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产生梦魇的标本
如上所述，731部队里有“研究病理”（冈本、石川班）、“研究药理”（草味班）、“研究冻伤”（吉村班)等课题的研究组。
问题在于这种课题研究组的内幕。
据原部队人员作出的证词，例如“研究药理”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研究各种药物（毒物）对人体的影响以及解毒的方法。
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医学界研究剧毒药物对生物的危害，最多只使用植物或小动物来做实验材料。
可是731部队却使用了“马鲁太”。送入特设监狱的“马鲁太”，多数是因反日抗战而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而且是经审讯、拷打以后，巳经被决定要被枪毙或处以绞刑的人。不执行死刑，而强使他们遭受成为“马鲁太”的命运，也就是在活体实验的名义下执行死刑。
读者也许还记得战争结束不久的1948年1月26日曾发生过一个“帝银事件”：在东京丰岛区长崎一丁目33番地的帝国银行推名町支店里，有16名银行职员在一个自称“来自东京都防疫部门的人员”逼迫下服毒，其中12人当即死亡，16.4万日元现金和面额为1.7万日元的支票被抢走。当时的一名幸存者说，制造这一事件的犯人是一名“年约四十五六岁，身高五尺二寸左右，瘦小的光头。作为医生来说，罪犯又显得有些粗鲁。”
这一事件具有几个特点：
首先，犯罪使用的毒物是“氰酸化合物”（而不是氰酸鉀），罪犯使用的吸管（玻璃制的医疗用具，用以正确测定剧毒等液量）以及医药箱都是旧日军部分研究所进行细菌实验用的特殊用具。
其次，从犯罪前后的行为看，罪犯对“氰酸化合物”及它的“解毒药”似乎有着丰富的知识。
第三，据判断，罪犯在灌毒药的方法方面有非同一般的经验。
过去几位学者都指出，这里所谓旧日军部分研究所，就是指满洲731部队。
这次我所接触的原部队人员一致做出证词说：“帝银事件发生后，马上有刑事警察来查问过。”“我被叫到警察署去，让我看模拟照片”，他们问我“你知道名叫XX的人吗？”有不少原部队人员被拘留了很长的时间。帝银事件的真正罪犯究竟是不是战后33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在狱中呻吟的平泽贞通呢？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具体的材料，也没有说明的义务。
我想说明的是许多搜查人员从帝银事件中使用过的毒物、吸管、罪犯的行动以及年龄和容貌等各方面，对原部队人员一个个地进行调查的这一事实。当时有一个受到刑事警察盘问的原部队人员（中尉）说，他们一见面，刑事警察们就说：“噢，真像，和帝银事件的罪犯长得一模一样。”
原部队队员聚在一起时，至今还在说：“制造帝银事件的真正罪犯并非平泽。无论从手法或使用的毒物来看，肯定是731部队的家伙。”（战后原部队人员让部队长石井四郎任顾问，有时悄悄地召集秘密聚会，这一事实将在后面加以介绍）
搜查当局以原731部队的“研究药理”班人员为中心，一个个地对原部队人员进行调查，自有一定的道理。
731部队为了研究杀人用的氰酸化合物及其解毒药，使用了许多“马鲁太”。
并非单纯研究毒药和制造解毒药品，而是为了确认制造出来的毒药的效果。他们以“马鲁太”为对象，详细地研究了它的最低致死量以及旨在谋杀的“灌毒方法”。
让我写一下731部队对关押中的“马鲁太”进行残酷实验的一个小故事吧！
731部队里有一个擅长于画日本画的人，他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原来是一个描绘加贺友禅底图的画师。
在战时“奢侈就是敌人”的口号流行的时代，一些名流妇女特地将做礼服用的和服袖子剪掉，然后报纸大量予以报道。订做友禅染和服的人显著减少。画师们逐渐失业或觉得前途无望而转业。
画师就请求军队给自己安排一个能够发挥绘画才能的职业。经过军队文职职员的考试，他被录取后分配到满洲731部队。那是1942年1月的事儿。他到总部报到任职时，那里的人在了解他的履历以后问道：“能制图吗？”
当时部队绘制的地图、建筑物略图等许多图纸都是用钢笔画成的。可是，他一直描绘加贺友禅图，却从未拿过钢笔进行工作。画师描绘加贺友禅底画的本事，是利用几支细毛笔描成图案。
“我虽然没有用过钢笔和鸭嘴笔，但是只要有细毛笔，总能设法描出图来！”他回答道。
人事部门的人听后十分感兴趣，说这倒很有趣，画画看吧！于是拿出一张地图放在他的面前，看看他能否用细毛笔照样画出来。
他在一张很结实的日本纸上仔细地挥动着细毛笔开始绘制地图。绘制道路、河流的细微变化，标出散布在旱田和丘陵中间的村子等，确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作业，但是运用绘友禅底图的纤细技术，并不难完成。他手中的细毛笔尖自由自在地描绘出了线条又画制了一幅地图。地图和文字约花了三个多小时。部队里有专门编制地图的人。当时在兵要地志班的部门里有一名叫做T的能干的绘图员。他画的地图，被送到兵要地志班T绘图员那里。绘图员看到这幅仅使用细毛笔，而没有使用其他制图辅助工具而巧妙地画成的地图以后，感到非常惊讶：“唔……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用毛笔画成的地图，真不错！”
据说，T拿着那张地图到处给别人看。一位有绘画才能、技术高超的人参加了731部队，这个消息不久传到了部队领导人的耳中。
他逐渐习惯了731部队的工作。一天，他接到了领导的传呼。命令的内容是“拿着画笔、绘画工具到吉村班报到”。
吉村班是一个主要研究冻伤的课题研究组。该班的冻伤实脸主要在冬季（11月-翌年3月）进行。哈尔滨的冬天是很冷的，夜间气温常常降至零下40度以下。晚上十一二点，吉村班把“马鲁太”带到特别处置室，把他们的手脚泡在装满冷水的桶里，人为地制造冻伤。
把手脚泡过水的“马鲁太”带到户外，让他们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室外，经过一定的时间，造成冻伤。他们估计已经发生了冻伤，就把“马鲁太”带回室内，进行“治疗”。当时，在侵略中国东北地方的关东军士兵中，不少人由于在极寒地带作战而患冻疮。731部队为了研究冻伤原理和改进治疗方法，一直在加紧搜集有关极寒条件下细菌感染途径等资料。这位画师带着绘画工具去报到是白天，几个小时以后，他面色铁青，带着一幅十分憔悴的面容回到了自己所属的某班，他的腋下夹着十几张已经画好了的画。他坐下来，在桌子上打开了画。这是极为残酷的彩色画。任何人看后都会情不自禁把头扭过去，不忍看下去。
这是些十分残酷而又令人讨厌的画。不，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在用墨画的素描之上，又用作日本画所用的工具加上淡淡色彩的写生。画的是“马鲁太”严重冻伤的手脚。
在严寒中，只要把冷水泡过的手脚一放在室外，眼看着就会发生冻伤。室外气温-40°C，“马鲁太”外露的皮肤开始时由于贫血，变白，接着由于淤血由红变成紫色，在肿胀的皮肤上产生水泡，然后破裂发生溃烂，变成紫黑色，肌肉组织坏死。冷水浸泡过的皮肤在极寒条件下外露，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从轻度冻伤发展成完全冻伤。
吉村班人员为了确认是否巳经完全冻伤，用四棱木棍毒打“马鲁太”的手脚。打下去，如果还有“痛”的感觉，那么，就证明尚未完全冻伤。完全冻伤是坏疽性冻伤。病患部位变成坏疽，肌肉组织全部坏死，皮肤呈暗黑色，并脱落开来。吉村班确认已经完全冻伤之后，把“马魯太”带进屋内。
这时，再给巳冻伤的“马鲁太”进行治疗。把他们的四肢放在低温水中浸泡，逐步提高水温。有时，突然把他们的四肢放进15°C的温水中，看“马鲁太”的冻伤会有什么反应；有时，在保持水温不变情况下，观察轻度冻伤与严重冻伤的患部又都会怎样，研究治疗时水温与冻伤程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变换着外部条件，彻底地进行实验。
“吉村班实验的目的并非给‘马鲁太’进行治疗，而是为了搜集用什么方法才能准确地测定皮肤表面的温度、细胞变成坏死状态所需的时间以及整个过程等有关资料。……把‘马魯太’的手脚泡在温水中，也是为了寻找治疗冻伤最适当的水温以及泡入温水中的时间幅度等。……但是，一旦‘马魯太’完全冻伤的四肢突然泡入热水之中，那部分的整个肌肉组织就会一下子全部脱落掉……露出白骨来，尔后只能锯掉四肢，否则，‘马鲁太’是无法活命的”，一个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绘画师描绘下来的正是这些“马魯太”变了形、坏死了的四肢。
有一张画上画着“马鲁太”的双手，从指关节到指尖的肉巳经完全烂掉。另一张画上描绘的是“马鲁太”的两只脚，巳没有踝骨以下部分。还有一张画上，从脚膀子到大腿都露出了白骨。还有的画上画的四肢像海豹一样短。发生水泡时冻伤的画，描绘着肌肉组织逐步变成紫黑色过程。他根据命令描绘的彩色画，就是冻伤实验的记录。当时，吉村班对利用“马鲁太”进行的冻伤实验都细致地拍了照片，收入了黑白胶卷中，还拍了记录影片。但是，这些实验记录中惟一的缺点是“没有颜色”。当时也没有研究出彩色胶卷，拍摄的照片，除了事后着色之外，没有办法制作出“有颜色的照片来”。所以，吉村班才看中了他的绘画才能。他运用描绘友禅染底图锻炼出来的技术和眼光，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对“马鲁太”的某些部分的写生，并再现在画册上，使之成为一张彩色画。它是彩色胶卷的代用品。过去用来描绘美丽的友禅染底图——设计装饰姑娘们的和服长袖盛装的设计技术，现在被用来记录残酷的实验。他的内心是否痛苦，对吉村班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们需要的是原封不动地再现那些腐烂了的“马鲁太”手脚的彩色画，需要的是描绘那些东西的绘画天才。
从那以后，他多次接到“带着绘画工具前来报到”的传呼。同事们看到，每次他离开时面部表情总是变得慌慌张张。他变得沉默起来。不久，传呼他的不仅是吉村班了。
他陷入了不得不描绘使用“马鲁太”进行的各种细菌实验结果的处境。对他提出的要求是局部彩色写生。他很想知道那个“局部”究竟进行了什么样的实验？在近距离写生是否会有什么感染的危险？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他在战争结束复员之后，从未参加过原部队人员的聚会。每当他得知举行这种聚会时，他就嘟哝着：“真是多余……在731部队里留下的都是令人讨厌的记忆，没有任何一件事值得原部队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行回忆的。”旧战友中知道他住处的人也极少。
吉村班当时的负责人吉村寿人于1982年11月4日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做了如下的回答：
问：据揭露，你们利用冷冻装置进行过冻伤的活体实验。
答：当时还没有那种装置。为了推行对苏战略，曾研究防寒用具能否经受住零下70°C低温的问题。为此，制造了冷冻装置。由于器材来的太晚，快到战争结束时才开始试用。可是，由于苏联参战而把它炸毁了。恐怕你们是从少年兵那里听到这些话的吧！
问：听说你们按民族分别进行过预防冻伤研究。
答：把中指放在冰水里研究其反应的方法称作摆动反应（Hunting)。这是今天也使用的一种方法。当时根据关东军的调查，不到-4°C，不会发生冻伤。因此，我们在0°C的条件下进行实验。而且并非利用“马鲁太”来进行的，而是在当地人的合作下进行研究的，并非活体实验。我尽量不接近看管“马鲁太”的特别班。后来我也进行过冻伤治疗研究，是让我的部下军医中尉进行的。虽说他提出过报告，但是我没怎么过问。他干了些什么，我不太知道。
问：利用婴儿进行过预防冻伤研究是事实吗？
答：1972年，这件事在学术会议上成为问题，曾对一起进行研究的技师（1973年去世）进行过质询。他写信回答说：“使用了自己的婴儿。”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封信。当时认为生命轻如鸿毛，能够帮助军队是一种荣誉。利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并不成为问题。詹纳（Jenner)首次种痘不也是在自己儿子身上进行的吗？
问：你为什么进入石井部队？
答：大学的恩师说：“你去满洲吧！”我曾表示拒绝。但他说，如果不去就开除你。
问：虽说你本身没有进行活体实验，但你不是仍负有对部下的监督责任吗？
答：也许负有监督责任。但是，既然已参加军队，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就是这位吉村曾就自己进行冻伤实验问题发表过学术论文。关于这件事，追查731部队干部战后足迹的高杉晋吾先生写的《追查石井细菌部队残存干部》论文中有详细的记载。让我们从中引用部分的内容。
这篇论文是吉村寿人战后发表在日本生理学会的英文刊物《日本生理学季刊》上的，是一篇关于寒冷生理学的论文。
正像前面提到过的渡边在M报纸发表的那样，吉村对别的民族（包括中国人、满洲的蒙古人和鄂伦春人）进行过冷冻实验，同样也对100多名旅满日本学生（18岁至28岁）和中国苦力（对劳工的蔑称）进行过活体实验。为对不同年龄层的差别进行调查，对7岁至14岁的中国小学生也进行过活体实验。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他还进行过把出生第三天、一个月、和六个月的婴儿的中指放进冷冻水中浸泡30分钟的活体实验。
读者一看就明白，这些实验并非志愿者乐意进行的。出生第三天的婴儿绝不可能乐意把自己的手指提供给他们做冷冻实验。更何况一般家庭的父母是不会乐意把出生才三天的婴儿供做冷冻实验的。把手指浸泡在冷水中30分钟，婴儿一定会声嘶力竭地哭叫。
由于这种情况，只有在密室中专门修造一个能够强制婴儿进行实验的设施，才有可能。当然这种实验只有在731部队的设施里才能进行。
对我来说，这种情况虽是十分凄惨的，但是那些接受这种论文的日本学者的感觉才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记录中，有许多证人证实了吉村进行的冻伤研究。现将其中部分证词引用如下。
首先引用原731部队教习生古都证人的供述：
问：731部队内是否进行过冻伤实验？
答：是的。我见过这种实验。
问：这种实验是在哪位研究员指导下进行的？
答：吉村研究员。
问：你谈一下活体冷冻实验的有关情况。
答：每年在全年最寒冷的月份——11月、12月、1月和2月，在部队内进行。这种实验的方法如下：在夜晚11时左右把被实验者带到极寒的户外，让他们把双手放入装有冷水的桶内，然后把手拿出来，让他们双手湿淋淋地长时间站在寒风中。有时也这样做：虽然穿着衣服，但却赤着脚，然后带到户外，在夜间最冷的时候，让他站在寒风中。
这些人冻伤以后，再带进室内，让他们把脚放进5°C左右的温水中，然后逐步升高水温。就是利用这种方法研究冻伤的治疗方法。我没有直接看到被实验者被带进室内以后的实验情况。我值夜班时，只看到把他们带到户外进行冻伤时的情景。让他们把双手放到水中进行室内的实验，是听目睹者讲的。（以下从略）
下面是原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中佐的供述：
问：关于部队内进行过冻伤实验，你知道些什么？
答：听吉村研究员说，在严寒的条件下，把他们从监狱中带出来，空手站立，然后用人造风（电扇）吹，使手冻伤。然后用一支小棍不断敲打冻伤的手，直到能够听到像敲打小板时的声音为止。
下面是原731部队内宪兵的供述：
“（前略）我经过监狱实验室时，看到有5名中国人坐在长椅子上。他们中有两人没有手指，双手都变黑了，有三个人的手已露出了白骨。虽说还有手指，但只剩下骨头了。听吉村说，这些都是对他们进行冻伤实验的结果。（以下从略）
731部队“口”字楼内设有一条秘密的地下道。这条地下道同关押“马鲁太”的特设监狱7号楼和8号楼相连，由“口”字楼一层西北角开始，向前直走，向左拐，沿着一个没有扶手的混凝土楼梯走下去，就是它的“入口”。
没有扶手的楼梯往下走，右拐弯约走半分钟，有地下通道，再顺混凝土楼梯往上走，这上行的楼梯也没有扶手。在楼梯口有一个向外开的铁门。这里就是地下道的“出口”。
“出口”是一间混凝土的大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特大的聚集型照明灯（相当于今天的无影灯）。下面设有一个铁制的手术台，乍一看，似乎像大学附属医院里的一间手术室，但是不同的是，除铁床（手术台）之外，找不到一件类似医疗器械的东西，而仅仅放着几个水桶和装有福尔马林液的供装标本用的大型玻璃容器。
这里就是731部队的解剖室。这座解剖室仅仅在靠近天花板的墙壁上开有一个采光用的小窗，它设于距“口”字楼的各个研究室——课题研究组最近的地方。
打开通往解剖室的大门，长廊的一侧就是负责研究鼠疫的高桥班的各个研究室。沿这条长廊走，一会儿就可以走到同纵贯“口”字楼内的中央走廊交叉的地方。交叉部分很陡，整个尽头部分呈逆坡状态，好像刨掉了一块似的（像山上的陡壁似地向前突出起来）。
这种设有逆坡的走廊结构，是731部队独特的设计，部队里的人员称此为“鼠回头”。
所谓“鼠回头”是怎么一回事呢？前面已经谈到，“口”字楼一层沿着长方形走廊的整个层就是第四部属下柄泽班的细菌工厂。这个工厂在高桥班——繁殖利用鼠疫菌污染的鼠疫跳蚤的地方附近。
繁殖鼠疫跳蚤，需要使用大量的老鼠。首先给老鼠注射鼠疫菌，将一二只老鼠固定在石油罐中，使之处于无法活动的状态，然后放入跳蚤，让它吸老鼠身上的血。直到剩下骨头为止，同时进行繁殖。
跳蚤吸了已经染有鼠疫菌的老鼠血，保持老鼠的体温，在黑暗中，跳蚤就会拼命地繁殖。
731部队中约有4500个这种饲育鼠疫跳蚤的器具，在两个多月中，可以“制造”几十公斤的鼠疫跳蚤，不是一千或一万只，而是几十公斤的鼠疫跳蚤。
假定是50公斤跳蚤的话，据专家的计算，其数量就会有几千万只之多。这是一套在两个多月内就能生产大量鼠疫跳蚤的设备。
写到这里，修建高桥班各研究室前的走廊尽头的“鼠回头”，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万一发生事故，这些经过鼠疫菌注射的研究用老鼠，从高桥班研究室里逃出来，即使穿过走廊，也必定会被逆坡的陡壁所阻拦，而无法再向前逃走。“鼠回头”的名字也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解剖室的大门走出来，一直向前走，走到同中央走廊交叉处“向左拐，走到最深处就是笠原班（研究病毒）研究室。从解剖室走到那里仅需几分钟的时间。
如果按相反的方向向右拐，沿楼梯向上走，就来到”口“字楼二层。在二层楼上，是拥有功率极大的冷冻室和保温室的吉村班研究室，以及凑班（研究霍乱），冈本班、石川班（均研究病理）。还有江岛班（研究赤痢）、太田班（研究炭疽）以及内海班（研究血清）。
从解剖室到二楼的这些研究室步行只需几分钟的时间。
解剖室通过秘密的地下通道同关押”马鲁太“的特设监狱相连，而且距各研究室很近。
设有铁制手术台的这间房子，就是731部队对”马鲁太“秘密进行活体解剖的地方。
据说从1939年731部队进驻平房附近的新设军事区后直到1945年夏季这支部队垮台为止，六年期间，通过这个秘密地下道送入解剖室的活”马鲁太“就有数百名。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调查时，高级队员冈本供称1945年解剖的”马鲁太“约在1000人以下。
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未能弄清731部队所进行的无数活体解剖（据部分原部队人员说，刚死的人称“战死前解剖”——从法律上说，死体还有体温，不认为是尸体，解剖这种尸体，不是尸体解剖，而是称活体解剖）的真相。
这是由于受审的部队人员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事实，包庇他们头目的缘故。
从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记录中，到处可以看到被告人为隐蔽或缩小事实而费尽心机的措词。也就是说，被告人敏感地察知了苏军当局的审讯意图和审讯的锋芒，然后在回答审讯中反复地供述已经暴露出来的犯罪行为，始终采取了一种“没有问到的事情，一句也不讲”的态度。
因此，在哈巴罗夫斯克所记录的“公审文件”本身，虽然是日本陆军进行细菌战犯罪行为的详细记录，但是却又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即把731部队的全部所作所为只限定于“公审文件”上所列的事实来认识。
资料、文件以及出版文件，都是利用铅字印刷的，从这些东西中，读者容易产生对铅字的“迷信”，但是为了揭露731部队的真相，仅靠涉猎印刷资料或硬搬已经提到了的事实，是不充分的。依靠那么一点证据就会陷入一种玄学式的表面调查研究之中。那只不过是现成资料的堆积而巳。继承、扩大现成资料的错误，也是有危险的。
山田清三郎写的《细菌战军事审判》和岛村撰写的《三千人的活体实验》，作为记录来说，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们虽然根据的是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的“公审记录”，但还通过笔者亲自的调查进行了证实。
上面提到的“口”字楼二、三层的各个班都利用设于部队一角的解剖室。
我在前面谈到“马鲁太”时曾写道：“马鲁太”是“按编号……作为731部队各班所有物分配的，成了他们根据不同研究目的进行活体实验的”材料“。
“马鲁太”为什么必须“作为各班的所有物分配”呢？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解剖室里的活体解剖。
从活着的人身上釆集新鲜的“标本”时，必须事先确定这些标本是哪个班的“所有物”。
据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在实际进行活体解剖时，解剖“马鲁太”人体的执刀和进行实验的权利，属于拥有这个“马鲁太”的那个班。执刀解剖和进行实验完毕以后，人体的内脏，根据各研究班的要求进行分配。
他们事先把解剖活体和进行实验的计划通知各个研究班。“解剖以后把小肠和胰交A班”，“B班要脑子”，“C班要心脏”……从那时起就开始进行预约。这是对被活生生地解剖了的人体部件的“预先订货”。
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大致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釆集标本。人患传染病时，心脏是否会肥大？肝脏是否会变色？感染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如何？在人活着的时候，查明各个部分的变化情况，解剖活体是最“理想的”方法。
并不只是采集感染疾病的标本，活体解剖的价值在于可以研究“马鲁太”服用一种药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此有关的内脏发生的各种变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给“马鲁太”“注射”了人们想得到相关结果的一切物质。从“马鲁太”的静脉注射进空气，观察身体的各种器官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窒息的？部队人员虽然知道注射空气会导致人的死亡，但是他们对更加详细的经过抱有兴趣。
他们还把“马鲁太”倒吊起来，进行实验，看看多少小时多少分钟死亡，身体各个部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把“马鲁太”放入一个巨大的离心分离器内反复进行高速旋转实验，直到“马鲁太”死亡为止。
把尿、马血注入肾脏，人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反应呢？他们用猴血、马血和人血进行交替的实验。究竟能从“马鲁太”身上抽出多少血液呢？他们利用针管进行过多次抽血实验。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榨取。
把大量的烟送入人肺中会怎么样？如果以毒气来代替烟，又会怎么样？毒气或糜烂性气体进入人的胃，会出现何种变化呢？
试用这种药物，不，使用那种物质时……那些平时甚至连念头本身都认为是一种邪念而禁忌的事情，在731部队里却满不在乎地付诸实施。利用X光射线长时间照射破坏肝脏，也是活体实验的内容之一。据说，也包括一些在医学界是早巳判明的毫无意义的实验。
解剖活体的手术刀，主要由研究班里具有助手资格的人（雇员）掌握……采集标本的想法，由班长一级提出。各班的班长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或医生。只对特别有兴趣的“马鲁太”，他们才直接动手。通常绝不玷污自己的手。一切事情都让部下来干。各班人员对活体解剖丝毫没有罪恶感，毋宁说各班里充满了一种这次能够采集到何种标本的期待气氛。
这是原部队人员做出的证词。经过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的“马鲁太”，一小时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好的活标本”。
据原部队人员说，在这种解剖活体“实验”中，他们曾经接受过哈尔滨医科大学日本人教授和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大学的“委托研究”。
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虽然是只有很少几次，但是，大学教授也曾来过731部队。每次都戒备森严，下车时都是把教授的眼睛严严地蒙起来，进入大楼以后才取掉蒙眼布。
有一次，前往哈尔滨外游的“皇族人士”悄悄地来到了731部队，石井四郎部队长根据“无关东军司令官的许可，严禁任何人入内”的规定，让这位“皇族人士”在大门外等了很久，说了一番好话之后，才领他参观了设施。这段小插曲在有关人员中是人人皆知的。
石井四郎队长（军医中将）认为解剖活体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实验”，并把它作为对此有兴趣的日本医学人员参加部队的“诱饵”，不少教授既是731部队人员，又在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里教书。
“某有名国立大学的教授在战后日本医学上做过许多疑难的手术，博得高名，获得了政府的勋章……这位先生怎么掌握如此高明的外科手术技术的呢？如果那么难的手术遭到失败是不得了的！难道那位先生没有失败过吗？不，他的手术有过几十次失败的经验，……他在什么地方积累这些经验的呢？都是在731部队！”
在关西，我见到了原部队的一个队员，他说，以“马鲁太”为对象进行过多次疑难手术的“实验”。
“马鲁太”——是人，又并非是人。因为每个“马鲁太”都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的管理卡片。当“马鲁太”被“消费”掉之后，就把他的编号改用在新“进货”的“马鲁太”身上。
但是，被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并非都是“反日分子”。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个原部队人员当时目睹的一个实例吧！
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把一个中国的少年带进了解剖室。据原部队人员说，这个少年并非“马鲁太”，估计可能是从哪里拐骗来的，详情不得而知。这个少年仿佛已经绝望，蹲在解剖室的角落里。站在解剖台周围的十几个身着白色上衣的队员，只露出经过消毒的双手。有一个人说了句简短的话，命令这个少年爬上解剖台。
中国少年按照命令脱光了上身，躺在解剖台上。这位少年还不知道自己身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脱掉他的裤子。少年生殖器周围还没有长毛，也许中国东北地区的人体毛较少，从生殖器和其周围的情况来推测，这位少年年龄约为十二三岁。
他们首先把浸透了哥罗仿（麻醉药）的脱脂棉捂在那个躺着的中国少年的嘴和鼻子上进行了全身麻醉。然后再用酒精擦干净少年的身体。
一位资深的雇员从围绕着解剖台的田部班成员中走出来，手握手术刀靠近这个少年，然后他沿着少年的胸腔用手术刀开出了一个Y字型。再用止血钳进行止血，鲜血不停地流出，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活体解剖便开始了。
“少年并不是‘马鲁太’……孩子并没有进行什么抗日运动。后来，我才知道解剖他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少年的内脏。由于这个缘故，这个少年就活活地被解剖了……”，后来，一个原731部队人员回忆当时解剖情景时这样说道。
从这个沉睡中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各种内脏，分别计量之后把它们丢进了桶里。放在计量器上的内脏还在蠕动，所以指针在摇摆，队员很难看准刻度。接着他们又把丢进桶里的内脏放到一个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大玻璃容器里，盖上盖子。沾满少年体液的手术刀闪闪发光。由于雇员熟练的“执刀”，少年的上半身在流血中几乎变得空无一物了。取出的内脏，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还在不断地抽动，进行着收缩运动。
“喂，还活着呢……”
不知是谁这样说道，这可以再造一个活人。取掉胃，切除肺部之后，中国少年只剩下头部，一个小小的光头。凑班的一个人把它固定在解剖台上，在耳部到鼻子之间，横切了一刀。在剥开头皮之后，开始锯头，头盖骨被错成三角形之后取了下来，露出了脑子。部队人员用手插入柔软的保护膜，像取豆腐般地把少年的脑子取了出来，又迅速地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容器中，解剖台上的少年只剩下四肢和一副空躯壳了。到此，解剖结束。
“拿走！”
呆在一旁的人员把装有少年内脏的容器一个个地拿走，而对这个被迫死去的少年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在他们看来，甚至连判刑都不需要。少年只不过是摆在恶魔餐桌上的一块肉而已。队员双手捧着玻璃容器在走廊上一走，由于摇晃，内脏在溶液里不时作响，收缩了起来。由于容器重，生怕摔倒，他们使出全身的力气，捧着它，缓慢地走着……
将要进入青春期的这个中国少年的姓名，恐怕同无数“马鲁太”一样，至今也无人知晓，他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在被迫短短的假寐状态中，他丧失了一切：
鲜血流如注，
活体解剖躯尽空，
五脏秤上动。
1940年9月，在浙江省杭州市郊外笕桥逮捕了一名便衣队人员（中国游击队员），在蒋介石的中央航校旧址斩首后，尸体由731部队冈本班解剖。原731部队I.N氏目睹了活体解剖现场。他在回忆当时情景时写下了这首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