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的城市看起来像陌生之地。熟悉的街道突然改变颜色。我看着身边擦过的神秘人群，瞬时觉得他们在那儿已有一百年的时间。泥泞的公园，荒凉的空地，电线杆以及贴在广场和水泥怪物墙上的广告牌，这座城市就像我的灵魂，很快地成为一个空洞，非常空洞的地方。肮脏的街巷，打开的垃圾桶传来的恶臭，人行道的坑坑洼洼，这一切混乱无序，这城市特有的推推搡搡，不禁让我怀疑这城市是否在惩罚我加入肮脏破旧的行列，惩罚我人在此地。当城市的忧伤渗入我，而我的忧伤亦渗入它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就像这座城市，我是个行尸走肉，苟延残喘的浑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与失败的街头巷尾。即使从丑陋的水泥公寓大楼（每一栋都在压垮我的灵魂）之间瞥见如丝巾般闪烁微光的博斯普鲁斯，我心中仍未闪现希望。最黑暗、最凶残、最真实的忧伤气氛从街头看不见的远方钻了进来，我几乎嗅得到它——就像老练的伊斯坦布尔人可从秋日傍晚海藻和海洋的柔和气味，得知南风将带来一场暴风雨：就像赶回家躲避暴风雨、地震、死亡的人一样，我也渴望回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不喜欢春天午后阳光乍现，无情地照亮一切贫穷、混乱和失败。我不喜欢从塔克西姆延伸至哈比耶与希什利、一路通往梅西迪耶廓伊的哈拉斯卡大道。小时候居住在此区的母亲热切地说起道路两旁的桑树，如今它们是1960、1970年代兴建的“国际风格”公寓大楼；窗户巨大，墙上铺着丑陋的马赛克瓷砖。希什利的彭卡（Pangalti）、尼尚塔石的托帕加西（Topagaci）以及塔克辛的塔林姆哈内（Talimhane）等后街，让我想立即逃开：这些地方没有一点绿色，没有博斯普鲁斯风光，家庭纠纷使小块土地分割成更小的土地，歪扭凄凉的公寓耸立其中。我徘徊于这些空气浑浊、垂头丧气的街道的时候，心想窗口的每个大婶和每个胡子大叔都痛恨我，何况他们有这么做的权利。我讨厌尼尚塔石和希什利之间尽是服装店的后街，加拉塔和帖佩巴丝之间尽是灯饰店的后街，塔克西姆的塔林姆哈内附近，当时仍多是汽车零件专卖店的区域（在父亲和伯父欢天喜地地把祖父的遗产，投资在一项又一项毫无起色的投机事业那些年，他们也在此地开了一家这样的店，生意却做不起来，于是把汽车零件的事忘记，玩恶作剧自娱，比方在撒满胡椒后让差役试尝“土耳其第一罐番茄汁”）。至于攻占苏莱曼附近街道的锅盆制造商，没完没了的捶打声与压机声，我讨厌他们，也同样讨厌为这些地方提供服务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出租车与小卡车。我看见他们，内心酝酿的愤怒使我讨厌城市，也讨厌我自己，看见城市里的男士们以斗大的、鲜艳的招牌文字，宣传他们的名字、生意、职业与成功的时候更是如此。所有教授、医师、注册金融顾问、进入律师协会的律师、快乐的肉饼店、日常杂货店以及“黑海”食品店，所有银行、保险公司、清洁剂牌子和报刊名称、电影院和牛仔裤店、汽水广告，卖足球彩票、乐透彩票和饮用水的商店，店名上方以字母斗大的招牌骄傲地声明自己是领有许可专利证的液化气零售商——这些都让我知道，这城市的一切都跟我一样心烦意乱、郁郁寡欢，我必须回到阴暗的角落，在噪音与招牌把我拖下去之前回到我的小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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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最后我逃开可怕的人群、无穷的混乱、使城里一切丑陋原形毕露的正午阳光，但即使疲倦沮丧，我脑袋里的阅读机器却记得每条街的每个招牌，如土耳其哀歌般一气念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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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广告和海报、店面招牌、杂志和各种公司的英法文字，这确实是个朝两方推进的城市，但它的改变尚未如它所说的那么快。这城市却也未能对清真寺、尖塔、宣礼、历史寄以敬意。所有的一切都是半成形、粗制滥造、肮脏污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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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开这混杂的文字世界，我想像一个黄金时代，一个纯粹辉煌的时刻，那时城市“与自己和平相处”，那时它仍是“美丽的整体”。梅林时代，奈瓦尔、戈蒂耶、亚米契斯等西方旅人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但在我的理由又一次出现时，我却想起我爱这城市并不因为任何的纯粹，而正是因为它缺乏纯粹。我内心那同一个实用主义者，那个宽恕我的缺点的人，也告诫我提防笼罩城市的“呼愁”，提防它的电报仍在我脑袋里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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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完全属于这座城市，或许这老早是问题所在。坐在祖母的公寓里，在假日盛宴后和家人喝酒，或某个冬日和罗伯特学院那些有钱的公子哥儿朋友搭他们父亲的车四处闲逛，我的感觉就跟春日下午走在街头的感觉一样。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名，没有所属，我必须让自己远离这些人，躲在角落里——几乎是一种动物本能——但我想逃开的是朝我张开双臂的大家庭，是神看见每个人、宽恕每个人的凝视引发了这深深的内疚。
我开始上中学的时候，寂寞看似短暂事物——我还不成熟，尚未将它看成我的命运。我梦想有个好友陪我看电影，使我用不着担心中场时间独自一人游手好闲地站在那里。我梦想有一天能结识聪明、文雅的人，同他们谈论我读的书、我画的画，那样我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冒牌货。有一天，性也不再是独自的追求，我会有个美丽的情人，与我分享禁忌的喜悦。尽管确实到了让这些野心得到满足的年龄，渴望、羞愧和恐惧却使我陷于瘫痪。
在那些日子里，苦难意味着在自己的家中，在家人和城市当中格格不入。我将自己同这个大社区——在这个社区里，每个陌生人都称你为兄弟，每个人都说“咱们”，仿佛整个城市观赏着同一场足球赛——切断了联系。担心此种状况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决定让自己和每个人一样。青春期后几年中，我成功地成了一种热心社交的年轻人，总能讲一些笑话，成为每个人的朋友，诚恳随和，平凡无奇。我滔滔不绝地讲笑话，谈趣闻轶事，模仿老师逗笑每个同学。我的调皮捣蛋成为家中的传奇美谈。玩得太投入时，我是个能干的外交家，赋予罪恶行径委婉的美称。
为什么友谊的小小仪式对我来说比他人困难？我为什么必须咬紧牙齿逼迫自己当个老好人，之后再来讨厌自己？女朋友为什么让我觉得像在扮演某种角色？有时我劲头十足地接受我的角色，忘了自己只是在演戏。我暂时跟人家一样，尽情地享受，但之后一阵忧伤的风不知从何处吹来，使我想蜷伏在角落里，回到屋子里，回到我的房间、我自己的黑暗里。我嘲弄的眼神越转而朝内，锋芒就越指向我的母亲、父亲、哥哥和亲戚——越来越难把他们称为家人——我的同学、其他认识的人、整个城市。
我察觉使我陷入此种悲惨境地的，是伊斯坦布尔本身。不仅是我所确定的博斯普鲁斯、船只、太过熟悉的夜晚、灯光和人群，另有别的东西把城民联系在一起，消除沟通的障碍，做事情，生活在一起，而我却与之格格不入。在“咱们”的这个世界，人人认识彼此，知道彼此的优点与极限，大伙儿拥有共同身份，尊重谦卑、传统、长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说——我却无法在其中“做自己”。身为演出者而非观众，总让我无法感到无拘无束。比方在生日派对上过了一段时间——我甚至面带慈善的笑容在屋子里到处溜达，问“近来可好？”，拍拍某人的肩膀——我开始从外面观察自己，犹如在梦中，看到这装模作样的傻瓜，使我厌恶不已。
回家后，我花一些时间思索自己的口是心非（“为什么你现在常锁房门？”我的母亲开始问起），于是判定这种毛病、这种蒙骗的本事，不仅存在于我身上，也存在于创造这些关系的社区精神，它存在于“咱们”身上——必须由疯狂的人从外面观看城市，才能看出它是城市的“共同思想”。
但是，一个五十岁的作家说这些话，是试图把很久以前一个青少年的杂念，塑造成为一则有趣的故事。因此继续下去吧：十六到十八岁之间，我不仅憎恨自己，也憎恨我的家人朋友和他们的文化，解说周遭事件的官方和非官方政治观点，报纸标题，我们每个人言行不一，始终不了解自己。路标和广告牌上的每个字在我脑袋里跳动。我想画画，我想过书上的法国画家们过的生活，但我却没有能力在伊斯坦布尔创造这样的世界，而伊斯坦布尔也不适合这样。即使最拙劣的土耳其印象派画作——他们描绘的清真寺、博斯普鲁斯、木造房屋、下雪的街道——也叫我高兴，不是画的本身，而是伊斯坦布尔的影像。倘若一幅画看起来像伊斯坦布尔，它便不是好画；倘若是好画，也不够合乎我心目中的伊斯坦布尔。或许这意味着我不该再把这座城市看作一幅画，或一幅风景。
十六到十八岁之间，部分的我就像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对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却企盼归属于我凭本能、习惯、回忆而渐渐爱上的伊斯坦布尔。我小时候能把这两个愿望分清楚，不扯在一起（梦想同时成为流浪汉与大科学家，对小孩来说并无不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一能力逐渐消失，使城市俯首称臣——同时自豪地据为己有——的忧伤开始渗入我的灵魂。
但或许其源头不是贫困，也不是毁灭性的“呼愁”。倘若我时而希望像一头垂死的动物蜷伏在一角，也是为了对内心产生的痛楚加以调治。那么，我之所以如此受折磨，是因为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