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旗亚总算恢复正常，驾驶它再次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进入意大利。只要不出毛病，还是十分快意的车。综合大家的说法——意大利车似乎多少有这样的倾向，只要不出毛病，十分快意。这蓝旗亚Delta也是如此。性能不是特别好，低速“吧嗒吧嗒”响，高速稳定性有问题，但以二挡三挡忽一下子加速旋转引擎时的吸大麻般的快感，简直妙不可言。我这人虽不大喜欢开快车，但那种感觉实难舍弃。引擎即刻作出反应，整个弹回身体，很想摸摸它脑袋说“好了好了”。可若是动弹不得，无异于大件垃圾。本来想从黑森林开往斯特拉斯堡，但毕竟对车没信心，遂转念返回意大利。
通过国境检查站，驶入红白绿三色旗飘扬的意大利，不由得舒了口气。说来奇怪，甚至有些觉得像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下雨下得忍无可忍，食物的黄油味也呛鼻难闻。风光固然秀美，但若日复一日老看阿尔卑斯、教堂和湖水，再秀美也看腻了。翻过国境山顶，天光都骤然一变，无论什么看起来都明晃晃光闪闪的。歌德在《意大利纪行》中兴奋地写了从奥地利进入意大利时感觉到的明媚，其心情十分理解。意大利实在是为上天所宠爱的土地，温暖、美丽，而且富饶。
从德国和奥地利穿过阿尔卑斯国境线返回意大利时，周围的汽车顿时变得狂野起来。不过狂野也自有其规则和倾向性，习惯了会慢慢觉得理所当然，至少不再有最初感觉到的蛮横。我毕竟是刚拿到驾驶执照就来欧洲的，贴着嫩叶标签在罗马街头兜来转去，兜转之间，觉得开车这事不过如此而已（想来也够后怕的）。所以对我来说，回日本在东京街头的驾车体验和东名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坦率说来要严重得多。
不错，意大利的开车人是够蛮横的，可是开车人脸上和车的行驶都有一个个表情，容易读出动向，相距二三十厘米时可以闪过对方或对方闪过自己。然而回到日本就读不出表情来，因而把握不住火候，十分可怕。而在德国，德国人开车大体遵循阶级社会式的秩序，非常正规。所以，越过国境南下目睹阿尔法·罗密欧和菲亚特鼻尖对鼻尖气喘吁吁的情景，深深感到自己回到了意大利。
回到因休假而空空荡荡的罗马，过了一段安静日子。盛夏的罗马有其他季节所没有的独特风情，路上行人寥寥无几，来往的汽车也少得可观。惟独这个季节那令人头痛的路面停车也全然不在话下，喜欢停哪里就停哪里，悉听尊便。人和车都如此之少的空旷的罗马也分明是座极妙的城市。
我家前面有几辆焦头烂额的菲亚特500，已停了好几个星期。一动不动趴在夏日阳光下的汽车因风吹雨打，早已变得满身泥巴狼狈不堪，有的成了孩子们涂鸦的对象，有的轮胎被放光了气，雨刷上夹着的宣传单变成黄色。想必是太太们平时购物用的车，但它们的主人已带着一家老小开更大的车去休长假了。被置之不理的CINQUECENTO们毫无抱怨（想抱怨也抱怨不来）孤苦伶仃地在路上看着家门。
午后的阳光热得叫人头晕，但一进入背阴处，就凉丝丝的很舒服。时而有热气呼一下子扑来，但除却这点，比日本的夏天好过得多，空调也用不着。午饭后拉下百叶窗大致睡一个小时的午觉，这时间里街上寂无声息。晚上走到外面，在路旁咖啡馆吃granite（果汁冰糕）。提起意大利，一般人喜欢gelato（意式冰淇淋），但我喜欢granite，凉凉的，不很甜，酸得厉害。因为是用真正的柠檬做的，酸是不马虎的，而且随处掺有柠檬籽。一说起意大利，我就想起柠檬granite。
阳光异常晃眼，街上行人全都戴着深色太阳镜。不久，太阳落了下去，人们开始在台伯河畔散步，看见有人在敞篷船上吃晚饭。圣天使堡广场（Castel S.Angelo）的舞台上，身穿花哨衣服的拉丁爵士乐队开始调试乐器。白天热得瘫痪的狗们也终于喘过一口气，这里那里跑跑颠颠。
这个时节无论市场还是副食品店统统关门，买食物要费一番辛劳，去超市也只有冷冻食品、干食品或罐头。头发长了想去理发店，转遍整个罗马城，一家都没找到。这个国家连理发店都休假三个星期。后来回东京，我对常去的理发店里的人说起，对方说他们连正月休息三天都觉得对不起人。若是意大利理发师傅听到这话，一定怀疑自己的耳朵。
过了些时日，这样的夏天也结束了，人们渐渐返回城里，车也开始增多，转瞬之间大街小巷满是车辆，控告并排停车的喇叭声响彻街头——往常的罗马回来了。我从窗口看着如此街景，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好歹有了写小说的心思。一气写完短篇，搞了几桩翻译。一来二去，我们离开罗马的日期临近了，即将返回日本。
这样，1989年秋天我的海外生活大体告终。以前出国期间总有临时的回国，家具什物都留在家里，但这次全部处理掉了，感觉上算是告一段落。离开日本是1986年秋天，正好在欧洲转了三年。本想好好定居下来，但这本书里也写了，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以致提着电子打字机和收放两用机在南欧到处流浪。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遇到各种各样趣事。感触良多，该学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说老实话，我们对这种流动生活多少有些累了。一无门路，二不从属任何组织，孤零零的在外国生活远比预想的辛苦。年轻时总可以应付，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三十七时告别日本，现已年届四十，该打道回府了。
在飞往成田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上拿起几本久违的日本杂志，但上面只有一则报道：关于宫崎勤的报道。这使我很不耐烦。无论翻开哪一页——左一页右一页——除了宫崎勤犯罪的报道没别的，真可谓清一色。
我离开日本时，杂志上连篇累牍是三浦和义和田中角荣的报道，整个日本都被三浦和田中的丑闻弄得如醉如痴，所有杂志都对他们紧追不舍——三浦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三浦和什么样的女人睡了，三浦多么年轻；田中以怎样的姿势举起了哪一只手，田中见了谁、说了什么。这种终端（并且显然毫无意义）的消息经过大众媒体之手，像大小便失禁似的撒得到处都是，而如今他们的消息已杳无踪影。匪夷所思。难道那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东京我试问大家：三浦和义和田中角荣究竟怎么样了？但没有人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噢，三浦被判了？不清楚啊。田中？这——，还活着吧？
确实，我觉得这三年间变化相当多相当大。我、或者环绕我的环境变化不小，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变化不小。其结果，三年时间里我同日本这个国家之间有了某种乖离、有了某种接近。不过就此这样那样写下类似结论的文字恐怕为时尚早，我也不想那么快下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说得很明确：这三年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消费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得难以置信。久别重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面对这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我不折不扣地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让我想起庞大的掠夺机器。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名字的无名字的，有形的无形的——所有事物、事象都被它接二连三吞入口中，一股脑儿嚼烂，作为排泄物排出去：便是这种巨型吸纳装置。为它提供支持的就是作为Big Brother的大众媒体。环顾四周，触目皆是被咀嚼过的悲惨的残骸，以及正被咀嚼之物的娇音。是的，这就是我的国家，我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
从意大利回来不久就去了美国，大约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半月，目的是为了策划出版事宜。纽约很久没来了，但并没觉得有什么隔阂，一如原先所预想的那样。当然，我不想久住在什么纽约。不过这里的反应直截了当，因而有的地方反倒感觉不到东京那样的乖离感。
在纽约一家餐馆见了一位美国作家。他刚从日本回来，对一个同伴说：“喂，日本人全是雅皮哟！”可我不大明白，日本社会到底什么地方算是雅皮社会呢？我问什么地方雅皮呢？他这样应道：“比如日本航空（JAL）的座席商务席比经济席还多，你能相信有这样的飞机？我是无法相信。那岂不发傻，岂不没有实质性？那样的社会太没有深度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未免过于道德主义了，不过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说这种镶金镀银的扭曲的模拟社会是雅皮社会，那么日本社会眼下或许真的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一本杂志上一个女孩这样说道：若是宝马，我只想和开700系列的男孩约会，讨厌500，300系列更是穷兮兮的。最初我以为这是一种时髦玩笑，或者是含有双重意味的复杂的口信，然而那既非玩笑又不是口信，而是真真正正的心里话。她们是当真这样说的。喂，那不就是车吗？我心想。不就是方向盘稍微打歪一点就会撞在电线杆上报销的东西吗？可对她们来说那并非东西，那是明确锁定其存在位置的重要的共同幻想。
我当然不能加以嘲笑。我以后必须在这土地上肩负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大人的责任生存下去，这是先决性的问题。况且我连自己在这里有怎样的发言资格都还不能判断，甚至应该嘲笑什么都不知晓。
回日本后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能写作，脑袋好像晕乎乎的，重力好像大不一样。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基本上糊里糊涂什么也没干。我对处于那个场所的自身资格这个那个想了很多。每天在自家周围跑步，看书，和久别重逢的人喝酒，开玩笑，温泉也去了，可坐在桌前偏偏无从落笔，写了个开头的短篇一直扔在那里。早上起来打开电子打字机，定睛注视屏面，然而大脑一片空白。
这三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算经历了许许多多，到头来不还是回到出发点上来了——这样的念头也不是没有。可以说，我是在失落的状态下离开这个国家的，而在年届四十返回的现在，看上去仍和那时一样失魂落魄。无奈仍是无奈，疲惫仍是疲惫，原封不动。乔治蜂和卡洛蜂至今仍藏在哪里不动。一如它们所预言的，只是年龄增加罢了，什么也没有得到解决。
但我这样想：就算重新回到原地又有什么不好呢？更糟糕的可能性都是有过的。
是的，总的说来我是个乐观的人。
我是为了让自己的重力安顿下来做这本书的。修改过去写的随笔，补充新的词句，集为一册。所花时间比预想的多得多，书也比预想的长得多。
写文章是非常好的事，至少对我是非常好的事。可以将自己最初的想法“删除”什么、“插入”什么、“粘贴”什么、“移动”什么、“更新保存”什么。如此重复几次之后，即可清楚得知自己这个人的思考或者存在本身是何等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东西。不是说不完整。当然可能是不完整的，但我所说的过渡性、暂时性不是那个意思。
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有时又想踏上旅途，想得不得了。但我蓦然这样想道：此刻位于此处的过渡性暂时性的我本身、我的存在本身，说到底恐怕即是旅行这一行为。
并且，我哪里都去得成，又哪里也去不成。
这本书的书名，取自开头写的那首土耳其旧时民谣。写这些随笔当中，我已决定成书时用这个做书名。也是偶然，同酒井忠康所著《远方的鼓声——日本近代美术私考》不谋而合。按理应该另想书名，但我对这个书名有很深的珍爱之情，在取得理解后决定继续使用。
另外，此书基本上是采取新作体裁，但有几章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修改后收入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