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后》（一九八五年九月 讲谈社）
此书是江户川乱步奖获奖作品。前一年，本书进入了该奖项的最终提名，我对于获奖抱有很大期许。当时，妻子正在一所女子学校担任代课老师，所以取材很轻松。书里用到了两个密室诡计，构思起来也并不十分困难。果然当年自己还年轻啊。
《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一九八六年五月 讲谈社）
要是《放学后》没得奖的话，我本打算用此书再冲击一次乱步奖。但是，这本书里的诡计太过复杂，据说乱步奖不喜欢这种作品。的确，现在我重读此书的时候，自己都看糊涂了。加贺恭一郎在本书首次登场，不过那时我根本没想过以他为中心写成系列作品。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一九八六年八月 光文社）
那时新本格派作家还没有出现，我还是想写一些古典风格的推理作品。能在光文社“河童novels”系列中出版作品是我的梦想。这书本来叫“鹅妈妈旅社杀人事件”，但是被主编否决了。其实一开始，这书和白马什么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大学城杀人事件》（一九八七年六月 讲谈社）
本书写到了台球运动，而此项运动在我执笔期间还没有流行起来。然而，本书出版之后，日本在汤姆·克鲁斯主演的《金钱本色》的影响下掀起了台球热潮。某文学奖的评委会误认为本书是跟风之作，这真让我有点儿不甘心。
《十一字杀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光文社）
和《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一样，本书的题目也是改过的，原本叫“来自无人岛的杀意”。虽然这个书名也不算吸引眼球，但是也不必用字数命名为“十一字杀人”吧。在电话里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无语了。
《魔球》（一九八八年七月 讲谈社）
在《放学后》获得乱步奖的前一年，这本书也被提名了。鉴于此书是我二十五岁时写成的，获得提名确实为我增添了少许自信。
《香子的梦——女招待杀人事件》（一九八八年十月 祥传社）
这是我的第一部连载作品，原名为“以眨眼干杯”。我参考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的人物形象。由本书改编的电视剧中也出现了大量向《蒂凡尼的早餐》致敬的场景，让我非常高兴。当时的出版界普遍认为以职业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会大受欢迎。此书文库本出版的时候，又改回了原题“以眨眼干杯”。
《浪花少年侦探团》（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讲谈社）
短篇小说《阿忍老师的推理》受到好评，因此我决定把这个故事系列化。我二姐是小学老师，所以取材并不麻烦。我首次尝试把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大阪，但没想到把大阪方言文字化却是个大难题。而且，一用上大阪腔，明明我没那个意思，故事也很自然就变成搞笑风格了。
《十字公馆的小丑》（一九八九年一月 讲谈社）
这书和新本格全无关系，我就是想在《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之后再写写古典推理。但是此书刚一完稿，绫辻行人先生的《十角馆杀人》就出版了，所以这本书特意推迟了一年才面市。尽管如此，此书还是被人误会是新本格热潮的跟风之作。
《沉睡的森林》（一九八九年五月 讲谈社）
我决定挑战一下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于是，就选择了此前一无所知的芭蕾界作为小说主线。一年之内我观看了二十多场演出，正因为如此，芭蕾舞成为我的新兴趣点。然而，在写作期间，一想到要把曾经给予我多方帮助的芭蕾舞团的人们写成坏人，就让我十分不安，迟迟难以下笔。让《毕业》一书中的加贺在这个故事继续出场是我特意安排的小小恶作剧。
《鸟人计划》（一九八九年五月 新潮社）
最初，我只有一个“由犯人自己推理”的构想。后来我决定把这一构想与我非常喜爱的跳台滑雪结合起来，而随着取材的不断深入，我又把重心转移到体育科学这一主题。我还采访了现在在世界杯比赛中十分活跃的葛西纪明选手，那时他才上高一。此外，图表和素描等元素的加入使得此书成为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
《空中杀人现场》（一九八九年八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本书又是基于“让职业女性成为主人公”这一讨巧的想法。我大姐曾经是一名空姐，那么这次就写写这个职业好了。然而，取材期间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最后总算是找到现役空姐打听到了我需要的信息。故事本身还挺有趣的，不过我把主人公的绰号随意取为“小A、小B”这一点确实有图省事的嫌疑，我自己也反省过了。
《布鲁特斯的心脏》（一九八九年十月 光文社）
当时，我正在为是否该区别对待四六型开本的精装书与novels系列书籍而大伤脑筋。最后，我决定即使在novels系列出版，也不改变写法，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写作期间，我回想起自己担任技术员的那段经历，构思出很多桥段。但我又怕把这些写出来会给以前的公司造成困扰，这才是最大的难题。
《委托人的女儿》（一九九○年五月 祥传社）
该书文库本的题目是“侦探俱乐部”。在这本书里，我没有设定肩负推理解谜任务的侦探，而是让掌握事件关键线索的人物成为故事的主人公。书里复杂诡计很多，我自己重读的时候都觉得理解起来颇费脑筋。一开始，我就想用“侦探俱乐部”这个书名，但是不知为什么，被出版社否定了。
《宿命》（一九九○年六月 讲谈社）
那段时间，我很关注脑科学，这是为了给后来出版的那本《变身》收集素材。不过，在大范围阅读与脑科学有关的文献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奠定了本书的基础。但是，让本书人气长盛不衰的却是“永远的对手”这一经典主题吧。
《没有凶手的杀人夜》（一九九○年七月 光文社）
这是一本拼凑起来的短篇集，这些故事并没有共同的主题和人物。但是，本书却比此前出版的任何一部短篇集反响都要好。与书同名的那个故事曾发表在《EQ》杂志上，这篇作品我是先想到了题目，然后才构思了情节。
《假面山庄杀人事件》（一九九○年十二月 德间书店）
本书采用了“密室杀人事件”这一本格推理中的常规题材，然而我把重点放在了如何使空间密闭这一点上。除了大雪或暴风雨，就没有其他手段使山庄变成一个密闭空间了吗？然后，我想到了一个点子。这个点子真的很妙，可是却无人欣赏，书也根本卖不出去。
《变身》（一九九一年一月 讲谈社）
我在坐车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在下车前的十几分钟里我已经想好了这个故事的大体框架。也许正因为如此，虽然还有很多资料要查，但是回想起来并没有感觉非常辛苦。用弗伦的画作为封面是我的梦想，如今梦想得以实现让我很高兴。
《回廊亭杀人事件》（一九九一年七月 光文社）
《假面山庄杀人事件》卖得不好，我想换种方式再挑战一次本格推理。只是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女性，写起来很困难，我甚至想过以后还是不要再把女性设定为主角了吧。
《交通警察之夜》（一九九二年一月 实业之日本社）
我曾经在与汽车制造有关的行业工作过，所以比一般人更加关注交通事故。不管怎么说，在这种企业，要是员工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引发很大麻烦。这本书里的《天使之耳》和《镜子之内》被提名为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的候选作品。在结集成册之后，这本短篇小说集也被提名了。托提名的福，我也得到了“三年连续落选”的奖章一枚。该书文库本出版时，改名为“天使之耳”。
《雪地杀机》（一九九二年三月 讲谈社）
《假面山庄杀人事件》和《回廊亭杀人事件》的销量都不尽如人意，我抱着“胜负在此一举”的想法又写了这一本。那时候，我开始喜欢上戏剧和音乐，本书的灵感就来源于此。我相信这次的诡计肯定会让人大吃一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还有，《交通警察之夜》一书被提名为协会奖候选作品的时候，这本书也被提名为长篇小说部门的候选作品。当然，后来也没能获奖。于是，三年内我的四部作品全部落选。
《美丽的凶器》（一九九二年十月 光文社）
这个故事曾在天山出版社的《小说COTTON》上连载，这个杂志现在已经没有了。该书原名“狼蛛”。一般小说里出现的运动员都是好人，而我想颠覆这种写法。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女子七项全能选手，我以杰西·乔伊娜·柯西为原型塑造了这个人物。
《同级生》（一九九三年二月 祥传社）
我想再写一本自《放学后》之后就没再写过的本格校园推理。然而，作为一个三十四岁的大叔，描写起高中生活来实在有些吃力。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充分展开想象，千万别写那种老掉牙的东西。而且，我也不想只着重于诡计，我希望这本书能揭示社会现实。事实上，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分身》（一九九三年九月 集英社）
《变身》那本书绝对是我的自信之作，结果读者却不买账，所以我想到“分身”这个题目，也有一雪前耻的意思。至于内容，基本上就是由题目生发出来的。本书刚出版的时候，被一帮对生命科学一无所知的人评论为“根本不可能实现！胡说八道！”，对此我真的很生气。不久之后，有个国家就做了这方面的实验，并取得成功。现在人人都觉得这是可能实现的技术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买一本读读吧。
《浪花少年侦探团2》（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讲谈社）
说实话，我不想把这个故事系列化。在上一本的后记里我也提到过我写得很艰苦。可是出版社方面却暗示我“再写本续作吧”，没办法我只好照办。不过，七年后该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由山田玛丽亚主演，所以，现在想想，当初把这本书写出来还真好啊。文库本出版的时候，本书改名为“再见了，阿忍老师”。
《怪人们》（一九九四年二月 光文社）
本书就是各种怪异故事的大荟萃。说到特点的话，就是有几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体验改写而成的。比如，《哥斯达黎加的冷雨》就参考了一个朋友的经历，那次他差点儿就把命丢了。
《从前我死去的家》（一九九四年五月 双叶社）
这本也是我的自信之作，但是却又一次遭到了冷遇。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以怀疑的目光看待评论家。一个还算畅销的作家出了新书，那么对待他的新书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对作家来说，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家长没出息却害得孩子不被认可——我当时曾怀着这样的愧疚向这本书表示了歉意。
《操控彩虹的少年》（一九九四年八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个故事曾在《周刊小说》上连载，但是结集成书却是在两年之后。在推理小说中加入大量科幻元素并非易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效果如何，试着发表出来却得到了意外的好评，真让人喜出望外。我比较喜欢“光乐家”这个设定。
《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一九九五年二月 中央公论社）
爱情，友情，选哪个？我想每个人都曾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吧。当然，人人希望两方面都能取得完美的结果，而如果这时出来碍事的是“记忆”这个东西，那又该如何是好呢？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本书的核心构想，那时，虚拟技术还没有发展到现今的地步，所以怎样制造平行世界是最大的难题，我并不想使用失忆或做梦这种桥段。电脑技术与脑科学的发展为我创造了写出这个故事的可能性。为了在书中引入有关人脑的最前沿研究，我参考了很多科学期刊和论文。学术专著是指望不上的，这种书从写作到出版总是有一定的时间差，很多情况下书出版的时候，里面的信息已经过时了。所以，每当看到那些科学题材的小说后面附上的虚张声势的参考文献中只有一堆学术专著时，我心里总会有点儿小小的鄙视。
《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九九五年三月 集英社）
我觉得写出这样一本书的自己也是傻瓜。本来我只写了三篇题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随笔，但是一经发表却大受好评。于是，我想把这个超级烂校的故事再写五篇左右，结果写着写着就一直连载下去了。我真没想到这些故事结集成书也能大卖，看到本书受到如此众多的读者追捧，实在受宠若惊。而且，要求我写续作的呼声也很高。但是，我以前公司的好朋友却说“绝对不许写”，如今我得优先考虑他们的意愿。顺便提一句，据说母亲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第一次认识到她儿子有多傻。我大姐有个儿子，有一天，我母亲对她说：“男孩子吧，再严加管教也没用。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什么。读了《那时我们是傻瓜》以后我算是明白了。”
《怪笑小说》（一九九五年十月 集英社）
戏剧界有一句话，“让人笑比让人哭更难”，此话也同样适用于小说创作。在“文学”的世界里，这种让人笑的小说基本上不了台面，就连读者也认为写出一本搞笑小说很轻松。而实际上，写短篇推理要容易多了。顺带一提，我个人非常喜欢《献给某位老爷爷的线香》和《动物家庭》这两篇。
《天空之蜂》（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讲谈社）
如果有人问迄今为止我写过的作品中哪本最花心思，大概我会说是这一本吧。有了灵感之后，取材用了三年，写作又用了一年。我去了许多地方，访问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核能发电的相关人士、反对核能发电的人、研究直升飞机的科学家、自卫队、警察等等。取材的难点在于涉及很多不能对外公开的资料，所以基本无法带着编辑进行正大光明、轻松愉快的取材。我在参观了高速增殖反应堆文殊之后，没过几天又以反核能派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反文殊讨论会”。补充一下，书中出现的大型直升机“BIG B”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为了把这个虚构的飞机编得合情合理，我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另外，关于无人直升机救援孩子的方法，也是自卫队空中救援队的队员帮我想出来的。托这本书的福，每年召开核能发电或与能源问题有关的研讨会时，会务方都会邀请我参加。每次我都会不着痕迹地宣传一下这本书，但是它还是卖得不太好，这是怎么回事呢？
《名侦探的守则》（一九九六年二月 讲谈社）
为了搞笑而写的《配角的忧郁》这个短篇小说受到了极大好评，乐晕了头的我又写了《密室宣言》，结果比上一篇还受欢迎。有栖川有栖先生和北村薰先生在一个派对会场还夸赞了这两个短篇，这让我信心大增，接着又写出了好几篇。然而在写第三篇故事的时候，以前一直连载我的作品的杂志却不再约稿了，于是后来的几篇就陆续发表在《小说现代》、《小说现代别册》（即今天的《梅菲斯特》）、《INPOCKET》等杂志之上。本书成为《放学后》之后的又一大热门，但是每次看到总觉得心情有些复杂。
《谁杀了她》（一九九六年六月 讲谈社）
在“猜猜谁是凶手”的小说里，有两个嫌疑人就行了，基于这一观点，我有了这个故事的初步构想。同时，我认为能让读者在阅读中自行推理的小说才叫推理小说。然而，按照一般的写法，读者自己并不能进行推理，这一点我在《名侦探的守则》中也写到了。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这个手法，或者说是决定了使用这个手法。直到该书面世，作者和编辑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到底这个谜题是难还是易呢？反正阅读第一稿的编辑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毒笑小说》（一九九六年七月 集英社）
这本书的理念和《怪笑小说》相同。其中收录的那篇名为“诱拐天国”的短篇小说，本来是打算写成长篇的。之所以突然写成短篇发表，是因为某个短篇连载的企划没能启动，而杂志上又不能留下空白版面的缘故。那个短篇连载的企划一年后又重新开始了。
《恶意》（一九九六年九月 双叶社）
从某一时期起，推理小说中凶手的动机开始受到了重视。作家们绞尽脑汁就为了想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动机来，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只有动机就会杀人吗？还是说，发生命案必须要有大家都认可的动机存在？我在思考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产生了这本书的灵感。直觉告诉我这次要让刑警加贺出场，结果此书真的大获成功。
《名侦探的诅咒》（一九九六年十月 讲谈社文库）
这是为纪念讲谈社文库诞生二十五周年而创作的小说。年初出版的《名侦探的守则》大受好评，所以我想写一部“名侦探系列”的长篇。起初，我打算延续“守则”那种讽刺搞笑的风格，但是随着想法慢慢沉淀，我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读了这部作品都在想，“东野已经脱离本格了吗？”其实并没有这回事。但是，渐渐无法写出本格推理作品也是事实。我早晚都要写出“名侦探系列”第三部《名侦探的使命》，不过具体时间未定。
《侦探伽利略》（一九九八年五月 文艺春秋）
我一直都想运用自己掌握的理科知识写一部小说，这个想法在这本书中实现了。该书提到的科学知识都是已经存在的，不过一般人可能接触比较少。书里说的那些在理论上都可行，而在实践上是否可行我没有验证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验证的话就必须得杀人。学文科的人可能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而就算是学理科的可能也不太了解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乐趣。
《秘密》（一九九八年九月 文艺春秋）
该书的基本构想产生于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我曾经读到一本书，里面写到在一场伤亡惨重的事故中，有个年幼的孩子获得了身旁死去的人的记忆。这个情节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最先想到的是，如果恋人的魂魄附在小女孩身上，那么滚床单的事应该如何解决呢？后来我把这个珍藏已久的想法写成短篇发表出来。那时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但是我很想把这个短篇发展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和几个出版社谈了这件事，文艺春秋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作品完成的时候，我的确对它的销量有所期待，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居然卖得如此之好。这部作品后来被搬上荧屏，这对我来说也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我想这就是老天爷对我兢兢业业努力写作的褒奖吧。
《我杀了他》（一九九九年二月 讲谈社）
不用多说，大家也能看出来这本延续了《谁杀了她》的模式，只是这次嫌疑人增加到了三名，三人从三个视角以第一人称讲述事情的经过。在《梅菲斯特》上连载的时候，为了消除连载与单行本在阅读体验上的差异，我花了不少工夫。我找人事先阅读文稿，听了他们的感想后再着手修改。与此同时，网上有关本书的推理论战也愈演愈烈，作为作者，我实在非常高兴。然而，至今都没人提出愿意写写这种类型的小说。我想，这种手法要是成为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就好了，不过似乎推广起来还是有困难的。同系列的第三本书我也有想法了，名字就叫“你杀了人”，至于是不是继续沿用这本书的形式，我还没有想好。
《白夜行》（一九九九年八月 集英社）
我想写一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这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犯罪小说。另外，我打算只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描写，至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则只能依靠想象。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相只有读者才清楚，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架构。在《小说SUBARU》上连载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我采用的是短篇连作的形式，连载的第一回相当于本书的第二章。那个时候，我必须定下尚未写成的第一章的基调，把后面的故事都当成一个衔接紧密的长篇小说来写。仔细想想，这也太难了。结果如何暂且不论，但是这本书确实是我下了很大工夫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里并没有出现“心理创伤”这个表达，我也根本不想写一本只用这样一个简单词汇就能概括的小说。但是，自以为是的评论实在太多，我只能闭口不语。
《再一个谎言》（二○○○年四月 讲谈社）
这是“加贺恭一郎”系列的第一部短篇集。这些故事都是从凶手或者刻意隐瞒真相的人的视角进行叙述的，而加贺就是他们的敌人。但是，我不想写成像《神探科伦坡》或《古畑任三郎》那种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事件真相的推理作品。话说回来，我写《毕业》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这么折腾加贺。现在他是在练马署的警局工作，不过我觉得也该给他换个地方了。
《预知梦》（二○○○年六月 文艺春秋）
这是“侦探伽利略”系列的第二部。前一本里涉及很多专业工具，也许会让不少读者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这本书的重点完全放在了“揭示神秘现象”上。相应的，主人公运用理科知识解谜的部分减少了，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也不太清楚。话说，上一本和这一本出版之后都赶上电视剧《圈套》热播，对此我只能苦笑。我并不认为别人抄袭了我的点子，物理学家揭示神秘现象内幕本来就很常见嘛。
《单恋》（二○○一年三月 文艺春秋）
《秘密》一书里写到了母亲的灵魂附在女儿体内，这种外表与内在的差异让丈夫十分困惑。我在想象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会怎样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性别认知障碍这一问题。我不想草率处理这个题材，于是我深入思考了男女性别差异等诸多问题，还走访了完成日本第一例变性手术的埼玉医大附属医院。在执笔过程中我逐渐形成的关于性别的看法至今未曾改变。正因为如此，每当看到电视节目上一些名人由于无知而信口开河说出一些错误的观点时，总是气得要死。不过算了，自己生闷气也无济于事。还有，虽然我在几个访谈中都提到过，但是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这部作品的氛围借鉴了SMAP的歌曲《夜空的彼端》。
《超·杀人事件》（二○○一年六月 新潮社）
最早写成的是那篇《超理科杀人事件》，我看到有些作家在作品中照搬照抄大段大段的理科资料，所以就想写这么一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受欢迎，于是我又写了《税金对策杀人事件》、《超高龄化社会杀人事件》等等。虽然每个题目里都有“杀人事件”，但是其实故事本身一点儿推理元素都没有。尽管如此，在某次对谈中，有位评论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算是讽刺文坛之怪现象，也不用非得写成推理小说。”根本没读过就胡评一气，这种人真应该买一台“书评机器”。
《湖边凶杀案》（二○○二年三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是一本未经连载就直接出版的新作，但是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我曾经连载过一部名为“不要再去杀人森林”的失败之作，我认为这样的故事绝对出不了书，所以干脆就重写了一遍。说实在的，这事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可是我对这部小说的内容相当中意，于是也就得意地认为自己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局。
《时生》（二○○二年七月 讲谈社）
我想写个傻瓜男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公宫本拓实就是个地道的傻瓜。写傻瓜的故事让我觉得很开心，也许是自己内心深处许多封印被解开的缘故吧。本书写到了时间旅行这个题材。很久以前，我就深入思考过“时间悖论”的问题，我想写一本书，里面的主人公不是时间旅行者本人，而是他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成功。文库本出版的时候，“时生”两个字的写法从片假名改为了汉字。
《绑架游戏》（二○○二年十一月 光文社）
这是我首次尝试绑架题材。其实以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这一题材，其中也不乏名作，但是绝大多数都把重点放在罪犯与警察之间的博弈上。如果只从罪犯的视角进行描写会怎样呢？于是我有了这本书的灵感。小说的主要设定就是“一个装腔作势的男人在高层建筑里喝着啤酒，只凭借一部手机索取赎金”。二○○三年，本书被改编成电影《[email protected]》。藤木直人先生那副装腔作势的扮相真的很不错。我也在电影中露面了，但却很少有人发觉，一定是出场时间太短暂的缘故吧。顺便说一下，这部小说在杂志《Gainer》上连载的时候，题目叫“青春的死亡面具”。这个题目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想到书名还是应该体现内容才对，所以就改成“绑架游戏”了。
《信》（二○○三年三月 每日新闻社）
一家人里出来一个罪犯该是怎样的悲剧啊，我就是想写写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要在报纸的周日版连载，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写残忍的场面和复杂的诡计。我想详细描写一个孤单的弟弟看了服刑中的兄长的来信后会产生怎样的想法，会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结果，写到最后，这本书已经不是推理小说了，不过这样也好，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打碎那种表面的善意与虚伪的道德。不能因为别人的家庭成员里有个罪犯就歧视人家——这是不现实的，人们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要是我女儿的恋人是个罪犯的弟弟的话，我是绝不会允许他们结婚的。
《我是冷面老师》（二○○三年五月 集英社文库）
有个儿童杂志找我约稿，我想这也是作家之路上必须经历的一步，于是就接受了。其实，我对这项工作真没多大兴趣。要设置怎样的情节，要如何控制难度，这些我心里全没谱。而且，我也不觉得现在的孩子喜欢读小说，所以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反正这个连载肯定不会受欢迎的。然而，万万没想到，第二年这个杂志又来找我约稿了，也许是小读者喜欢主人公冷静的性格吧。顺便说一下，这本书里《幽灵打来的电话》一篇被收入了某个出版社出的一本选集之中，但是并未事先得到我的许可，我嫌麻烦没起诉他们就是了。
《杀人之门》（二○○三年八月 角川书店）
杀人是什么滋味呢？大多数人都想过这个问题吧。我想写一个故事，那里面的主人公从小就抱有杀人的念头，长大后也一直被这个念头掌控。在《白夜行》里，我只是客观描写了主人公的行为，而在这部作品中，我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直接展现了主人公扭曲的内心世界。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对主人公喊出“还磨蹭什么！快杀了他呀！”，那么作为作者，我将感到无上的满足。
《幻夜》（二○○四年一月 集英社）
这是很难评价的一部作品。若是被问及本书与《白夜行》的联系，现在我也无法给出回答。这个故事开篇就写到了阪神大地震，我担心这会不会触及受灾民众的心理创伤。我在公司工作的经历以及父亲的工作经历都对写作此书很有帮助。另外，参加陶艺课程学到的东西也十分有用。
《挑战？》（二○○四年五月 实业之日本社）
我对滑雪运动有着狂热的喜爱，这一兴趣无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展现出来，这让我很是遗憾，于是我决定写一组与滑雪有关的随笔在杂志上连载。然而，滑雪的话题渐渐说完了，所以只好又写了不少与滑雪无关的文章充数。
《彷徨之刃》（二○○四年十二月 朝日新闻社）
复仇是违法的，然而这个世上有些事让人忍不住想要认同这种复仇的举动。警察要逮捕试图复仇的人，但他们真实的心声又是如何呢？这个想法成为写作本书的契机。小说中涉及少年法，但是我总觉得不光是少年法，现今的法律都对犯罪者保护得过多了。
《黑笑小说》（二○○五年四月 集英社）
这是继《怪笑小说》、《毒笑小说》之后，“笑之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在我看来，这也是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书里涉及了很多文坛八卦，编辑也曾再三提醒我要悠着点儿写，别爆料太多。顺便提一句，本书单行本的封面上正是作者本人和编辑们，地点在市内某烤串店里。据说那位店主做梦也没想到自家店面的照片竟然被用于此种用途。可是，并没有对店家起到任何宣传作用，真是抱歉。
《嫌疑人X的献身》（二○○五年八月 文艺春秋）
这本书为我带来许多荣誉。它甚至还引发了一场本格与非本格的论战，我个人认为这也算该书为我带来的荣誉之一。我觉得，一本书是否属于本格推理，应交给读者决定，不同的读者自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觉得推理小说中人物是为诡计服务的，而事实上正相反，我通常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诡计，这样做更容易想出好点子。
《科学？》（二○○五年十二月 角川文库）
一部随笔集里所有文章都以科学为主题，这对我来说实为不易。纠结到最后，我在这本书里塞进了不少诸如职业棒球、恋爱问题、少子化对策等等基本上与科学无关的话题。书名里的那个问号与《挑战？》里的那个问号一样，都是我缺乏自信的表现。
《梦回都灵》（二○○六年五月 光文社）
我一直都喜欢各种冬季运动，所以也希望能去冬奥会观战。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看到了很多比赛。可是，如果只写一本观赛记录，那就太无聊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写一本幻想小说。如果大家不明白我的意思，那就去看书吧。
《红手指》（二○○六年七月 讲谈社）
人到了这个岁数，和朋友们聊天的话题也与年轻时代有所不同了——中年人凑在一起都会多少抱怨几句照料父母的种种辛劳吧。写这本小说根本没有四处取材的必要，只要听听自己周围的人怎么说就行了。不，其实不用听，我也能在书里表达出他们的苦衷。我大姐读完本书后，是流着泪给我打电话的。
《使命与心的极限》（二○○六年十二月 新潮社）
我母亲饱受大动脉瘤和癌症的折磨，最后撒手人寰。医生对这两种病症束手无策，而我对他们却全无不满。在母亲去世前的这两年里，他们尽心尽力地为母亲诊治，对于他们的付出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那时学到的知识。不过，对于医学领域，我还是知之甚少，医学推理我写不了，但是却想写写对于医疗行业的希冀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