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故事吗？但我没什么可讲的。好，就讲一个吧。
有一次，大约在两年前，我经历过一场火车事故——这次事故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并不是一次什么了不起的事故，车厢没有像手风琴那样折叠起来，也没有“血肉模糊的大堆尸体”等等，这些都是没有的。但毕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真正火车事故，况且还是在深更半夜发生的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就尽我的能力讲给大家听吧。
那次我应文学爱好者的邀请，乘火车到德累斯顿去。可以说是一次文艺性质的旅行；像这样偶尔出门旅行一趟，我倒挺乐意。出入交际场所，作报告，在喝彩的听众面前炫耀一番，才不愧为威廉二世的臣民。而且德累斯顿很美丽（特别是动物园）；然后我还打算去“白鹿”疗养十天到两个星期，如果疗养效果好，引起灵感，还想写点东西。于是我就把手稿和笔记材料——这是棕色牛皮纸包的、用巴伐利亚的彩色绳子捆起来的一个大包——放在箱子的底层。
我喜欢舒适地旅行，特别是当别人替我付旅费时。这次乘卧铺车厢，头等包厢前一天就预订了，一切都安稳妥当。可是就像每次出门时那样，我仍旧有些忐忑不安；旅行毕竟是冒险，大凡乘车行舟，我总不大机灵。我明知开往德累斯顿的夜班车照例每天晚上从慕尼黑总站出发，早晨到达德累斯顿。但每当我自己乘这班火车、把我珍贵的命运同它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便成了一桩大事。我总消除不了这样的念头：火车只有今天才开，专为我而开。这种违背理智的曲解，当然会引起内心深深的激动。而且，一直到出门时的种种麻烦——像收拾行李、乘载满行李的马车去火车站、到站后托运行李等等——一直到这些事告一段落，我安顿好了自己，感到一切都安稳妥当以后，内心的这种激动才会消逝。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舒畅轻松的感觉，思想转向新的事物，陌生的广阔世界展现在玻璃的拱顶外面，脑海里充满各种愉快的期待。
这次也是这样。我重重地酬谢了替我拿随身行李的搬运夫，喜得他脱下帽子，祝我一路平安。随后就抽着晚上的雪茄，站在卧铺车厢过道的窗前，观看月台上的忙乱景象。到处是咝咝的响声、滚动声和奔逐声，还有小贩拖长音调叫卖报纸和点心的喊声。十月傍晚的烟雾中，闪烁着一盏盏像月球似的电灯。两个魁梧的男人把一辆装满大件行李的小车沿着火车拖向前面的行李车。我根据一些熟悉的标志辨出了自己的皮箱。它压在许多行李下面，而在它的底层安稳地放着那珍贵的手稿。“嗯，”我想，“不用着急，它在可靠的人手里！瞧瞧这位列车警卫，他系着皮肩带，蓄着一大把警官式上须，瞪着一双大胆、警觉的眼睛，瞧瞧他怎样叱责那穿破旧黑大衣的老太太，因为她险些儿爬上二等车厢。他象征着国家、我们的慈父、权威和安全。人们不大乐意跟他打交道，他严厉，甚至粗鲁，但可以信赖他，完全信赖他，我的皮箱就好比保藏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样。”
一位穿裹腿靴和黄色秋大衣的绅士，牵着一条狗在月台上悠然自得地散步。我从来没见过更漂亮的小狗儿。这是一条矮小的哈巴狗，皮毛光润，肌肉发达，满身斑点，养得又娇又乖，就像有时在马戏中看到的小狗一样：它们使出小巧的身子的全部本领，绕着马戏台乱跑，逗观众发笑。这条哈巴狗套着银颈圈，牵它的带子是花花绿绿的皮条编成的。但在它的主人，那位穿裹腿靴、出身准是异常高贵的绅士面前，这一切却黯然失色。他一只眼睛夹着眼镜片，面孔显得更加严峻，但并没有歪扭，上须固执地翘起来，使得嘴角和下巴露出傲慢和刚毅的神情。他不知向雄赳赳的列车警卫打听了什么，而那朴实的人，一看就明白是跟什么人打交道，连忙把手举到帽檐上毕恭毕敬地回答。这位绅士又继续向前走，对他的仪表所产生的效果沾沾自喜。他穿着裹腿靴，迈着坚定的步子，摆出一副冷漠的神情，用刻薄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人们和事物。显然，他丝毫没有旅行时那种焦急不安的情绪；对他说来，像旅行这样一桩寻常的事，不是什么冒险。他在生活中逍遥自在，不惧怕它的安排和势力，因为他自己正是这种势力的一部分。一句话，他是一位老爷。我盯着他看，百看不厌。
他觉得时间到了，便上了车（列车警卫这时恰巧把背转向他）。从我背后穿过过道，撞了我一下，却连声“对不起”都不说。多么神气的老爷！但这算不了什么，接着发生的事更为稀奇：这位绅士连睫毛都不眨一眨，就把小狗带进卧车！毫无疑问，这是被禁止的。倘若是我，哪敢带狗进卧车呢！但他凭老爷在社会上的特权，把狗带进去，随手关上门。
吹哨子了，火车头应了一声，列车平稳地开动了。我还在窗旁留恋了一会儿，看见留在后面挥手告别的人们，看见铁桥，看见晃动着的灯光……随后就回到车厢里面去了。
卧车里乘客不十分多；我隔壁一间包厢空着，卧铺没准备好。我决定在那儿安静舒适地看看书，便拿出书来，安顿了自己。沙发上罩着鲑色的丝套子，活动的小桌上放着烟灰缸，煤气灯投下亮光。我抽着烟，看起书来了。
卧车列车员走进来执行任务，要我把车票交给他保管一夜，于是我就把车票递到他发黑的手中。他说话很客气，但纯粹是办公事的口吻，连人们通常所打的招呼“晚安”都省去了，便径自去敲邻室的门。还是不敲它为妙，可要知道穿裹腿靴的老爷睡在那里啊。也许这位老爷不要别人瞧见小狗，也可能他已经躺下睡了，一句话，因为竟有人敢打搅，他就大发起脾气来。是啊，虽然火车轰隆轰隆地奔驰，我还是透过薄薄的墙壁听见他那骤然爆发的粗野咆哮。“怎么啦？！”他嚷着，“别打搅我……兔崽子！”他用了“兔崽子”这同儿，这是老爷、骑士和贵人们用的字眼儿，听起来真够痛快。但卧车列车员采取协商的态度，看样子确是需要拿到那位老爷的车票。为了便于详细观察起见，我进了过道，看见老爷的门终于急骤地打开了一条缝，车票朝着列车员迎面飞出来，飞得又急又猛，正好打中了脸。列车员双手捉住车票，虽然它的一角刺进眼眶，弄得眼泪直滚，还是收拢了两条腿，一只手举到帽檐上，并道了声谢。我胆战心惊地回去看书。
我慎重考虑了一番，究竟有没有理由使我不该再抽一支雪茄，却发现简直没有什么理由。于是，在火车的隆隆响声中，一面看书，一面抽起烟来，感到十分惬意，思想也随着活跃起来。时间慢慢消逝，十点啦，十点半或甚至更晚啦，卧车的乘客全都睡了，我终于决定也躺下去睡。
我站起来，回到卧车室。这是个真正的、奢华的小卧车室，墙上紧贴着皮毯，还有挂衣钩和镀镍的脸盆。下铺铺好了雪白的卧具，被子翻开了一些，好像邀请我钻进去。“啊，伟大的新时代！”我想。躺在这床上，就好比在家里一样，夜里虽有点震动，但结果早上就到了德累斯顿。我去拿网架上的手提包，打算梳洗一番，正伸出两只胳膊，把手提包举在头上。
就在这一瞬间火车事故发生了。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事好像今天发生的一样。
撞了一下——不过这一“撞”却非同小可。这一撞立刻就令人感到准是凶多吉少，它发出的声响异常恐怖，又是那么猛烈，弄得手提包从我手中飞出去，不知去向，我自己也跌了一跤，肩膀狠狠地撞在墙上。这时简直没有思考的余地。接着，车厢可怕地摇晃起来，摇晃时却有足够的闲暇，可以饱受惊吓。我们都知道，转辙和急转弯时，车厢不免也要摇晃的。但这次摇晃却使人站不住脚，从一边跌到另一边去，心里只等待着翻车。我当时思想很简单，但非常集中，别的什么都不想，只想：“糟糕啦，糟糕啦，糟糕极啦，”一字也不差。此外我还想：“停！停！停！”我知道，只要火车停下来，就比较好办。果然，在我诚恳的无声嘱咐下，火车停了下来。
卧车里一直是死一般的沉寂。现在，恐惧爆发出来。女士们的尖叫同男人们沉浊的惊呼交杂在一起。我听见旁边有人喊：“救命！”毫无疑问，那是方才运用了“兔崽子”这个字眼儿的声音，也就是穿裹腿靴的那位绅士因为恐惧而变调的声音。“救命！”他嘶叫着。我刚跑进乘客拥聚的过道，就看见他穿着丝睡衣，从卧车室里冲出来，站在过道上，惊惶失措地东张西望。“伟大的上帝！”他说，“万能的上帝！”为了表示彻头彻尾的谦逊自卑，或许因而能避免自己的毁灭，他还用乞怜哀求的声音说：“亲爱的上帝……”但突然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依靠自己，冲向有急救用的斧头和锯子的小墙柜，一拳打碎了玻璃，但看到无法立刻取出来，便置之不顾，疯狂地乱推乱踢，从聚集的乘客当中挤过去，弄得半裸的女士们重新尖叫起来，他终于跳出车厢。
这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现在我才开始感到恐惧：背上有一种发软的感觉，片刻中口沫咽不下去。两手发黑的卧车列车员，红着眼睛，也跑了进来，马上就被众人围住；赤裸着胳膊和肩膀的女士们不停地扭自己的手。
是火车脱轨事故，这人解释说，我们脱轨了。事后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是，瞧呀，在这种场合下这人变得健谈了。那公事公办的态度早给他抛到脑后，重大的事件打开了他的话匣子，竟使他亲切地谈起自己的妻子。“今天我还对老婆说：我说，老婆，我觉得今天非出事不可！”现在可不是出事了吗？我们都赞同这一点。说话间，一股不知从哪儿来的浓烟逐渐充满车厢，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走到外边的夜空下面为妙。
这儿没有月台，我们的车厢显著地倾侧到另一边，所以非要从相当高的踏板上才能跳到路基上去。但匆忙遮盖了裸处的女士们，还是孤注一掷地跳了下去。不久大伙儿都站在轨道中间了。
外面是黑蒙蒙的，但隐约可以看出我们后边这些车厢虽然有点倾斜，却没有什么毛病。可是前面——在十五步或者二十步开外呢！怪不得先前碰撞时响声那么可怕。那儿是一片废墟——走近一些，可以看到废墟的轮廓和闪烁其间的列车员小灯。
那边消息传来了，激动的人们带来了有关情况的报道。我们靠近离雷根斯堡不远的小站，由于转辙的错误，我们的快车跑错了轨道，开足马力撞上停在那里的一列货车的尾巴，把它撞出车站，撞碎了它的后面一部分，自己也受到重创。慕尼黑马菲厂制造的庞大快车引擎报销了，价值七万马克。前面几节车厢几乎完全倾倒，里面一部分坐凳叠嵌在一起。不，谢天谢地，没有人遇难。有人提起一个“被拖出来的”老太婆，但没人见过她。不管怎样，乘客们曾给撞得东倒西歪，孩子埋在行李下面，弄得人心惶惶。行李车粉碎了。行李车怎么啦？粉碎了。
我愣住了……
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光着头沿火车跑来。他是站长。他激动地用哭泣的声音向乘客发号施令，要大家守秩序，从轨道上回到车厢里去。但他既没戴帽子，又缺少威严，所以没人理他。可怜的人！责任大概落在他身上。也许他的前途就此完蛋了，他的饭碗因而敲碎了。要是向他询问大件行李的下落，那太不知趣了。
又来了一位公务员，一拐一跛地走来。我一瞧他那警官式的上须，就认出他了。原来是列车警卫，今晚看到的那位大胆、警觉的警卫，他就是国家，我们慈父的象征。他勾着腰，一只手支撑在膝上，踉踉跄跄地走着，除了自己的膝盖以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唉，唉！”他呻吟着，“唉！”——“喂，喂，怎么啦？”——“唉，先生，我被夹在中间，胸口上撞了一下，只得翻越车顶脱身。唉，唉！”——“翻越车顶脱身”颇有新闻报道的风味，这人平常准是不大用“脱身”这个字眼儿吧。与其说他经历了一场灾祸，倒不如说经历了关于自己遭遇到灾祸的新闻报道。但这对我有什么用呢？看他这副狼狈相，似乎不可能告诉我手稿的下落。这时从废墟那边来了一个精神饱满、神气活现、非常激动的小伙子，我便向他打听大件行李的消息。
“是啊，先生，那里情况怎样，谁也不知道！”听他那口吻好像说：我能侥幸地逃出来，四肢无缺，已该高兴啦。“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女人的鞋子啊……”他作了个粗野的手势，表示一切都毁灭了，还蹙了蹙鼻子。“进行清除工作时，会弄清楚的。女人的子啊……”
我发呆了，在深更半夜孤苦伶仃地呆立在轨道中间，肝肠如绞。清除工作！我的手稿成了清除工作的对象。它就这样毁灭了，大概是撕得粉碎，压得破烂不堪。我的蜂巢，我的精致的蛛网，我的巧妙的狐穴，我的骄傲和劳苦，我一生最好的贡献！果真如此，怎么办呢？那已经写好的、已经拼凑铸炼成形的、已经具有生息的手稿，我连一份抄本都没有——更不要说那札记和随笔，那几年来苦心孤诣地收集、搜寻、听取、剽窃的一大堆宝贵资料。该怎么办呢？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我觉得还是重新开始为妙。是的，就像一个低级动物，眼看自己微小的智慧和勤劳所创造的美妙而复杂的果实被摧毁时，却毫不气馁，我也要这样以动物般的耐心，在短暂的惆怅彷徨以后，一切都从头做起，或许这次会省力些……
这时消防队拿着火炬赶来了，火炬的红光投在废墟上。我走向前去看行李车，发现它简直完好如故，行李都没有受到损伤。散乱在那儿的东西和货物，都是货车上的。数不清的一卷卷粗绳，像一片大海一样遮盖了辽阔的地面。
我松了一口气，回去杂在人群中间。他们聊着天，借这场事故互相交朋友，吹嘘，摆架子。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全亏火车司机急中生智，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扳下急刹车，才免了一场大灾难。否则，据说大家一定会撞得粉身碎骨，整个列车会从相当高的路基向左边滚下去。值得赞扬的司机！他不知在哪儿，谁也没瞧见他，但他的声誉沿着整个火车传播下去，大家都夸奖他，虽然他本人并不在场。“这个人，”一个绅士说，并伸出手向黑夜不知何处指了指，“这个人拯救了我们大家。”人人点头称是。
但我们的列车停在不应当停的轨道上，必须从后面保护它，免得什么火车撞在它尾部。为此，一些消防队员爬上最后一节车厢，拿着沥青火炬站在那儿。先前用女鞋来吓唬我的那个激动的小伙子，也抓起一把火炬，打信号似地晃来晃去，虽然远近连个火车影子都没有。
混乱中又逐渐出现了一种类似秩序的状态。国家，我们的慈父，又恢复了尊严和威信。打了电报，采取了各种措施；一列来自雷根斯堡的救护车，喷着烟雾谨慎地开进车站；装有反射镜的巨大煤气灯架设在废墟上。我们乘客从火车里搬了出来，接到指示，在小站房里等候转车。我们拿着大大小小的随身行李，有一部分人头上还裹了绷带，在当地好奇的居民的夹道迎送中走进候车室，勉强安顿下来。一小时后，我们又给乱塞到一列专车里去。
我买的是头等车票（因为别人替我付旅费），但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现在每个人都要坐头等车厢，结果头等比别处更拥挤。我找到座位刚一坐下，就发现挤在斜对过角落里的是谁呢？原来是穿裹腿靴、开口就训斥人的那位老爷，也就是我的主人公。他的小狗不在身旁，给人带走了；别人不顾老爷的一切特权，将它关在紧靠车头后面的黑暗牢笼里，它正在那儿号啕呢。这位老爷也拿着一张无济于事的黄色车票，喃喃地怨个不停，说他要抗拒这种共产主义作风，抗拒祸患所招惹的一律平等。但有个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你有个座就该高兴啦！”老爷只得苦笑着屈服于这可怕的环境下。
靠在两名消防队员身上走进来的是谁呀？原来是位矮小的老太太，一位穿破旧大衣的老妈妈，就是在慕尼黑险些儿登上二等车厢的那位。“这是一等车厢吗？”她不停地问：“真是一等车厢吗？”在大家向她再三保证并为她腾出座位以后，她说了声：“感谢上帝！”便倒在天鹅绒的坐垫上，仿佛现在才得救了似的。
到霍夫已经是五点钟，天亮了。在这儿吃了早饭，然后我调了车，由快车把我连同我的大小行李送到德累斯顿去，时间延误了三个小时。
是啊，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火车事故。总该有那么一次呀。虽然逻辑家会提出异议，我还是相信最近再碰到这类事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刘德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