单事实，只不过这事实通常会被集体属性这片纱给蒙蔽，因为集体的梦想、兴奋、计划、幻象、斗争、利益、宗教、意识形态、激情，让我们什么也看不到。然后，有一天，这片纱掉了，我们被孤零零地留给身体，任凭身体宰割，那个年轻的布拉格女孩就是这样，在审讯的惊吓之后，每三分钟就得跑出去上厕所。她沦落为她的恐惧，沦落为不停翻搅的肠胃和她听见在水箱里流动的水声，就像我也会听到这水声，只要我看着培根一九七六年的《洗脸盆旁的男子》或一九七三年的《三联画》。对这个年轻的布拉格女孩来说，她得面对的不再是警察，而是她自己的肚子，而如果这个恐惧的小场景有个无形的主宰，那么这个主宰不是警察，不是党的高层，不是刽子手，而是一个上帝，或是一个神秘教派的恶神，一个创世神，一个造物主，它让我们永远陷在这个身体的“意外”之中，它在它的作坊里整修了这具身体，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被迫成为这具身体的灵魂。
培根经常窥伺这个造物主的作坊，我们可以在他的画作里观察到这一点，譬如，名为《人体习作》的这几幅，他揭露了人的身体只是单纯的“意外”，而这意外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制作出来，譬如，做成三只手或是眼睛长在膝盖上。这是仅有几幅让我充满恐惧的画作。可是“恐惧”是正确的字眼吗？不是。要形容这几幅画所激起的感觉，没有正确的字眼。这些画作所激起的不是我们所认识的恐惧——因为历史的荒诞，因为酷刑，因为迫害，因为战争，因为屠杀，因为苦难而生的恐惧。不是。在培根的画作里，那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恐惧，它源自人体的意外性质，被画家猝然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