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回忆录，因此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倘若按古典诗人的方式提供名字的线索，我也得暗示，这线索就像这则故事，有误导的可能。她的名字在波斯语里是“黑玫瑰”的意思，但就我所能确定的，在她愉快地跳进海里游泳的海岸，以及她就读的法国中学，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因为她闪亮的长发不是黑色，而是栗色，而她的棕眼则颜色深一点。我巧妙地告诉她这个，她扬起眉毛，和她突然严肃起来时的通常表情一样，嘴唇稍稍噘起，跟我说她当然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说她与她的阿尔巴尼亚祖母同名。
尽管据母亲说，女孩的母亲（被母亲称作“那女人”）肯定很早婚，因为哥哥五岁、我三岁那年一个冬天的早晨，母亲带我们去尼尚塔石的马奇卡公园，见过这孩子，她那看起来就像“年轻姑娘”的母亲，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她四处走，尝试哄她入睡。母亲曾暗指这位阿尔巴尼亚祖母来自某帕夏的后宫，此帕夏不是在休战期间做了什么坏事，就是因反对土耳其国父而声名扫地，但当时的我对周遭焚烧的奥斯曼宅邸，以及曾居住其中的家族皆不感兴趣，因此已不记得这个故事。同时，父亲告诉我，“黑玫瑰”的父亲借助政府圈里几位有权势的好友，成为几家美国与荷兰公司的代理人而一夜致富——但他的语气听不出有任何指责的意思。
我们在公园相遇的八年后，我母亲在贝拉莫鲁（Bayramoglu）买下一栋房子，此区是位于城市东边的避暑胜地，1960和1970年代在新富阶级中间曾时髦一时，我在这儿看见她骑单车。在这城镇规模仍不大、人还不多的风光时期，我天天到海里游泳，搭小船出海捕鱼，抓鲭鱼，踢足球，十六岁以后，还在夏日傍晚跟女孩们跳舞。但之后，念完中学，开始学建筑，我宁可坐在我们的房子底楼画画、看书。这跟我那些富家子弟朋友们把阅读课外书的人叫做“知识分子”或“种种情结充斥”的怪人或许有些关联？后者的毁谤被他们用来指人有心理上的问题或为钱发愁。我比较担心被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因此为了证明我不是“过了时的势利鬼”，我开始说我读这些书——伍尔夫、弗洛伊德、萨特、托马斯·曼、福克纳——“只为了好玩”，尽管他们问我为何在重点段落下画线。
某年夏末，我的坏名声吸引了“黑玫瑰”的注意，尽管那整个夏天以及之前较常和朋友打发时间的每个夏天，我们很少注意彼此。当朋友们和我半夜成群结队去迪斯科舞厅跳舞，搭某人的奔驰、野马或宝马车在巴各达（Bagdat）大道（当时被称为这个亚洲城市的“公园大道”，距离仅半个小时车程）上赛车（时而撞车），或者当我们搭他们的快艇出海，到某个荒凉的山崖，把空汽水瓶和葡萄酒瓶一字排开，拿他们父亲的时髦猎枪射击，吓坏女孩子们，她们尖叫时，我们男孩子就叫她们别出声，或者当我们边听鲍伯·狄伦和披头士边玩扑克牌和“大富翁”，这些时候，黑玫瑰和我对彼此都不感兴趣。
随着夏季接近尾声，这群闹哄哄的年轻人逐渐解散，而后是每年九月袭击海岸的暴风雨，总要摧毁一两艘小船，使他们的游艇和快艇岌岌可危。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时，十七岁的“黑玫瑰”开始造访我作画的房间，被我郑重其事地称为“书室”的房间。我的每个朋友偶你会来串门子，试试我的画纸和画笔，以惯常的怀疑眼光翻翻我的书，因此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土耳其的大部分居民，无论贫富，无论男女，她也需要讲讲话消磨时光。
一开始，我们分享最后的夏日八卦——谁爱上谁，谁让谁吃醋——尽管那个夏天我并未多加留意。我手上沾了颜料，因此有时她帮我泡茶或拧开一管颜料，然后回到角落里的座位，踢掉鞋子，摊开手脚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臂枕着头。有一天，我没让她知道，画了一幅她躺在那儿的素描。我发现这使她高兴，因此下回她过来时，我又画了一幅。还有一次，我说我要画她，她问道：“我该怎么坐才好？”就像刚出道的女演员从未站在镜头面前，虽然兴奋，却不知手脚如何摆放。
为了好好地画，我研究她细长的鼻子，此时她的小嘴露出一丝微笑；她的额头宽阔，高个子，长腿晒成古铜色，但是她来看我的时候穿的是她祖母传给她的一条紧身的雅致长裙，因此我只看得见她小而直的双脚。画素描时，我研究她小胸脯的曲线和她雪白的细长脖子，她的脸上闪过难为情的神色。
在她最初的几次造访中，我们说许多话，说的人多半是她。我指出在她眼中和嘴角看见的一片乌云，我说：“别这么愁眉苦脸的！”于是，出乎我意料地，她坦率地跟我说她父母的争执，以及她四个弟弟之间没完没了的打架；她跟我说家人有时如何逃避她父亲的惩罚——关在家里，不许开快艇，甩巴掌——还有她父亲追逐女人使她母亲多么伤心；她还告诉我，我们的母亲是桥牌搭挡，彼此无话不谈，因此她知道我父亲也做一样的事——她直视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一切。
渐渐地，我们陷入了沉默。她走进来，到她平时的位置，或摆好姿势让我画像（深受波纳尔的作品影响），或翻开任意堆放的一本书，待在同一张沙发看书，变换不同姿势。后来，不论我画不画她，我们都按常规行事：她敲门进来，不多说什么，四肢舒展地躺在角落的沙发上，摆好姿势，看她的书，有时用眼一瞟，看我为她画素描。我记得，每天早上，我工作一会儿后，就开始猜她何时会来，我还记得她从未让我等候太久，她朝她平日的位置走去，几乎带着歉意，平摊四肢躺下来，脸上带着同样腼腆的微笑。
在我们越来越少的谈话中，有个话题是关于未来的：她认为我很有才华，且勤奋努力，因此注定会成为蜚声全球的画家——或者她说的是蜚声土耳其的画家？——将来她要跟她的法国朋友们去我在巴黎的开幕会，骄傲地跟大家说她是我的“儿时朋友”。
一天傍晚，看见暴雨过后天气放晴，半岛另一边出现彩虹，我们以此为借口，离开我的幽暗画室，第一次一块儿走在避暑城镇的街头，我们走了很久。我记得我们什么话也没说，担心还留在如今空了一半的避暑胜地的少数几个熟人撞见我们，也担心可能碰上我们的母亲。但这次散步之所以彻底“失败”，并非因为彩虹在我们有机会看见之前消失，而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次散步，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脖子很长，她走路的样子很有韵味。
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决定一块儿出去，没告诉仍待在避暑地的那帮好奇的、无关紧要的朋友。我借了父亲的车，情绪紧张。她化了妆，穿一件很短的裙子，身上擦了好闻的香水，味道留在车里好些日子。但在抵达我们要去玩的地方之前，我已感觉到了让初次散步失败的幽灵。虽然我们想找却未能找到在我的画室里享受的那种平静的长时间的沉默——现在我才了解到这些沉默多么深刻——但在这空了一半却仍太吵的迪斯科舞厅里，我们才恢复了镇静。
我们仍然随着悠扬的音乐跳舞。我见过别人做过，于是我用双臂搂住她，而后像是出自本能地把她拉近，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弥漫着杏仁香味。我喜欢她吃东西时嘴唇的动作，她着急的时候看上去像松鼠。
要送她回家时，在车子里，我打破了沉默，开口说：“你有没有兴致让我画油画？”她答应了，但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当我们手牵手走进我家幽暗的花园，看见画室的灯亮着——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她改变了主意。
之后的三天，她每天下午来找我；躺在沙发上，远远望着我的画，看着书页，凝视窗外卷起的小海浪，然后和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离去。
那年十月在伊斯坦布尔，我没想到与她联系。我满怀热情读的书，急迫而作的画，我那些激进的左派朋友们，在大学走廊上互相残杀的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警察——这一切都让我为我那些夏日朋友，和他们居住的有门卫看守栅门的豪华别墅感到羞愧。
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当暖气系统打开后，我拨电话到她家。是她母亲接的，我没讲话便挂了。隔天我自问为什么打这通可笑的电话。我没意识到我已坠入情网，我仍未发现每回坠入情网后将一学再学的事情：我着了魔。
一个星期后的另一个寒冷昏暗的傍晚，我又拨了电话。这回是她接听。我用心中某一角预先准备好、内心其他部分却不明了的措辞，从容自然地说，我在夏季结束时着手的那幅画，她可还记得？嘿，我这会儿想把它完成，因此能不能请她来一个下午，当我的模特儿？
“穿同一套衣服吗？”她说。我没想到这点。“对，穿同一套。”我说。
于是下个星期三，我去锡安圣母学校（Dame de Sion）——也是我母亲的母校——接她。我和等在校门口的父母们、厨子们和仆人们保持距离，宁可像其他几个青年那样，躲在旁边的树后。几百个女孩涌出校门，每个人都穿着这所天主教学校的制服——海军蓝裙，白上衣——出现在人群中的她看起来像缩了水。她的头发束在脑后，手里拿着课本，提着一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她让我画像时穿的衣服。
发现我不是带她回家，让我母亲招待她喝茶吃蛋糕，而是去我母亲用来贮藏家具并让我当画室使用的奇哈格公寓，她着急起来。但是在我点燃那儿的炉火，拉出像夏日度假屋里那样的沙发后，她看出我对这幅画的“认真”，便松弛下来，谦恭地换上她的夏日连衣裙，摊开手脚躺在沙发上。
就这样，并未显示出谈恋爱的迹象，十九岁画家和年轻模特儿之间的关系，开始随着奇特的音乐跳起和谐的舞蹈，而我们甚至还不懂它的曲调。一开始，她半个月来一次奇哈格的画室，之后成了每周一次。我开始以同样方式画其他的画（斜躺在沙发上的少女）。这时，我们说的话甚至比夏末的时候更少。我的真实生活被建筑系的学业、课外书籍和成为画家的计划所占满，我害怕干扰了这纯净的第二个世界而将之毁灭，因此并未跟我美丽哀伤的模特儿谈论我的日常问题。不是因为我觉得她不会懂，我只是想把这两个世界分开。我对我的那帮夏日朋友，以及准备接管他们父亲的工厂的学校同学们已失去兴趣，但是——如今我再也欺骗不了自己——每个礼拜见“黑玫瑰”一面，让我满心喜悦。
雨天的时候，就像从前来到这间奇哈格公寓的姑妈家作客时，我们听见爬上“鸡不飞胡同”的小货车和美国车在卵石路上打滑的声音。我作画时，在我们之间越来越漫长，却不会不愉快的沉默中，有时候我们眼光相对。一开始，因为她还是个孩子，为这样的事感到开心，便露出笑容，而后，担心破坏摆好的姿势，于是立即让嘴唇回到先前的形状，她深棕色的眼睛以相同的沉默凝视我的眼睛，很久很久。这些漫长而奇异的沉默接近尾声时，我细细端详她的睑，她从我的表情看得出她对我产生的影响。当我继续不断直视她的眼睛，从她嘴角显出微笑的弧度里，我明白我久久的呆望让她喜欢。有一回，她这么半快乐半忧愁地微笑，也让我嘴角挂上微笑（我的画笔此时在画布上漫无目的地掠过），这时我美丽的模特儿忍不住要让我知道她为何微笑。她放弃了她摆好的姿势。
“我喜欢你那样看我。”
事实上，这不仅说明她为何微笑，也说明了她为何每个星期来这间布满灰尘的奇哈格公寓一次。几周之后，我看见她嘴角浮现相同的微笑，于是放下画笔，朝沙发走去，坐在她旁边，如几个礼拜以来梦想的那样，我鼓起勇气吻了她。
漆黑的天空、幽暗的房间让我们更自在，因此这场迟来的风暴袭卷了我们，毫无障碍地冲击着我们。从躺着的沙发上，我们看得见博斯普鲁斯海上船只的探照灯，悄悄地扫过暗黑的海水和公寓的墙壁。
我们继续见面，并未打破我们的例行常规。这时候，和我的模特儿在一起很快乐，但是我为何止住了未来在相同情况下我将尽情表露的一切冲动——说情话、嫉妒、恐慌、笨拙，以及其他的情绪反应和问题？因为我没有这些感觉。或许因为我们的“画家——模特”关系——使我们注意到彼此，也依然把我们连在一起的关系——需要沉默。或者因为——在心中某个阴暗角落，稚气的我想过这点——我知道如果娶了她，我必须成为工厂老板，而不是画家。
每周三沉默地画画，沉默地做爱，过了九个礼拜，一种更为简单的担忧介入快乐的画家与他的模特儿之间。我那不时对儿子进行调查的母亲，去了贮藏旧家具的奇哈格画室公寓。她查看我的画，波纳尔的影响未能使她认不出我的美丽模特儿。每回完成一幅画，我那栗色长发的爱人便问“你认为这看起来像我吗？”而令我伤心（这不重要，自命不凡的家伙回答她），因此我母亲认出她来或许让我们两人都很高兴——这一次性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同时我们却也担心我母亲会打电话到她家，快活地说我们走得很近。（黑玫瑰）的母亲以为她女儿周三在法国使馆上戏剧课。至于她那喜怒无常的父亲，我们就别谈他吧。
我们立即终止了周三的会面。不久之后，我们开始在其他日子见面，在她提早放学的下午，或在我逃课的某些早晨。因为我母亲的持续突袭，因为我们不再有足够的时间画画，享受漫长的沉默，也因为被警方追捕的我的一位同学——被一口咬定是政治犯——藏身于奇哈格公寓，我们干脆不再去那里。我们改为在伊斯坦祭街头漫步，避开尼尚塔石、贝尤鲁、塔克西姆以及很可能撞上被我们称为“大家”的熟人的其他地方，我们改在塔克西姆——从哈比耶的锡安圣母学校和我位于塔斯奇斯拉的大学走路四分钟——见面，搭公共汽车去更远的地方。
我们先从贝亚泽特广场开始，广场上的梧桐树下咖啡馆仍保有旧貌（即使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前门周围的政治冲突已司空见惯之后，少年侍者们也未曾惊慌失措）。我指着贝亚泽特国家图书馆，夸耀馆内藏有“土耳其出版过的每一本书”。我带她去沙哈发尔二手书市，天冷时旧书商蹲坐在他们小小店面的煤气炉和电器炉周围。我带她看韦兹涅西雷（Vezneciler）未经粉刷的木造房屋、拜占庭废墟和两旁是无花果树的街。我带她去“维发波萨店”（Vefa Boza），我伯父有时在冬日傍晚带我们去品尝它著名的发酵小米饮料，我指给她看土耳其国父专用的波萨杯，如今摆在墙上的框架内。一个出身于尼尚塔石有钱人家的“欧洲化”女孩，知道别别喀和塔克西姆的每一家时髦商店与餐馆；在我带她去金角湾另一边古老、忧伤、穷街陋巷的伊斯坦布尔看见的所有事物当中，最吸引她注意的，却是一只三十五年没洗的杯子，我心里并未不痛快。我很满意我的同伴，她跟我一样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也跟我一样喜欢走得快、仔细看东西，就像两三年前我开始独自探勘这些地区的时候一样。我觉得自己与她更加亲近，我的胃痛了起来，而我尚未发现这是恋爱的另一个征兆。
和我一样，她为苏莱曼与翟芮克的贫穷后街矗立的数百年木造老屋感到不安，这些老屋似乎轻微一震即可能倒塌。空荡荡的绘画雕刻博物馆令她着迷，搭乘在她学校对面停车的小巴到那里仅五分钟车程。贫困街区的废弃喷泉，白胡须、戴小帽的老翁坐在咖啡馆盯着街道看，窗边的老太太盯着每个过往行人，仿佛是奴隶贩子，附近居民用大得让我们听得见的声音试图推断我们是什么人（老兄，您对这两个人有啥看法？难道你没看到他们是兄妹？瞧，他们走错了路）——这一切唤醒了她也唤醒了我的羞愧与忧伤。孩子们追着我们，试图卖小玩艺儿给我们或只是说说话（“观光客，观光客，你叫什么名字？”），但她不像我一样感到难过，或问“他们为什么认为我们是外国人？”——即便如此，我们仍回避室内市集和努罗斯曼（Nuruosmaniye）的市场。当性的紧张关系变得难以忍受——她仍不要我们回去奇哈格画画——我们便回到因绘画雕刻博物馆的缘故而时时前往的贝希克塔斯，搭上第一艘渡轮（“53英席拉”），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顺着博普鲁斯漂流而下，观看光秃秃的树丛、北风刮起时在“雅骊”前方颤动的海水、因风吹动天上云朵而变换颜色的急流以及四周种满松树的庭园。多年后，我自问为什么走这些路、搭这些船的时候我们不曾牵手，于是得出多种原因：一、我们这两个胆怯的孩子之所以走上伊斯坦布尔的街头，不是为了感觉我们的爱，而是为了掩藏我们的爱。二、快乐的情侣当众牵手，想让每个人看见他们的快乐，然而，尽管我愿意承认我们是快乐的情侣，却怕让自己显得肤浅。三、这种快乐的举止将使我们成为到这些贫困、潦倒、保守的居住区享受“轻狂乐趣”的观光客。四、贫民区、伊斯坦布尔废墟的忧伤早已吞噬了我们。
这种重压着我的忧伤让我直想奔回奇哈格，画一幅与这些伊斯坦布尔景观有几分相似的画，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画。我很快发现我美丽的模特儿用一种大不相同的方法治疗她的忧伤，这是我第一次的幻想破灭。
“今天我心情不佳，”我们在塔克西姆见面时她说，“你介不介意我们去希尔顿饭店喝个茶？如果今天去那些贫民区，只会让我心情更糟。反正时间也不够。”
我身穿那时候左派学生穿的军装。我没刮胡子，即使他们准我进希尔顿饭店，我的钱可够付茶钱？我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去了希尔顿。在大厅，我父亲的一个儿时朋友认出我们来，他每天下午来喝茶，假装自己在欧洲。他装腔作势地跟我的忧伤爱人握过手后，对我悄悄说，我的年轻女友非常美丽。我们两人都心事重重，没心思理会他。
“我父亲要让我退学，送我去瑞士。”我的至爱跟我说道，一颗眼泪从她的大眼晴滚落下来，掉入她手里的茶杯。
“为什么？”
他们发现了我们的事。我是否问了她，他们说的我们是什么意思？在我之前她爱的那些男孩是否也惹她父亲生气妒忌？我为什么重要得多？我不记得是否问了这些问题。恐惧与私心蒙蔽了我的心，我太急于保护自己。我怕失去她——却依然不知强大的痛苦正等待着我——却也气她现在已不肯躺在我的沙发上摆姿势让我作画，让我跟她做爱。
“我们礼拜三在奇哈格可以更轻松地谈，”我说，“努里走了，那里又没人了。”
但下回见面，我们去了绘画雕刻博物馆。这成了我们的习惯，因为从她的学校去那里很快，而且很容易找到一间没人的展览室，能让我们接吻。最重要的是，它把我们从城市的阴冷幽暗中拯救出来。但一段时间过后，空荡荡的博物馆和大半糟糕的画作把我们抛向比城市更强烈的忧伤。博物馆里的警卫已经认识我们，开始尾随我们往来于展览室间，这让我们的紧张关系更为恶化，于是我们也不在博物馆接吻了。
但我们不久走上某种陈规，它在随后郁郁寡欢的日子里伴随着我们。我们向两个老警卫出示学生证，他们就像伊斯坦布尔博物馆的每个官员一样，愠怒地看我们一眼，仿佛在问：“在这样的地方，你究竟想看什么？”我们装出高兴的样子，问他们近来可好，而后直接进博物馆看波纳尔和马蒂斯的小幅油画。我们虔诚地轻声念出他们的名字，很快地走过苦闷却乏味的土耳其学院派油画，把他们模仿的欧洲大师们的名字念出来：塞尚、雷捷、毕加索。我们大失所望的并不是这些大半出自军校的留欧画家任凭自己已受西方画家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几乎未捕捉到城市的情调、风格和灵魂，这座城，我们曾漫游其中，如此爱恋，如此寒冷。
尽管如此，我们来到这栋原先为朵尔马巴赫切宫的王太子而建、距离土耳其国父过世的房间仅几步远——光想到接吻的时候如此接近这地点，就使我们汗毛直竖——的建筑物，主要原因不是展览室空无一人或方便起见，也不是奥斯曼末期华丽的挑高天花板和美丽的铁栏杆阳台，在观看过伊斯坦布尔令人厌倦的贫困潦倒后令人耳目一新，也不是大扇窗外的博斯普鲁斯景色比墙上大部分的画美得多，我们再度前来，是为了我们最爱的一幅画。
这是哈里尔·帕沙（Halil Pasha）的《斜躺的女子》。去希尔顿大厅过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绕过博物馆其他部分，直奔这幅画：画中模特儿是个年轻女子，我第一次观画时惊奇地注意到，她踢掉鞋子，躺在一张蓝色沙发上，悲伤地凝视着画家（她的丈夫？），一只手臂枕着头，就像我的模特儿多次做过的一样。不仅是这种出奇的相似性驱使我来看这幅画——在我们最初几次来到挂这幅画的小展览室这段期间，她看着我们接吻。每当听见某个起疑心的老警卫踩着镶木地板咯吱咯吱走来，我们便停止接吻，坐直身子，认真地讨论起她，因此我们对这幅画的每个细节了若指掌。除此之外，我们还加入了在《百科全书》中找到的有关哈里尔·帕沙的一切。
“日落后，这女孩的脚肯定冷了起来。”我说。
“我还有更坏的消息，”我的爱人说，每回看这幅画，她看起来就更像哈里尔·帕沙的模特儿，“我母亲请来媒人，她要我跟她见面。”
“你会吗？”
“真可笑。她说那人是某某人的儿子，在美国念书。”她以嘲弄的语气，低声跟我说他那有钱人家的姓氏。
“你父亲的财富是他们的十倍。”
“你不懂吗？他们这么做是要让我离开你。”
“那么媒人来喝咖啡的时候，你会不会跟她见面？”
“那不重要。我不希望给家里惹麻烦。”
“我们去奇哈格吧，”我说，“我要再为你画一张像，另一幅《斜躺的女子》。我要一遍遍吻你。”
我的爱人逐渐发现我的着魔，开始对此恐惧，于是试图提出折磨我们两人的问题。“我父亲不看好你，因为你想当画家，”她说，“你将成为一个穷困潦倒、喝得烂醉的画家，我将成为你的裸体模特儿……他怕的是这个。”
她强作笑容，却笑不出来。听见警卫慢慢地、有力地踩过镶木地板，我们习惯性地，尽管没接吻，回头谈论《斜躺的女子》，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令尊有什么必要知道跟他女儿‘出去’（在这期间，土耳其刚开始使用这个词）的每个男生将来从事哪一行，打算什么时候娶她？”我还想问：“告诉令尊，我念建筑！”（尽管我竭力想对她父亲的恐惧提出解答，却知道这么做将让我注定从这一刻起成为周末画家）每回请求她跟我回奇哈格而遭她拒绝——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我迅速失去理智的脑袋，便想喊叫：“当画家有什么错！”可是这些豪华公寓——为钦定继承人而建，如今是“土耳其第一座绘画雕刻博物馆”的所在地——里头空荡荡的展览室，就像墙上可怜的画，已算是答案。我才读了一本有关哈里尔·帕沙的书，知道哈里尔·帕沙是个军人，年岁渐增，却一幅画也卖不出去，他和他悲伤的妻子，画中的模特儿，住在军营，吃食堂里的粗茶淡饭。
之后我们见面，我竭力逗她开心，让她看阿布杜勒迈吉德王子幽暗的画作（《后宫的歌德》、《后宫的贝多芬》），使她高兴。而后我问她：“我们去奇哈格好吗？”尽管原本打算不问。我们握着手，沉默不语。“我是不是要绑架你？”我问道，装出我从某部刚看的电影借来的神情。
后来某次会面——因为通电话很不容易而难于安排——我们坐在博物馆里，在《斜躺的女子》前面，我哀伤而美丽的爱人泪流满面，说她那经常痛打她弟弟们的父亲对她的爱，也达到某种“病态”的程度，说他那一股酸劲儿像疯了一样，说她怕他，怕他嫉妒得发狂，同时，她却也很爱他。但现在她认识到，她更爱我，我们在老警卫沿着走道走来的七秒钟里接吻，空前绝后的激烈而恣意。亲吻时，我们捧住彼此的头，仿佛是易碎的瓷器。
画像里的哈里尔·帕沙妻子目光哀伤地低头看着我们。警卫出现在门口时，我的美人儿说：“绑架我吧。”
“说定了。”
我有个银行户头，是多年前为了存祖母给的零用钱而开的；我还在鲁梅利（Rumeli）大街拥有四分之一店面——在我父母的某次争吵后落到我手上，我还有一些证券，尽管我不清楚这些证券在哪里。如果我设法在半个月内译完格林的某本小说旧作，我可以交给我的朋友努里（不再被警方通缉）的出版界朋友，据我估计，翻译赚来的钱可支付两个月租金，跟我的美丽模特儿住在像奇哈格画室的小公寓里。也许，在我绑架她后，我母亲（她问我近来为什么看起来心烦意乱）会怜悯我们，让我们住奇哈格公寓？
在一个礼拜只比长大想当消防员的小孩稍微实际一点的慎重考虑后，我们约好在塔克西姆见面。但有史以来第一次，她没露面，我等了一个半小时。那天傍晚，我知道若不找人讲话就会发狂，于是打电话给久未见面的罗伯特学院的朋友。他们高兴地看我坠入爱河、陷入痛苦、束手无策，笑着看我在贝尤鲁一家酒馆喝得烂醉，提醒我即使不是未经她父亲同意而擅自娶未满法定年龄的少女，即使只是跟她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我也会被关进牢里。而后，听见我又胡扯一阵，他们问我假如我得放弃学业，工作养她，又怎能指望成为画家——他们这么说并未使我沮丧——最后，本着友谊的精神，他们给了我一间公寓的钥匙，让我随时能跟我的“斜躺的女子”躺在一起。
躲在锡安圣母中学拥挤的大门外远处一角等候两次之后，我得以绑架我的中学生爱人。我向她保证，如果跟我回这间公寓（我已去整理过），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最后我说服了她。后来我才发现，这间秘密公寓的使用者，除了我那设想周到的罗伯特学院朋友之外，还有他父亲，我立即感觉到我的“黑玫瑰”绝不想在这可怕的地方摆姿势让我作画，即使仅仅为了让我们觉得好过些。这间公寓的摆设仅有墙上的银行月历和一个架子，架子上的两瓶威士忌之间摆了全套五十二册的《大英百科全书》，还有一张大床，我们在床上做了三次哀伤愤怒的爱。当我看见她比我预想的更爱我，当我看见我们做爱时她全身颤抖，当我看见她经常动不动就泪如泉涌，我的胃便痛得更厉害，但一旦想要回避，我便觉得比以往更无助。因为每次见面，她便告诉我她父亲打算在二月寒假带她去瑞士滑雪，而后让她进一所尽是阿拉伯有钱人和美国疯子的上流学校念书。她恐慌的语气使我相信了她，但是当我效法土耳其电影里的硬汉发誓我会“绑架”她，想使她高兴起来时，我看见我的爱人脸上挂着高兴的神色，于是我自己也相信了。
二月初，在学校放寒假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为了暂时忘掉灾难的阴影，也为了答谢给我们钥匙的朋友，我们跟那些心地善良的朋友见了面。还有几个同学加入我们，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见到我的爱人。每个人都扯了扯我身上不同的部位，使我想起我为何本能地从来不愿让各种朋友搭在一起。打从见面，我的“黑玫瑰”和我的大学同学之间就不对劲。他们想跟她建立关系，因此谐而不谑地取笑我，但她并不合作。之后，她为了安抚他们，一同开起别的时候或许不错但此刻却是十足愚蠢的玩笑。被问起她的父母、他们做什么、住哪里以及有关财富资产的问题时，她打断对话，对这个话题表示不屑。整个晚上，除了从别别喀餐厅眺望博斯普鲁斯，谈论足球或某种消费者品牌外，她惟一显得快乐的时刻是我们停在博斯普鲁斯的阿席扬岬，观看又一栋木造别墅在对岸燃烧。
那是博斯普鲁斯最美丽的“雅骊”之一，位于坎地利，离岬角很近，我下了车，以便看得更清楚。我的美人儿厌倦看我的朋友们欣赏大火，于是站到我身边来，手握在我手中。为了远离凑在一起喝茶、围观仅存的奥斯曼宅邸付之一炬的车辆与人群，我们走到鲁梅利堡垒另一头。我告诉她，中学逃课的时候，我常搭渡轮去对岸，也探索过那里的街道。
寒冷漆黑的夜里站在小墓园前方，感觉博斯普鲁斯汹涌的海流，我的爱人低声说她非常爱我。我说为了她，我什么都愿意做，而后竭尽全力拥抱她。我们亲吻，每回停下来睁开眼睛，就看到对岸的橘色火光投射在她柔软的肌肤上。
回家途中，我们在后座握着手，默默无言。到她家的公寓时，她像孩子似地向门口跑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我们的下一次约会，她没有出现。
三个礼拜后，寒假结束，我开始在放学时分去锡安圣母学校门口，从远处看着女孩们一个个走出来，等待“黑玫瑰”出现。十天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毫无结果的努力，我必须罢手，但每天下午，我的双脚便不由自主地带着我前往中学门口，待到人群逐渐散去。有一天，她最疼爱的大弟从人群里走出来，跟我说他在瑞士的姐姐深情地问候我，递给我一封信。我在一家布丁店抽着烟读她的信，信中说她对新学校很满意，但她想念我，也想念伊斯坦布尔。
我写给她九封长信，七封装进信封，五封寄了出去。我不曾得到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