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朝鲜战争的关联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在成田机场的旅馆里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的突然采访，才知道误用照片的事情。
为了准备翌日清晨的出发，我刚刚躺下。这一突发事件对我和下里先生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此后，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正如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的那样，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面临这一问题，必须做出选择的是：是按预订计划出发，还是延期访华呢？中国方面等待我的访华并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明天的访华，是两国许多有关人士的协助和好意的结晶。
如果无视这一切，那么，就会前功尽弃，失去中国方面的信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无法再次到731部队遗迹进行现场采访。据说中国方面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还找到了一些证人，正在等着我呢！
当天晚上我们已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之中，中止出发，事实上已不可能。我们不顾在日本即将蔓延的火种，迫切希望尽快赴731现场进行调查。
从成田机场起飞不到5小时，我们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里比东京时间仅慢1小时，气温比较高，令人有一种“秋老虎”的感觉。9月至11月期间，北京连日放晴，据说是全年中最适于旅行的时间。
这里湿度低，天气晴朗，候机室里穿短袖白衬衣的人很多。在候机室入口处，有一男一女来迎接，女的用日语说：“欢迎光临，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这两位是我们访华期间的全程陪同，负责照顾我们。他们当中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林绍纲，一位是翻译李梅子。
林先生是一个高个子，略瘦，肤色浅黑，表情严肃，但使人感觉和蔼可亲。林先生走起路来稍微有些驼背。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估计50多岁，英语会话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梅子看上去20几岁，作为中国妇女来说，个子比较高，身材苗条，短发童颜，脸上长着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气，但听说她巳是有一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她和所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完全不化妆打扮。
互致寒暄之后，我们乘上来接我们的小面包车驶往市内。由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免去了过海关的手续。从机场到市中心约48公里，乘车需1个小时。
北京早晨的自行车群
北京市中心王府井附近的风光
北京长安大街的黄昏，下班高峰的景象
汽车快速地急驶在笔直的大道上，道路两侧全是一望无际整齐的杨树和榆树。在日本东京近郊像这样伴随着绿地的笔直大道是没有的，令人产生了一种确实来到了中国的感慨。
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逐渐增多。汽车从郊区驶往市中心。骑自行车的旁若无人的姿态，令人吃惊。他们堂皇地行驶在马路中间，即使遇到红灯，或者汽车逼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过去，似乎马路是专为他们修的。随着驶近市中心，自行车成了群，汽车在自行车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几次我觉得“快碰上了”，不禁闭上了眼晴；司机习以为常，巧妙地躲着，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经过城市的主要道路长安街、天安门，一直向西行，抵达了我们下榻的旅馆“燕京饭店”。这里好像是外国人专用的旅馆。在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设施是截然分开的。除林主任、李女士这种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国人是不能同外国人自由接触的，即使使用同一饭店、餐厅等设施，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分开的，甚至连流通货币的设计也分为中外两种类型。
住在这家旅馆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国人。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就开始商量从明天开始的行程。由于发生了误用照片的问题，不得不大幅度地变更原来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旅行日程。
为了准备我的访华，中国作家协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们同希望访问的地区取得联系之后，编制了周密的日程。我们提出从根本上做出变动，大幅度地压缩日程，不受预定的束缚，而且要流动地进行采访，对此，林主任大吃一惊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日本不同，不轻易变动或取消预定旅程的计划，而且，我们要采访的海拉尔和杜丹江地区还没有向外国旅行者开放，为此，中国政府还给予了特别的照顾。
但是，林主任在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安排，最大限度予以照顾。后来在访华期间采访的成果，是同林主任、李梅子女士以及当地的有关人士的努力分不开的。
北京的清晨，自行车的铃声唤醒了我：从早上六点左右开始响起来，高潮是在七八点左右。我站在旅馆的窗口往下看去，自行车的洪流自西向东，像银色的河流流向城市的中心。由于过分密集，自行车群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到了黄昏时，这个洪流又反过来流动。绝大多数自行车是坚固的载重型的，轻便型的自行车为数极少。听说上海产的自行车比北京产的更受欢迎，要买上海产的自行车，得等上几个月才行。不仅自行车，电视、手表等工业产品，都是上海的质量好。
由于17日下午4时才有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在等候飞机期间，我们决定前往市内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复兴路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参观在这里展出的“细菌炸弹”。这里的馆员都是军人。博物馆是一座有宽敞庭院的高大建筑。参观者多数是一家人或学生团体。由于事先巳进行过联系，我们在大门口受到秦兴汉副馆长的欢迎。
在秦先生和女馆员的引导下，我们在馆内匆忙地转了一圏，来到了陈列细菌炸弹的展拒前。细菌炸弹在馆内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的话，就会忽略过去。
在照片上早就见过的“宇治式炸弹”，现在静悄悄地陈列在破璃拒里。在照片上多次见过它，但是，见到实物还是第一次。陶制品似的茶褐色弹简上刻有发夹状1厘米宽的垂直导爆槽，在弹筒的中央，水平地安着一个铁箍与导爆槽垂直地交叉着。那是为了压进导爆沟内的导爆线吧！弹头部有一个螺旋式的陶瓷盖。没错！这就是石井部队研究发明的“宇治式50型”炸弹。在它旁边陈列着压扁了的铁制捕鼠器和发着黑色光泽的玻璃碎片似的东西。捕鼠器显然是装带有鼠疫细菌老鼠用的。黑玻璃的原形是什么呢？说明上这样写道：“抗战时期，日本不顾国际法，公然在我国长春市建立了细菌工厂，对我根据地军民进行细菌战。这是日本培养细菌装老鼠用的笼子和使用过的细菌弹及部分残片。
“黑玻璃”也许是“加”（ga）式炸弹——玻璃制细菌炸弹的残片。关于玻璃制的细菌炸弹，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做了介绍。但是，仅看到黑色玻璃的外形，并不能确认。
我们要求把“宇治式50型”炸弹及其他有关细菌战的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
秦副馆长表情有些为难，拒绝说：“这需要经上级的批准，所以不能这样做。”从展柜外摄影，也是让一般参观者让开之后的一种“特殊照顾”。
对细菌炸弹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的要求，暂时被搁置起来，我们来到“抗美援朝”展区。这一展区的一角，陈列着一个形状奇怪的炸弹残骸。
铁板制的细长弹体，约1.5米长，弹体的一半被剖开。弹体内由三块钢板隔成四个槽，尾部装有四个铁制的尾翼。“东北地、安东、编安”的标识，说明了回收地点。
“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投下的细菌炸弹。各个槽里装满了蜘蛛、苍蝇等毒虫。”秦副馆长这样介绍。
在同一展柜的上方陈列着许多小黑虫的标本，在放大的照片一旁注明了说明：
Hylemyza 粪蝇
Hylemyia 黑蝇
采集地：朝鲜 汲川郡里 1951年2月5日
在这里，再次交涉能否将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但是，秦副馆长仍坚持说：“需要上级批准。”这样，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做工作了，但是，给予我们的时间至多只有明天上午了。
我对美军的细菌炸弹产生了比“宇治式50型”炸弹更大的兴趣。因为在朝鲜战争中，731部队干部是否协助美军进行过细菌战还是一个很大的谜。
陈列着的美军细菌炸弹是在什么地方制造的呢？从外表看，其结构很简单。另外弹体内塞满“活炸药”——有毒的苍蝇和蜘蛛是特地从美国运来的呢，还是在日本“制造”的呢？
弹筒的外壳上写有这样的字样和数字：
BOMB LEAFLET 600LB T3
100 DEX 1—4G—45
在观察炸弹的过程中，我回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某文献中读到的一段记录：
带有可变定时空中爆炸雷管的传单炸弹
这种炸弹的形状，是在朝鲜和中国发表的所有细菌战说明中最常见的一种。这是两国当局收集的炸弹中最普通的一种。委员会的成员都多次看到过这种型号的样品。这种炸弹与一般美国造的500磅HE炸弹的尺寸和形状大致相同，其重量约为150磅左右，用手就可以往机枪里装栽。这种炸弹有一个圆锥形尖嘴，其尖端就是定时信管。尖嘴里面有一个小空槽，在它的下达连着圆筒形炸弹弹体。弹体内用三个钢板间隔成四个槽，围壁上有竖缝连接在合叶上的另一半，打开后可以在指定的时间投下装在里面的东西。最下层槽床的下面，围壁逐渐缩小，形成圆推形的空槽，空槽的外侧伸出4片尾翼。在它的下面装上降落伞时，开有一个降落伞能够出去的圆孔。公布的炸弹尺寸，各不相同（NCNA/85、SIA/13、ISCC/4等）。委员会看到的和被俘驾驶员所说明的炸弹样本，全长约4呎，直径1.2呎，围壁是用厚1吋的钢板制成。四个空槽的总容量约为14.5加仑。定时信管长约3吋多，标识是“传单炸弹，500磅，M105组，美制定时（信管）无内容”。据被俘飞行员的说明（附录37～40），炸弹的扇门大致在100呎高度就被打开，能在直径300呎的地面的土地上散发传单。
“美军细菌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1952年9月15日”（资料引自晚声社出版的《细菌战》一书）。
这是否就是“带信管的传单炸弹”呢？从弹体上的文字来判断，可能是“传单炸弹，500磅，G45组”的意思，“T3 100 DEX 1—4”的意思不清楚。
该报告称，据传此外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细菌炸弹还有：空中爆炸的带螺旋桨的传单炸弹、带推进器开扇传单炸弹、落地开扇及侧面传单炸弹、带纸降落伞或硬纸简、纸降落伞纸容器（自毁式）、土制或陶器制的炸弹型容器、人造蛋壳容器以及装有其他啮齿目动物用的金属网筐及木箱等。
其中似乎与731部队有关的土制和陶制的炸弹型容器，有如下记载：
土制或陶制的炸弹型容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部队在哈尔滨附近的特殊工厂中至少生产了两种不同尺寸的“陶制”（实际上是土制）炸弹型容器。委员会在沈阳调查了它的样品：一种大的长约2.6呎，一种小的长约1.6呎。在上述论文中（附录17），正像榊先生所说的那样，这种容器虽然在日本曾被推荐为培养细菌使用，但是，委员会1952年没有发现在朝鲜和中国使用过这种容器的证据。这种容器比任何容器都精巧，而不易被发现，作为“蛋壳”容器的先行者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帮助下，第二天情况有了好转，终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展品可以从展拒中拿出来，自由地进行观察和摄影了。
朝鲜战争时美军投下的细菌炸弹弹壳和弹体
估计是731部队开发的玻璃细菌炸弹的碎片
（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问题，1952年1月13日，美国空军一架B-26型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同年5月5日，该机的飞行员K·L·易诺克中尉和驾驶员约翰·库尹中尉做了一个很长的供述。北京发表了供述的全部内容。
1953年《人民中国》杂志发表了“19名进行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在供词的序文中说道：“美国借助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等人的帮助，继承了日本军阀进行细菌战的实施方法的研究，发展制造了各种细菌武器。”这些供词约230份，共51页（每页400字），现将我感兴趣的部分摘要如下：
首先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副队长安德烈·丁·爱文斯上校（34岁）于1953年8月18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在第49联队工作期间，负责管理第5空军器材的副参谋长厄普莱特上校常常来K-2基地。他来访时，多次和我谈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细菌武器补给与保存方面的若干事实。
据他讲，听说油箱式容器、细菌炸弹的弹壳和雷管都是在美国制造的，从美国运到朝鲜。但是，细菌本身是在东京附近的某工厂生产的。这些细菌装入容器之后，空运到朝鲜的两个细菌武器库：一个在釜山，另一个在大邱。
记得有一次厄普莱特上校对我说，在釜山的细菌武器库负责供应第17、第3、第474和第18联队；大邱方面负责供应第49、第58、第8和第51联队。
我对参加过美国空军的细菌战计划感到羞耻。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在各国的武器中，(细菌武器）是应该永远被禁止的。我知道，今后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之中，绝不再参与这种事情。
爱文斯上校的供述，回答了美军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是否是日本造的这一疑问。
其次是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大队大队长沃克·M·马菲林上校于I953年8月10日做的如下供述：
梅因逊上校在讲话的最后说，细菌炸弹是一种内部有分格型的炸弹，里面装有疟疾、肠伤寒、鼠疫菌感染的蚊子、跳蚤和苍蝇等。细菌炸弹的操作方法和往飞机上装的方法与油箱式细菌容器相同。我们必须努力尽快地把这种炸弹装上飞机。每次执行任务之前，梅因逊上校都会让他们从大邱空运适当数量的细菌炸弹来。
再就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311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军官兼驾驶员约翰·A·奥斯本上尉于1952年12月4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们携带的武器是，每架飞机有一枚装有液体物的细菌炸弹和一枚500磅的普通炸弹。其他8架飞机都各携带2枚1000磅的普通炸弹。夏雷在传达命令时说，第2队的目标是安东附近的飞机场。在出发执行这项任务的前一天下午，我
们的联队长华·福特上校在，第5航空队情报部来的布朗温中尉也出席了我们的下达命令仪式。一般命令传达之后，第1队的飞行人员都分别返回自己的中队，听取中队下达命令。布朗温中尉向第2队人员传达了第5航空队有关在安东地区逃脱和回避的指示。
我们正在横越鸭绿江时，遭到米格飞机的攻击，于是，我们就在安东上空投掷细菌炸弹和普通炸弹，这才好容易开始将航路转向南方。
马菲林上校和奥斯本上尉的供词，同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美军投下的细菌炸弹是相呼应的。
另外，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理由，美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第336战斗截击机中队驾驶员温斯·R·布里克少尉，于1952年10月9日供述了该大队情报军官里德兰德中尉所做的细菌战讲解的内容：
接着，他继续讲道：“为了成功地尽早结束战争，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必要的。敌人的补给线是由中国的东北地区一直通向朝鲜。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补给物资送往前线。我们必须极大地损伤敌方的人力，使敌人无法把补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务必要挫伤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决心，应要求他们停止战争，以免遭受到轰炸。我们必须杀伤送往朝鲜的补充部队，使他们丧失作战实力。在这种轰炸之下，人民和军队都会丧失战斗的意志。这样，战争将会结束。”
该联队的大队第334战斗截击机中队查尔斯·M·卡少尉于1952年5月23日在内华达州纳里斯空军基地听取了细菌战讲解。他供述称，训练中队长、教官杰姆斯·马克因泰亚少校所讲的内容如下：
根据他的讲话，其主要目的是：和上次战争中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一样，使用细菌炸弹，为的是尽早地结束战争。他说，如果使用细菌武器，必定会发生传染病，无论前方后方都会缺乏人力，使人民的士气低落，结果人民就会要求停止战争。我们在将要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中国人介入了战争。对此，作为报复将使用细菌炸弹。
他说，炮兵虽然也可以和普通炸弹混在一起发射细菌炮弹，但是，细菌战大部分将由空军来实施。他继续对我们说道，各位作为F86驾驶员的主要任务是同米格战斗机进行战斗和掩护战斗轰炸机。但是，各位在朝鲜工作期间，必须参加细菌战。
美国联合参谋总部显然是要进行这样一种作战：即在朝鲜战争时要制造一种横断朝鲜半岛中部的“有菌地带”，称为“纹杀计划”，企图切断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补给线。
关于这一点，在该供词的“序文”中有一个全面的介绍，其内容如下：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空军动员了极大的力量，同时进行了精密的分工。第一飞行联队负责这一目标的左翼，即负责新安州和军隅里地区。空军负责自军隅里至距东海岸约30里处这一地区；海军负责右翼。1952年，美国空军第3轻轰炸机联队、第17轻轰炸机联队、第4截击机联队、第51截击机联队、第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74战斗轰炸机联队、海军陆战队第1飞行联队等先后都参加了细菌作战。用于细菌战的飞机机种有：B-29轰炸机、B-26轻轰炸机、F-51、F-80、F-84、F-86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夜间战斗机等，还有同型或与他们相类似的战斗轰炸机和战斗机。撒布细菌的方法也越来越阴险巧妙。经常是撒布细菌的任务和投掷普通炸弹的任务同时完成，以使朝鲜和中国人无法察觉。美国空军撒布细菌时选择了“更加有效”的方法。例如把细菌撒在人口密集地区或军队的集结地区；把细菌武器投掷在交通要道、公路和铁路桥梁；在破坏公路和铁路之后撒上细菌，使修复铁路或公路的工人感染传染病，从而阻碍或延缓公路或铁路的修复；或者把细菌撒布在江河和饮用水中，污染水源，直接一举杀害大量的中国人和军队。
美国空军俘虏们摆出了难以否认的证据，供述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朝鲜和中国方面对俘虏一贯采取宽大政策，说强迫他们坦白交代完全是荒谬的。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巳，并非是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结果，由于美国空军俘虏们坦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将他们全体释放，遣送回国。
由于航班的原因，我们在北京住了两天，所以有机会在市内多进行了一些参观。
在去军事博物馆之前，我们访问了著名的“故宫”(旧紫禁城）。这里是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宫遗迹。故宫本身就是具有500年历史的博物馆。
穿过成为北京象征的天安门向北走，就来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午门”。故宫整个占地面积为72万平方米，屋宇达9000余间。据说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虽说是平日，但由于休息日采取轮休制度，游客仍很多，外国人也比较多。解放后，中国政府对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从全国收集了大量文物，在故宫内展出。
听着李梅子女士的介绍，我们来到了太和殿。这里堪称故宫的核心宫殿，是皇帝举行即位、庆典、颁布政令等重要仪式的地方。显示着昔日王朝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和陈设，令人瞠目结舌。我望着那些涂着耀眼的金箔和油漆的柱子，紫檀的宝座，金鼎，烛台……这些惊人的财富，不禁令人哑然。后来，我靠着笔记又逐一地回忆起来。
无论在哪个国家的王宫里，每当我看到统治阶级集中在那里的大量财宝时，就感到似乎听到了那些变成泡沫消失在历史的海洋中的无数民众的怨恨和恸哭声。为了收集如此众多的财宝，多少民众付出了牺牲啊！这些陈列品似乎在呼喊：看一看凝聚在财宝中的怨和恨，听一听劳苦大众的恸哭声吧！
翻译李女士说道：“这些财富和艺术都是为一部分统治者而存在的，和老百姓是无缘的。”我边听边想：不能说无缘，这些财富绝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毋宁说，会使他们更不幸。但是，今天，这些财富服务过的统治者死了，这些财富却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传了下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难道不是一种“逆缘”吗？
离开沉淀中国历史的宏伟故宫，我进入公厕，大吃一惊：“小便”姑且不论，“大便”周围没有任何围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满不在乎地排便；在日本是面向里面，而在这里是面向外侧，同外边的人形成面对面。
公共厕所的外观，是一座很漂亮的砖砌建筑，而里面却是开放式的结构，使人大吃一惊。后来听说，女厕所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好在我是小便，得了救。那些不服水土、坏了肚子的外国人和妇女们想必感到很窘吧！除了北京、哈尔滨的旅馆以外，我进入的公共厕所全都是同样的结构。有了这种经验之后，外出时，我都事先做好准备。
我担心这种公共厕所是否会使人误解现代的中国。我认为中国首都的“名胜”——故宫的公共厕所采用的这种开放式的结构是不好的。在日本则不同，“有臭味的东西要加以掩盖”。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性格所致，但是，厕所本来是具有很强的隐私性，而且人们对自己发出臭味向外散发就有抵触。用很少的费用加以改造，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的。
其次，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态度不好。顾客站在前面，服务员们却满不在乎地仍在与同事闲聊，多次招呼才搭话，好像照顾你似的来接待，毫无笑容。
在中国第三产业领域里，很少看到年轻女性的微笑。中国的妇女五官端正，皮肤白净，腿细长，没有萝卜腿。她们虽然具备美人的条件，却不知把女人最重要的素质——殷勤忘在哪里了。
在北京的购物中心王府井，我们曾经去过那里的新华书店。
这座书店坐落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拐角处，恐怕是北京最大的书店。在中国的书店里，顾客是不能直接拿书看的，而必须委托服务员把引起自己兴趣的书拿过来看，是一种“闭架式”的方法。
年轻的服务员当着顾客的面把书扔在拒台上。那一剎那，我大吃一惊，而顾客一点也不生气地拿起扔过来的书看起来。顾客一再招呼，佯作不知的服务员为数不少。
不仅在北京，而且在我们所到之处看到服务部门服务员的态度都是不好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所谓“服务”是何含义。我曾短期在旅馆里工作，吃过服务行业的饭。看到中国服务人员的态度，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当然，也有态度很好的服务员，但是，那是在逗留期间，与他们相互产生了感情所致，并不是专业训练出来的服务态度。我获得的深刻印象是：并非职业服务教育落后，而是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不过，也许是由于我有过从事服务行业的经验缘故，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也许不会那么在意。
北京的夜晚比较暗，不仅路灯少，而且由于节省能源，总体看来，灯光照明都比较暗。
这在美国的街道也是如此，夜晚路灯比较稀疏。从国外旅行回来，为日本街道夜晚灯光之明亮而吃惊，不仅大城市，而且地方城市也是灯明如昼，在马路上能够看书的恐怕只有日本吧！
日本的资源大部分不得不依赖别国，而消费却如此可怕。对此，使我不得不感到担心。
在王府井暗淡的灯光下，许多人在步行，这是人们吃过晚饭之后出来散步。这里并没有为方便购物设置的“橱窗”，也没有鳞次栉比的餐厅、酒吧和弹子房，人们只是散散步，散步成为一种消遣。
有人说这里是“北京的银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是一个昏暗的银座。街道两侧虽然都是北京著名的商店，但商店本身也很暗，从外边看去，弄不太清楚里边是卖什么的。
在昏暗的灯光中，随着许多人的移动，扬起蒙蒙的尘埃，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气氛。虽然灯光暗淡，但是却没有忧郁，人们边走边高声谈笑，从昏暗中涌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
我们走进路旁的一家餐厅。样品拒里只陈列着二三种饭菜。餐厅内方桌边坐满了顾客，几乎座无虚席。整个餐桌都是面对面的席位，也看不到服务员。这里似乎并不像是自助餐厅。由于没有空座，也不懂得订菜的方法，无奈我们走出了餐厅。肚子饿起来，心中有些不安，如果晚上八点不回到旅馆，食堂就关门了。
习惯于东京“日夜服务”的我们，一下子还不适应昼夜分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