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我们从长春乘飞机去沈阳。尽管飞机是上午8时起飞，时间比较早，许行先生、王玉臻女士、王文洁女士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徐秉洁先生和冯刚先生等，还是都赶来送行。虽然我们逗留时间不长，但每次向中国的一座城市告别时，都感到与结成朋友的人们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他们热诚的款待，使我们留恋之情深深地扎在这短暂停留过的土地上。
从长春到沈阳，乘坐的是苏制安24型双引擎飞机，用了40分钟。在40名乘客中，除我们外都是中国人。听说，他们都是因公出差的干部。大家把空中小姐赠发的纪念章都珍藏起来。
访问沈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观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曾在那里取得微生物教授职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旧址，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二是参观1932年9月关东军在抚顺市近郊平顶山屠杀3000人的遗址。据说，那里现在成了纪念馆，还保存着遇害者的尸骨。
飞机准时抵达沈阳。在机场，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韶华先生、于铁先生等人的欢迎。来到沈阳，又立即感到了夏天的炎热。这里比哈尔滨、长春的气温高得多。沈阳的街道比长春更有活力，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给人一种杂乱的印象。沈阳曾经是清朝的都城，古都历史悠久。在工商业者居住区内，有不少行将倒塌的房屋。
去旅馆之前，韶华先生领我们游览了沈阳故宫。他建议我们不要放弃一切参观，只为寻觅731部队旧址而忙碌，也要放松一下才好。他面容光泽，目光温和，是一位完全可以用慈祥来形容的态度和蔼，举止大方，具有长者风度的人。
沈阳的故宫，兴建于1625年，是仅次于北京故官的清朝皇宫。参观过北京故宫之后，这里就是小故宫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令人感到它是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艺术的汇集。
当地报纸的记者背着摄影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园很宽敞，肤色不同的各国留学生夹杂在中国学生中间，谈笑风生，有的正在兴致勃勃地玩手球。
在接待室里，医科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文义先生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沿革。
他说：“医科大学前身是毛泽东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跟随毛主席迁到延安。”40年在延安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沈阳解放时随军入城，接收了伪满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和伪满沈阳医学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它巳有51年的历史，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2万多名医学干部。每年招收400多名学生，校内设医疗、卫生和儿科三个大系，还办了口腔班和法医班。为了促进同日本、欧美各国的医学交流，还开设了日语班和英语班。学生学习一年外语之后，再用日文或英文专攻医学。医科大学同日本的学术交流尤其频繁，而且在探讨学术问题时，几乎不用翻译。现在有18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
“这所大学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三层右起第二个窗所在的屋子曾是北野政次使用过的教研室
赵先生最后说：“森村先生一行，为调查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来我校访问，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接着，赵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微生物学讲师周正任先生和解剖教研室讲师张崑先生。
作者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采访
周先生领我们来到校舍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狭长房间里，杂乱地摆着装有各种标本和文献的柜子、桌子和像棺材一样的长方形箱子。
这里是解剖室。长方形箱子是存放用防腐液浸泡过的尸体的“棺材”。隔壁是停尸间，有许多尸体，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处理，所以不能参观。他告诉我们，桌子上陈列的许多标本是人脑的切片。这使我们惊讶不巳。
作为用显微镜观察的标本而被固定了的人脑切片，经过染色、蜡浸之后，像冰冷的黑色矿物的碎片一样。我马上联想起调味用的干松鱼片。这简直就是用人体造的“干松鱼片”。
这些大脑标本，是否是从活人身上釆集的呢？这像是把新鲜的鲣鱼的肉，干燥后制成的标本。也许是用活人制成的脑标本。当周先生拿给我们看一篇题为《中国北方人大脑皮质……》的研究论文时，这个问题得到了证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和标本的制作者是“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竹中义一、大野宪司、铃木直吉、五十岚稔、土岐胜人等日本医学家。
在这些论文中，竹中义一是漫不经心或是有意地写着：“……经常有机会获取极为新鲜的、健康的，特别是没有精神病病历的中国北方人的大脑……”
周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那就作为日本仙台帝国大学解剖学研究成果，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铃木直吉教授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国人脑髄的组织研究》。在这篇论文的第二节“材料与方法”里写道：“头部细胞学构造的研究，是切下一个个脑细胞来进行的。每个标本卡片都是用智力正常，没有生理疾病，健康的中国成年男子的脑髓制成的。”周先生还讲了当时在“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勤杂工的张佩清先生的回忆，他曾亲眼见过当场对8个活人进行解剖的情景。这些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伪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在1911年创建的以“研究中国医学”为幌子的“南满医学堂”，1922年改称“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走出解剖学教研室，我们来到了被校舍环绕的院子里。在院子一角的地上有一个像水泥箱子般的突出物，从外观上看，就像公共住宅区的垃圾集聚处。入口处有个嵌着铁栏杆的门，推开后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下到台阶底下，有一个小地下室。天花板很矮，两侧的墙壁上设有三层水槽似的水泥隔板。我想起我们在平房见过同样的地下室。不同的是，在里面的墙上建有一个刻着“群灵碑”的船形二层石塔。走近一看，基石上嵌着一块刻有“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建立，北野政次”字样的铜牌。
周先生说：“这个地下室是北野饲养实验动物的地方。在这里专门饲养‘满洲’产的灰田鼠。地下室的温度保持在适宜灰田鼠生存的15℃左右。北野发现，使小动物在黑暗恒温的地下室里处于半冬眠状态后，注射斑疹伤寒菌，就能很快地发病。北野巧妙地利用小动物的生理周期来生产斑疹伤寒疫苗。
伪满洲医科大学实验动物地下饲养室入口
根据周先生的介绍，我们才弄清楚平房地下室的真正用途。当时估计为”弹子仓库“的地下室，其实是饲养实验用小动物的饲养室。
伪满洲医科大学的“群灵碑”
周先生还说：“北野给13名中国人注射了大概是在这地下室里培养的斑疹伤寒菌，并且进行了人体实验，残杀了5个人。北野在自己的论文里还介绍了这一实验。把活人当做实验品，良心却不受任何谴责的北野，竟然会为供实验用的灰田鼠立碑。”
听了周先生的讲解，我联想起德川纲吉的“生灵怜悯令”。没有子嗣的纲吉，从生母桂昌院所崇信的隆光那里得知“没有儿子是前世杀生太多的报应”的说法。他为了消除自己业障而发布了世界上最可恶而愚蠢的法令——“生灵怜悯令”。为了慰藉实验动物灵魂建立“群灵碑”，这种想法与动物的生命优于人类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两人的罪孽不同：纲吉是出于迷信，而北野则是在探索医学的过程中践踏了医学者所应有的理念。
群灵碑鲜明地象征着731部队医学者的本质。与其说他们是医术优先于医道，莫如说他们为了探求（医）道而丧失了（人）道。
伪满洲医科大学是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为研究军事医学而设立的“医学机构”。也就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来看待。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凌驾于世界和人类之上的傲气，促使他们把中国人作为绝好的实验材料，将医术和医道本末倒置了。
731部队在“为了探求真理”的名义上，又加上了“为了国家”的大义。也就是说，实施了“双重的正当化”。
周先生向我提供了中国方面关于北野政次1939年写的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研究论文。北野的这篇论文是使用了13名健康的中国人作为实验材料而写出的。以下是论文中关于人体实验部分的摘要。
这个材料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彻底调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有个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他是在美国的保护下至今未受任何制栽而逍遥法外的细菌战犯。他于1939年2月发表了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论文。这是用我国爱国同胞来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
在这篇论文中，北野政次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亲手杀害我爱国同胞的极其残忍的罪行。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实验使用的人体都是从未患过斑疹伤寒和急性肠伤寒的人中选出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除1名商人和1名工人外，其余都是五年前至三十年前期间由山东来到关外（山海关以东）的农民。”
当时这项实验是利用他逮捕的13名中国人的身体来进行的。实验时74岁的宋XX被惨无人道地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宋在8天后发病，病后第6天正值发疹期，北野政次亲自对他进行了活体解剖。病理检验的结果证明是斑疹伤寒。
另一个中国人费XX，66岁，北野政次给他注射病毒后发病。由于他身体强壮，熬住了斑疹伤寒菌的侵袭。他发病后的第7天，体温降到正常（37度左右）状态。当天，北野政次亲手将他杀死。其他11名同胞也被分别注射了不同数量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菌。一个月后，北野政次再一次给他们注射病原体——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
几天后，其中5人先后发病。北野为了确认这5名中国人是否染上斑疹伤寒，从中提出一人，以抽查为名，活着进行解剖。北野通过利用中国人进行的活体实验，得出了如下结论：体内注入2毫升的自制疫苗，一个月便能够产生免疫体。
北野政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军队或其他集团军要进入这种疾病（伤寒）流行的地区时，提前一个月注射伤寒免疫疫苗效果良好。”
这一语道破了他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细菌战争服务的目的。
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及其下落，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出版）一书中已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具骨骼标本。标本像枯树枝一样，“枝”的中间被折断，用铁丝缠上。
周先生提供的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对这具骨骼做了如下的记载：
这具骨骼标本，是伪满洲医科大学遗留下来的。其中两条左右股骨长短不齐，右股骨比左股骨短3公分。右股骨中间的部位用铁丝缠着。由于形成结痂，铁丝巳深陷入骨中，至少已有一年多了。铁丝是用钳子固定住的。被剪断的铁丝端部十分锋利，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腿部肌肉和神经，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骨骼的前后两面均有小孔的痕迹，这是急性骨髓炎转化为慢性骨髓炎之后，从这些化脓的地方整年不断地流脓汁造成的。那么，这具骨骼究竟是什么人的呢？我们查阅了尸体记录，结果得知他是同胞佟报功的骨骼。他被日本军国主义残酷地杀害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是从小南门监狱送到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遗体记录卡上写着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骨骼为何成为这种状态呢？
我们根据遗体记录卡的记载，查明他的原籍是距沈阳市25里郊区的双树子村，现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人民公社双树子第六生产队。
我们在当地访问了老贫农，找到了佟报功的妻子吴淑珍，她已57岁了。她流着悲愤的泪水，诉说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她丈夫的经过。
她的丈夫原是村里的车夫，刚刚25岁。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便衣特务，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就把他抓走了。吊在大树上，用棍棒把他打成半死状态，当时右大腿被打断，最后关进了南小门监狱。在狱中，把打断的腿用铁丝绑上，“按原样接上”。这种用铁丝连接断骨的手术，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由于用铁丝绑着骨头，细菌侵入骨内，感染成骨髓炎，整年往外流脓，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佟报功在极度痛苦之中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佟被捕后，吴淑珍抱着两岁的孩子两次去探监：第一次送去了邻居给她的几个鸡蛋和自己买的一点食品，都被看守抢去了。当她见到佟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就托付给你啦！”第二次见面时，她的丈夫只能在地上趴着，连仰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后不久，听说他死了。
到沈阳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去抚顺市郊外平顶山的“万人坑”。
1932年旧历中秋节的晚上，关东军以村民涉嫌参加抗日运动为由，在这里把600户人家约3000人赶下山崖，用机关枪扫射，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人幸免。
关东军为了隐匿罪迹，往尸体上浇了汽油焚烧，最后用炸药炸山埋尸。
抚顺平顶山殉难烈士纪念馆
在抚顺平顶山杀戮现场收集的妇女用品（遗物梳子、簪子、戒指等）
现在已挖出800具遗骨，并修建了“殉难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对公众是开放的，但是，听说对日本人，为了避免“刺激”，没有特殊要求者，一般是不让参观的。我认为“受到刺激”的应当是中国人，加害者的日本人才应该看一看。这一点也许就是中国人宽宏大量之处吧。附带说一句，听说到这里访问的日本人，平均每年有500人。
关于“万人坑”的情况，已经由访问过当地的许多日本人介绍过，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想说的是，陪同我们参观的韶华先生在乘车前往该地的途中讲的重要证词。
这是在日军开始推行“三光政策”时，通过作家的目睹而叙述的亲自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
以下是根据韶华先生证词录音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才15岁，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宣传员。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河南省北部进行大扫荡。这次扫荡在华北被称为‘4·12扫荡事件’。4月初，日军集中兵力包围八路军的三个根据地冀、鲁、豫边区。这是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开端。当时，我年仅15岁，个子又小，所以，直属队长认为我不能适应今后的激烈战斗，决定把我托付给村里的一位老人——张广彩家，作为他的儿子抚养。
“4月12日，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光了所有的村庄。见人就杀，见物就全部抢光。这就是三光政策的开始。”
“尽管进行大扫荡，但是，农民和八路军亲如骨肉，是分不开的。在实施三光政策前，日军多次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彻底破坏八路军的根据地农村，断绝八路军给养的来源，日军推行了三光政策。”
“我当时寄住在滑县北部张桑村的张广彩大爷家里，村子位于黄河支流岸边，是盛产红枣和苹果的地方。张大爷家有三口人，老夫妻俩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白天，日军进村时，我们四人躲在村外树林中冬天储存粮食用的地窖里。”
“……这时，八路军不在村子里，己开往别的地方。白天，我们可以听见从村里传来的抢劫和村里人的喊叫声，从地窖里还可以看到村子被烧的浓烟。到了晚上9时左右，村里终于平静下来，日军好像巳经撤走。我们回到村里去看情况，那时我们家和附近的房屋还在燃烧。来不及逃走的人们的尸体，横在路上、家门口或家中，到处都是。
“张大爷原来一直认为日军只杀战斗人员，但目睹他们连农民也杀的情景后，决定弃家而逃。他带着老伴、女儿和我，沿着树林中的小道，想尽快逃出日军的包围圈。我们沿着枣树林中的小路走了2里多地时，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用日语盘问我们。最后我们终于从日本兵那里逃了出来。但当时张大爷带着我，他的老伴带着女儿分两路逃跑，结果跑散了。张大爷带着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我们跑到了亲戚家，可是，亲戚家也处在日本军的占领下，于是我们在亲戚家躲了一个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虽然已过了一个月，又下了好几场雨，可是村里仍然随处可见余烟未尽的房屋。那时日本军已经转移，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这个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其中有几十个村子，约有8万村民被杀害。来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县为中心的内黄、濮阳、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的调查，在某村，日军把村民赶进一所大房子里，然后堆上柴草放火烧杀，尸体多达400具。
“日军还把村民赶下水井，再扔手榴弹杀死，然后投进石块压住尸体。我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72具尸体。我走进一户人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已无从知道。一位像是父亲的男人，在院里被刺刀挑死，尸体被扔进粪坑里。旁边的树上吊着一个像是儿子的男尸，尸体上留有7处刺刀的伤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计是儿子的媳妇，是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棵露着下半身倒在那里。她身上有十几处剌刀伤痕。现场从情况来看，她是在被强奸之后杀害的。她尸体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看样子是婴儿抱着母亲的乳房，哭喊着‘妈妈、妈妈’而死去了。婴儿的背上也有三处刺刀的伤痕。
“村里所有的水井、沟渠里都是尸体。我们回到村里时，住房已被烧光，食物已被抢光，连喝的水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回到村里目睹的这种惨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养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寻找老伴和女儿，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窖里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大概是跑散后，大娘累得走不动了，才又回到地窖里来的。”
韶华先生淡淡地说了这些，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汽车进入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那是抚顺市。目的地平顶山就在附近。
“当时遭到日军袭击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难。遭袭击后的村子，所有的河、沟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满了尸体，幸存的人只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芜，即使到秋收季节，也无人收割。从其他根据地赶来的人和八路军帮助收割，还从别的根据地送来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春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
我下令各小队进行砍枣树比赛，并训斥那些动作迟缓的农民出身的士兵。
“喂！山本，你总说你是农民出身，干过山里的活，现在怎么磨磨蹭蹭的？”
山本大概在想，中国老百姓费尽苦心才把枣树培育到这么大，把它们砍倒了，老百姓的心情将会怎样呢？山本拿锯的手，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了。站在他身后的分队长细田中士，突然朴向山本，用皮鞭不断地抽他的面颊，厉声骂道：“山本，你小子又偷懒！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战争！”
山本像是醒悟过来似的挺直了身体，用力锯起树来。
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回到营地时，已接近黄昏。一日之间让枣树林面目全非，对此，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无法知道，只要有培育枣树的大地和不屈的农民存在，为了生存就不会停止反抗。
后来有一位姓王的老头，向我乞求不要欲倒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枣树，我们就以“通八路”为由把他杀死了。
我把副官叫来，毫不在乎地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5中队，将吴村的70户人家烧光后，到大百尺集合；
第6中队，将桑因村50户人家全部烧光后，返回本部；
第7中队，去李家庄，将80户人家全部烧光。
下午3时，我发射了可怕的“黑吊星”信号弹。不一会儿，就看见吴村和桑园方向升起了黑烟，眼看着浓浓的黑烟包衮着红莲似的火焰映红了天空……
（引自《侵略》一书第九章“三光”，新读书社出版。该手记中特别凄惨的场面部分略去——笔者。）
作者注
韶华原名周玉铭，1925年农历十月初七生，河南省滑县庄子营人。1940年参加革命，发表处女作《石磙》。1950年成为专业作家，作为抗美援朝作家参加朝鲜战争。1965年以后被派往抚顺炼钢厂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1977年发表了描写输油管道建设现场的群众和四人帮斗争的《沧海横流》。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
(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