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作家、记者、诗人、翻译家、小说家的戈蒂耶，是奈瓦尔中学时代的朋友。他们一同度过青少年时代，二人都欣赏雨果的浪漫主义，他们在巴黎一度住得很接近，不曾吵过架。奈瓦尔在自杀前几天去找过戈蒂耶。朋友在路灯上自缢后，戈蒂耶为他失去的朋友写了一篇探索心灵的悼文。
在此之前两年的1852年（奈瓦尔旅行的九年后，恰是我出生的一百年前），后来使俄国与英国相互对立、让法国和奥斯曼帝国距离拉近，进而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种种事件，再度引发了法国读者对东方之旅的兴趣。奈瓦尔曾梦想过第二次东方之行，可这次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却是戈蒂耶。多亏如今往来于地中海的快速汽船，他在十一天内完成了从巴黎出发的旅行。戈蒂耶待了七十天。首先在他担任首席专栏作家的报纸上发表旅行见闻，之后收入《君士坦丁堡》一书中。这本广受欢迎的大部头著作被译为多国文字，为19世纪以伊斯坦布尔为题的书籍树立了标准（同样重要的还有三十年后在米兰出版、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著作的《君士坦丁堡》）。
和奈瓦尔相比，戈蒂耶更纯熟，更有组织，更为流畅。这毫不奇怪，身为专栏作家、评论家和艺术记者、也写系列小说（他曾自比为《天方夜谭》的雪赫拉莎德，被迫每晚编一个新故事）的戈蒂耶，具有每天为报纸写稿需要的速度与活力。（福楼拜批评他这一点）但是（若是抛开有关苏丹、后宫与墓地的刻板印象与陈腔滥调）他的书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果说它引发了雅哈亚和坦皮纳的共鸣，帮助他们创造了某种城市形象，那是因为饱经风霜的记者戈蒂耶对他的朋友所谓城市的“舞台侧面”甚感兴趣，大胆深入穷人居住区，探勘其废墟以及黑暗肮脏的街巷，向西方读者表明，贫民区和风景同样重要。
路过塞瑟岛（爱奥尼亚海的基希拉岛），戈蒂耶想起奈瓦尔曾跟他说起一具裹着油布的尸体吊挂在绞架上。（这个或许过于煽情的图像深受这两个朋友喜爱，后来被波德莱尔用在他的《塞瑟岛之旅》一诗中。）戈蒂耶抵达伊斯坦布尔时，跟奈瓦尔一样，穿上“穆斯林服装”在城内漫游自如。他和奈瓦尔一样，在斋月期间来访，也像他那样夸大斋月之夜的风俗习惯。他也到于斯屈达尔观看苏菲僧侣的神秘仪式，漫游墓园（看见孩子们在墓碑间玩耍），欣赏卡拉格兹皮影戏，参观商店，穿越繁忙的市场，热切仔细地观察行人，并且又一次仿效奈瓦尔——在前去参加周五祈祷途中竭力看一眼苏丹阿布杜勒迈吉德。和多数西方旅人一样，他编造关于穆斯林妇女的种种推测——她们隐蔽的生活，她们的不可接近，她们的神秘（他更规劝读者绝不可问候任何人的妻子）。但他仍告诉我们，街上尽是妇女，有些甚至独自一人。他长篇论述托普卡珀皇宫、清真寺、拜占庭大剧场以及奈瓦尔避开的观光陷阱地点。（由于这些景点与主题是西方游客的必访之地，我们或许不该夸大奈瓦尔在这方面的影响。）尽管偶尔狂妄，喜欢一概而论，对怪诞事物有兴趣，他优秀的反讽和画家般的眼光却仍令人欣赏。
十九岁读到雨果的《东方诗集》之前，戈蒂耶曾梦想成为画家。身为艺术评论者的他在那个时代极受重视。他对伊斯坦布尔的景观风光所作的描述，采用了从未用于伊斯坦布尔的评论字眼。写伊斯坦布尔的轮廓以及从加拉塔苏菲僧侣道堂（奈瓦尔在九年前描述的同一地点：陪我母亲前往贝尤鲁购物、马奇卡—突内尔电车线和今日突内尔广场的终点站）眺望金角湾时，他发现“景色美丽异常，如真似幻”。但又接着描述宣礼塔、圆顶、圣索菲亚教堂、倍亚济清真寺、苏莱曼（Süleymaniye）清真寺、苏丹阿密（Sultanahmet）清真寺、浮云、金角湾的海水、萨雷布努（Sarayburnu）的柏树庭园以及它们后方“蔚蓝得超乎想像”的天空和光影的变换——带着画家欣赏自己优雅画作时的喜悦，以及经验丰富的作家所拥有的自信。即使未见过此景的读者也能从中获得乐趣。对“盛大的光影展”变换出的伊斯坦布尔风光最为留意的作家坦皮纳，他用的词汇以及对细节的重视都来自戈蒂耶。坦皮纳在二战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他圈子里的小说家不愿观看或描述身边的事物，他盛赞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这些作家的绘画般的风格，又说戈蒂耶本身是画家。
戈蒂耶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景色，如何表达外在的形貌、有趣的细节、嬉戏的光影所唤起的感觉。叙述走在“舞台侧面”的时刻，是他的创作高峰。在开始沿城墙走到外围之前，戈蒂耶根据他之前的朋友们所作的观察写道，城里的壮丽景观需要光线以及清楚的视点，如同舞台布景，近看便失去魅力：距离使风景壮丽，使单调、狭窄、陡峭、肮脏的街道、一片凌乱的房屋与树木“染上阳光的色彩”。
但戈蒂耶也在脏乱之中发现了忧伤之美。他有着浪漫主义文学对希腊罗马废墟和消失的文明遗迹及其威严所具有的兴奋心情。在依然梦想成为画家的青年时代，戈蒂耶发现多言死巷的空屋和圣托马斯·卢浮教堂（卢浮宫附近，紧邻奈瓦尔的住处）在月夜时分千娇百媚。
离开旅馆（位于今日的贝尤鲁），经过加拉塔漫步到金角湾海岸，过加拉塔桥（建于1853年，他称之为“船之桥”），戈蒂耶与他的法文导游继续前往西北方的翁卡帕尼（Unkapani），一会儿，他们便“栽入迷宫也似的土耳其巷弄”。他们越走越觉得孤单，跟在身后咆哮的狗也越来越多。每回读到未经粉刷、颜色变黑、东倒西歪的木造房屋，残破的喷泉，年久失修、屋顶塌陷的陵墓以及他们一路上看见的事物，我便诧异一百年后搭我父亲的车看见的这些地方，除了卵石路面之外丝毫未变。戈蒂耶之所以留意到破旧黝黑的房屋、石墙、空巷以及墓园不可缺少的柏树，是因为他和我一样，觉得它们很美。当我自己开始在同样贫困、尚未西化的居住区（可惜的是，大火和水泥将抹灭它们的痕迹）到处漫游时，我和他一样，在饱览景致的同时，仍有着“往来于巷弄，广场间”的强烈冲动。宣礼对他而言，就像之后对我而言，似乎是在呼唤“沉默孤独地倾塌于此的又哑又瞎又聋的房屋”。他思索时光的流逝，眼见七零八落走过去的人与动物——某个老妇人，消失在石子间的蜥蜴，朝残破的喷泉池子扔石头的两三个男童，他们使他想起两年前与福楼拜共游伊斯坦布尔的德康所画的一幅水彩画。他饿了，发现此区的商店与餐厅提供甚少，于是大口吃着树上的桑葚。桑树为小街凭添色彩，至今依然，尽管街旁已成水泥建筑。他逐渐习惯了希腊区的氛围，亦即所谓“伊斯坦布尔贫民窟”的萨玛提亚和巴拉特（Balat）。巴拉特的房屋墙面满是裂缝，街道脏而泥泞，但费内尔的希腊区则维护得较好。每当看见拜占庭城墙遗迹，或大水道桥的残余，他便觉得木头的无常胜过砖石的耐久。
这些累人而混乱的漫步当中最感人的时刻，是在戈蒂耶瞥见拜占庭废墟穿过这些偏远的贫民区之时。戈蒂耶有力地表述城墙的厚度与耐久，它们的剧变，时间的裂缝与蹂躏：划过整座高塔的裂纹（从小也令我害怕），散落在塔底的破片（在戈蒂耶和我们的时代之间，1894年的大地震对城墙造成巨大破坏）。他描述裂缝中的草，绿叶柔化塔顶的无花果树，邻近地区的枯燥沉闷，这些地区及其破败房屋的沉寂。“殊难相信，这些死寂的城墙后头存在着活生生的城市！”戈蒂耶写道，“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这条路更严峻、更忧伤，路长三里多，一端是废墟，另一端则是墓地。”
如此证实伊斯坦布尔之“呼愁”，我从中得到什么快乐？我为何费尽心力向读者传达我在住了一辈子的城市所感受的忧伤？
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1850——2000），我肯定“呼愁”不仅统治着伊斯坦布尔，而且已扩及周围地区。我一直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呼愁”根基于欧洲：此概念首先以法语（由戈蒂耶而起，在朋友奈瓦尔的影响下）探索、表达并入诗。那么我为何如此在乎——我所说的四位忧伤作家为何也如此在乎——戈蒂耶和其他西方作家所提及的伊斯坦布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