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10月，奈瓦尔造访伊斯坦布尔的七年后，福楼拜来到此地，带来他的作家摄影师朋友德康，以及他刚在贝鲁特染上的梅毒病。他待在此地近五个月，虽然他在从雅典寄给布勒（Louis Bouillet）的信中说“至少得（在伊斯坦布尔）待上半年”，福楼拜的话，我们却不必太认真，因为他这个人思念抛在身后的一切。我们从日期旁边注明“君士坦丁堡”的多封信中清楚得知，自启程以来，他最思念位于卢昂的家、他的书房、为他的远行痛哭流涕的母亲，他热切地希望尽快返家。
福楼拜按照奈瓦尔的行程，途经开罗、耶路撒冷和黎巴嫩，来到伊斯坦布尔。和奈瓦尔一样，他越来越厌倦在这些地方看见的丑恶冷酷、神秘的东方情调——他对自己的幻想已经生厌，现实战胜了他，这些现实比他的梦想愈发“东方”，因此伊斯坦布尔激不起他的兴趣。（他原本计划待三个月。）事实上，伊斯坦布尔不是他要寻找的东方。在致布勒的另一封信中，他追溯了拜伦的西安纳托利亚之旅。激发拜伦想像力的东方是“土耳其的东方，弯刀、阿尔巴尼亚服饰、栅栏窗户遥望大海的东方”。但福楼拜则偏爱“贝多因人和沙漠的炎热东方，红色非洲的深处，鳄鱼、骆驼、长颈鹿”。
在二十九岁作家的东方之旅所到之处，是埃及激发了他的想像力，终其一生亦是如此。在写给母亲及布勒的信中，他自称目前挂念的是未来以及他想写的书。（他设想的书当中有一本是名“哈勒贝”的小说，在书中，一个文明的西方人和一个东方蛮夷彼此越来越相像，终而位置对调。）从他写给母亲的信中，我们清楚见到后来塑造福楼拜神话的种种要素已经固定——拒绝认真看待艺术之外的任何事情，蔑视中产阶级的生活、婚姻、经商为生。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他在我度过一辈子的街头漫步突发奇想，之后将之写下，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道德原则：“对于世界，对于未来，对于人们将如何评论，对于任何一种制度，甚至对于我从前朝思暮想的文学名声，我都不在乎。这就是我的为人，我的性格。”（福楼拜致母函，1850年12月15日于伊斯坦布尔。）
我为何如此着眼于西方旅人的想法，他们来访所做的事，他们写给母亲的信？部分原因在于我对他们几个人（奈瓦尔、福楼拜、亚米契斯）多有认同，并且——好比为了画伊斯坦布尔，我曾得设想自己是尤特里罗——通过他们的影响以及和他们的轮流辩论，铸成我的自我认同。还因为伊斯坦布尔本身的作家没几个人对他们的城市多加理会。
假意识、幻想或老式思想，无论如何称呼——我们每个人的脑袋中都有一篇半明半晦的文本，解读生活中做过的事情。对于每个伊斯坦布尔人而言，这篇文本有大部分是西方观察者谈及我们的方面。对像我这种跨越两种文化的伊斯坦布尔人来说，“西方旅人”往往不是真实的人——他可能是我创造的东西，我的想像，甚至于我本身的倒影。但由于无法只凭借传统当做我的文本，因此我极感谢外来者能提供我辅助版本，无论是一篇文章、一幅画还是一部电影。因此每逢觉得欠缺四方眼光，我便成为自己的四方人。
伊斯坦布尔从未成为写它、画它、拍它的西方人的殖民地，因此西方旅人拿我的过去和历史建造异国美梦并未使我过度不安。事实上，他们的恐惧与梦想让我觉得有趣——对我而言，就像我们对他们而言具有异国情调——我不仅将他们作为谈笑的资料，或通过他们的眼光看城市，还进入他们想像中的完整世界。特别是阅读19世纪西方旅人的作品——或许因为他们书写日常事物所用的文字易于理解——使我认识到“我的”城市并不属于我自己。就像从我熟悉的角度审视天际线（从加拉塔以及我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奇哈格），通过西方先辈的文字与图像观看城市的时候亦是如此：我在这些时刻必须面对自身对这城市的疑惑以及自己的渺小地位。我往往觉得自己成了那位西方旅人的同伴，跟着他深入生活，计算，衡量，分类，判断，如此一来往往篡夺了他们的梦想，同时成为西方眼光的被看者与观看者。来回摆荡，时而由内、时而由外看城内，感觉好比在街头漫游，陷入一连串模糊矛盾的想法中，不完全属于这个地方，却也不完全是异乡人。这正是伊斯坦布尔人一百五十年来的感受。
让我用一个故事加以说明，这个故事是关于福楼拜的阴茎，在伊斯坦布尔期间，这件事成为他关注的问题。在来访第二天致布勒的信中，这位苦恼的作家承认在贝鲁特感染梅毒后阴茎出现的七个下疳已合并成一个。“每天早晚，都要为这悲惨的器官包扎敷药！”他写道。他先是认为可能是某个马龙派教徒传染给他，或者“也许是一个土耳其小女人。是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他问道，接着同样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一大问题！发人深省！这是《两个世界评论》杂志想都没想过的‘东方问题’！”在这前后，他也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决不结婚，但这与他的病无关。
梅毒导致福楼拜头发迅速脱落，返家时连他自己的母亲也认不出他来。尽管与梅毒搏斗，他却仍设法造访妓院。但是当向来带西方旅人去相同地方的翻译导游带福楼拜去加拉塔某个“肮脏污秽”、女人“丑陋无比”的地方时，福楼拜表示希望马上离开。按他的叙述，“老鸨”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他作为调解，福楼拜认为这位十六七岁的女子非常迷人。但女儿拒绝同他一起去，屋子里的人只好强迫她——读者只好凭空猜测他们是怎么做到——两人终于独处时，女子用意大利语问福楼拜能否让她看他的器官，确定他没病。“由于阴茎下部仍有硬结，怕她看见，于是我装出绅士的样子，从床上跳下来，大声说她侮辱了我，说此非绅士之举，接着我就走了……”福楼拜写道。
旅行刚开始的时候，开罗医院某位医师为来访的西方医生以手势示范如何叫病人拉下裤子露出下疳。福楼拜详细研究并做笔记，心满意足地指出——就像他叙述托普卡珀皇宫某侏儒的身高、姿态与装扮的时候一样——他又看到另一件东方怪事，另一种肮脏的东方习俗。福楼拜来到东方观看美妙难忘的奇观，却也迫切希望考察各种疾病和古怪的医疗服务。尽管如此，他却不打算揭露自身的病变或怪癣。萨义德在他精彩的《东方学》当中分析奈瓦尔与福楼拜时，在开罗医院的序幕上做文章，但他并未提及剧终的妓院；如果假使他这么做，或许就能避免许多伊斯坦布尔读者援用他的作品证明民族主义情绪的正当性或表明如果没有西方，东方将是个好地方。或许萨义德之所以将之省略，是因为伊斯坦布尔不曾成为西方殖民地，因此不是他关心的重点。尽管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声称梅毒从美洲传遍全世界，19世纪的西方旅人却把梅毒称作“法兰疾（frengi）”（或“法国人”），因为他们很清楚是法国人将此传染病带给其他文明世界。福楼拜造访伊斯坦布尔的五十年后，出版第一本土耳其辞典的阿尔巴尼亚人沙米（Semsettin Sami）索性写道：“‘法兰疾’传自欧洲”。但福楼拜在《公认见解辞典》中依然跟他第一次自问如何染上这病看法相同——并未端出又一个东方—西方的笑话，他断定：这病或多或少传染给每一个人。
福楼拜毫无顾忌地承认自己对奇特、可怕、肮脏和古怪之事感到兴趣，他在信中详述“墓园娼妓”（夜间为士兵效劳）、空洞的鹳鸟巢、黑海刮来的西伯利亚寒风以及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许多来访者一样，他对墓园特别着迷：他第一个注意到，这些遍布全城的墓碑，就像死者本身在记忆中慢慢消失，亦随着岁月慢慢陷入土中，不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