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区域颇不寻常，某些头脑与众不同，而某些人的思想境界也颇为罕见，既崇高，又贫乏。在大城市邻近郊区的某些街灯稀少、警察三两成行的角落里，往往有那么一些房屋，你上楼后到达的终点就是歪歪斜斜的顶楼，顶楼上住的是面容苍白、才气横溢的青年人，他们是睡梦中的犯罪分子，常常在胸前叉起胳膊，低头沉思。有时你到达的终点也许是一个简陋而装饰得别有风味的工作室，一些孤独而富有反抗精神的艺术家在那儿吞云吐雾，他们心力交瘁，嗷嗷待哺，但又目空一切，正在为一些激进而不着边际的思想绞尽脑汁。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冷酷、纯正和虚无。他们不作妥协，不予让步，不讲宽容，谈不上什么节制和价值。这里的空气如此稀薄，纯洁，生活的瘴毒再也不会繁育滋长。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倔强的反抗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自我”高于一切的绝望情绪，以及自由、疯狂和死亡。
那天正是耶稣受难节，时间是晚上八点钟。丹尼尔邀请的一些客人已于同一时刻到来。他们接到的邀请书是四开本的，上面写着奇形怪状的文字，要求他们在耶稣受难节晚上集会，宣读丹尼尔起草的一份宣言。邀请书上面画着一只凌空飞翔的山雕，爪上有一把出鞘的短剑。现在，他们在指定时间内相聚于郊区一条荒凉的、半明不暗的街内，前面是一座不很漂亮的出租房屋，预言家本人曾在这里住过。
他们有的人彼此相识，便相互打起招呼来。其中有一位波兰画家和同他住在一起的苗条的少女；一位抒情诗人，他是一个颀长的、蓄有黑胡子的闪米特人，随身带着他面容苍白、身材笨重、衣服飘飘然曳在地上的妻子；还有一个既有军人风度、又面有病容的汉子，他是退伍的骑兵队长，一个唯灵论者；此外还有一个外貌活像大袋鼠的年轻哲学家。只有那个小说家——他戴一顶硬梆梆的帽子，小胡子理得很整洁——不认识任何人。他却是另一种人，只是偶然同他们相遇。他对生活多少有些了解，写的那本书在市民阶层广为流传。他决意使自己装出一副十分谦逊和感恩戴德的神情，并且装出一副逆来顺受的可怜相。他跟随别人一起进屋，同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他们扶着铸铁的栏杆鱼贯上楼，谁也不出一声，因为这些人了解言语的价值，一般不肯轻易说空话。在楼梯拐弯处的窗台上，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发出惨淡的黄光。当他们经过时，就可以辨认出这所住宅每家住户门上标着的姓名职业。他们先后经过保险公司职员的宿舍和办公室，助产士家，精洗女工家，“代销处”，以及动鸡眼手术的大夫之家。他们默默经过这些地方，目光中虽无轻蔑的表情，但十分冷漠。他们毫不停留，接着又信心十足地登上一个狭窄的幽暗得像矿井一样的楼梯间，那边，在楼梯尽头处的上方，闪现着一丝微光，这是最高处发出的一抹摇曳不定的微光。
他们终于到达了屋顶下面烛光的目的地，六支蜡烛，在楼梯口一张铺有褪了色的祭坛台布的桌子上闪闪发光，烛台的样式各不相同。那儿有一扇门，看去颇像顶楼的入口处：门上钉有一块灰色的纸板，上面赫然呈现丹尼尔的名字，是用黑色的粉笔写成的罗马字。他们按起铃来。
一个额头宽阔、神态亲切的少年前来开门。他穿的是一套蓝色的新衣，脚上的靴子亮油油的，手里拿一支蜡烛，斜瞧着他们穿过又小又暗的走廊，来到一个没有糊壁纸的、阁楼似的房间。这里除了一个木质的衣帽架外，空无一物。少年做了一个手势，喉头里还叽里咕噜发出一些声音，示意他们把衣服放好，可一句话也不说。当小说家怀着一般的同情心向他提一个问题时，真相大白：原来那少年是个哑巴。接着，他擎起蜡烛照着客人重又穿过走廊来到另一扇房门前面，把他们一一引入室内，跟在最后面的是那位小说家。他穿着小礼服，戴着手套，决心使自己的一举一动同在教堂里一样。
他们进入的那个房间不大不小，由二十支或二十五支点燃着的蜡烛照得通明。烛光微微颤动，显得十分庄严。一个少女伫立在门口，同大伙儿一一握手。她是丹尼尔的妹妹，名叫玛丽亚·约瑟娃，看去天真无邪，有些傻里傻气。她的衣着十分朴素，衣服上有白白的翻领和硬袖口。小说家认识她：他在一次文艺茶话会上曾见过她。当时她坐得端端正正，手里捧着茶杯，用清晰而恳切的声音谈论她的哥哥。她很崇拜丹尼尔。
小说家东张西望，想找丹尼尔。
“他不在这儿，”玛丽亚·约瑟娃说。“他不在，我不知道他上哪儿了。不过他精神上将和我们在一起，而且将遵照宣言书逐字逐句地身体力行。有人马上要读宣言书了。”
“宣言书由谁来读？”小说家压低了声音必恭必敬地问。他对这一切十分认真。他是一个好心而虚怀若谷的人，对世人和万物都很尊重，乐于学习，对值得尊敬的事物都乐于尊敬。
“由我哥哥的一位年轻朋友读，”玛丽亚·约瑟娃答道。“我们等他从瑞士来。他还没有到，不过会准时赶到的。”
房门对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端靠着向下倾斜的天花板。在烛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到桌上有一张粗线条的粉笔画，上面画的是拿破仑，他的姿态笨拙而专横，正在炉边为那双套着长统靴的脚取暖。入口处的右面，是一个祭坛式的神龛，在神龛上银质枝形烛台内燃烧的蜡烛中间，有一幅圣者的画像，圣者眼睛朝上，双手摊开。神龛前面有一个祈祷台，走近一看，可以见到在圣者脚边挺立着-张业余爱好者拍摄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汉子，汉子有一个宽大、苍白而向后缩进的前额，他的面庞像猛禽一样，瘦骨嶙峋，没有胡子，显出聚精会神的表情。
小说家在丹尼尔像前呆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壮起胆来继续跨步，走入室内。内室有一张大圆桌，桌面黄澄澄地抛过光，四周饰以月桂花环，上面还烙上了一只挟短剑的山雕，图案与人们在邀请书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大圆桌后面有几把矮矮的木倚，其中有一把狭而斜度大的哥特式椅子高高凸起，十分威严，宛如御座或猎台。此外还有一张粗制滥造的长凳，上面铺的材料也很简陋。长凳横在墙壁和屋顶相交处形成的一个宽大的壁龛面前，壁龛内侧就是低低的窗子。也许是因为装在下面的瓷砖壁炉放出的热气太多，窗子正敞开着；窗外，可以看到夜幕下的一方蓝天。在深沉的夜色中极目望去，只见街头一盏盏煤气灯星罗棋布，它们发出黄色的光点，由密而疏地向远方伸展。
但在窗子对面，房间就狭窄起来，形成一个凹陷的小室，烛光把那里照得比阁楼的其他部分更为明亮，从陈设方面看，既是房间，又是祈祷室。角落里有一张卧式长沙发，沙发套很薄，颜色也很淡。右面可以看到一个有帘子的书柜，柜顶上枝形烛台里的蜡烛和古色古香的油灯都燃亮着。左方摆着一张铺有白布的桌子，桌上有一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一座七枝式烛台，一只盛满红葡萄酒的酒杯，还有一个盘子，上面放一块葡萄干糕点。但凹室前缘有一块地方高高突起，上面摆着一个铁制蜡烛台。平台上有一个镀金的石膏柱，柱顶吊有一块血红的祭坛绸布。一束对开本的文件就堆放在这上面：这就是丹尼尔宣言。墙上和天花板的斜面上都贴有浅色糊壁纸，纸上印有小小的皇帝花冠。四面墙头上挂有死者面型，玫瑰花环，还有一把生锈的大剑；室内除了那幅很大的拿破仑像外，还可看到许多人物的画像，有马丁·路德、尼采、毛奇、亚历山大六世的，也有罗伯斯庇尔和沙伏那罗拉的。
“这些你们都亲眼看到了，”玛丽亚·约瑟娃一面说，一面想努力从小说家那虔敬而沉静的脸上看出他对房里陈设的反应。但这时别的客人也默默地、严肃地陆续进来，他们从容不迫地在长凳上和椅子上坐了下来。就坐的除了先来的那些宾客外，还有好几个人：一位乖僻的画家，长着一张干瘪不堪的孩儿脸；一位跛足女人，她经常让人称她为“多情种子”：一位贵族出身、后来又被逐出家门的未举行婚礼的年轻母亲，她在精神上并无追求，被接纳到这个小圈子里来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母亲；此外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作家和一位畸形的音乐家——总共十二个人。这时小说家又回到窗口的凹室里，玛丽亚·约瑟娃却坐在紧靠门边的一把椅子上，两手彼此并排挨着搁在膝头上。就这样，他们等待着瑞士赶来的青年人，他将在适当时机出场。
突然，一位有钱的夫人也赶到了。她是因为某种业余爱好而经常出席这类集会的。她乘华丽的双座马车从城里赶来，离开她那豪华的邸宅，邸宅里有的是织花壁毯，门框也古色古香，显得金碧辉煌。她一口气走上楼梯，来到门边，珠光宝气，异香扑鼻。她穿着一件绣黄边的蓝衣服，红棕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巴黎帽，金黄色的眼睛嫣然含笑。她上这儿是由于好奇，由于无聊，由于爱好体会各种生活的滋味，由于对一点儿不寻常的一切东西怀有好感，也是由于娇滴滴地让自己放纵一下。她向丹尼尔的妹妹和曾在她家里作客的小说家打招呼后，便在窗龛前的长凳上坐下来。她坐在“多情种子”和长相像袋鼠的那个哲学家中间，仿佛理所当然似的。
“我来得也许太迟了，”她张开那美丽动人的嘴儿轻声对坐在后面的小说家说。“我在家里陪客人喝茶，时间给耽误了。”
小说家十分激动，今天他正好穿一身像样的装束，真是谢天谢地！她多美呀！他想。她真不愧是那个女儿的母亲哪。
“索娅小姐呢？”他凑着她的肩头问。“您没有带索娅小姐一起来吗？”
索娅是那位富家太太的女儿，在小说家心目中，她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尤物，一个富有教养的才女，是高等文化的理想化身。他两次提到了她的名字，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名字说出口来，真是其乐无穷，非笔墨所能形容。
“索娅身体不大舒服，”这位有钱的太太说。“嗯，您先生想一想吧，她脚上闹病。哦，没什么，只是有些肿，不过稍稍有点儿发炎，有点儿硬块，于是给开了刀。也许这没有什么必要，可她非要这么做不可。”
“她非要这么做不可！”小说家也兴奋地轻声重说一遍。“我知道她就是这副脾气！可我究竟该怎样向她表白我的一片同情心才好呢？”
“哦，我会代您致意的，”有钱的太太说。小说家不吭一声，于是她又接上一句：“难道您还嫌不够吗？”
“哎，这个还不够，”他悄声说。因为太太很赏识他写的书，于是莞尔一笑，回答他说：
“您就送她一点儿花吧。”
“谢谢！”他说。“谢谢！我会送的！”可他在暗自思忖：“一点儿花吗？我真想送一束哩！大大的一束！明天吃早饭前，我就乘马车上花店！”——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了。
这时外面忽然响起一阵阵喧闹声，门开了，一下子又猛地关上。在这群乘客面前，在烛光下，出现了一个穿深色上衣身材矮小，体魄结实的青年：他就是来自瑞士的小伙子。他用咄咄逼人的目光向全室扫视了一眼，然后迈开大步走向凹室前面的石膏柱旁。他在平台上的石柱后面站停，劲头十足，仿佛两脚要在那边生根似的。他一把抓起顶上横着的一卷手稿，立即朗诵起来。
他大约二十八岁光景，短脖子，其貌不扬。剪短的头发看去又尖又硬，一直长到他低低的、满是皱纹的额角上，显得十分古怪。他不长胡子，脸色阴沉，动作笨拙，猛犬鼻，高颧骨，脸颊深陷，嘴唇又厚又翘，似乎只能吐出一些笨拙、勉强和仿佛有气无力的恶言。他的脸既粗犷，又苍白，他拉开嗓门使劲地读着，但内心似乎在震颤，有时连气也接不上来。捧着文稿的那只手又阔又红，但在瑟瑟发抖。在他的身上，残暴与懦怯令人毛骨悚然地混合在一起，而他朗读的内容，同他古怪的姿态又十分符合。
“宣言书”中有教义、寓言、论说、法律、幻景、预言以及“日诏”之类的劝诫，文体中既不乏《圣经》中《诗篇》的韵味，又富有《启示录》的精神，其中还夹杂一连串军事战略和哲学批判性的专门术语，文字华丽，深不可测。宣言书中以遗世独立的自大狂语气鼓吹那狂热的激动不已的“自我”，而且用滔滔不绝的激烈的措词向世界提出威吓性的谴责。他的名字叫基督大将军，他报名参加敢死队，目的为了征服全球：他派出了大使，提出了种种苛刻的条件。他要求贫困和贞洁，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用某种违反人情的狂喜情绪一再希望人们能无条件地顺从。他称菩萨、亚历山大、拿破仑和耶稣是他谦卑的先驱：他们为他这个精神上的主宰解鞋带也不配。
年青人读了一小时后，就颤抖着举起盛红葡萄酒的酒杯喝了一口，然后继续朗诵宣言书。他的低额上已布满汗珠，厚嘴唇不住哆嗦，读到一半时，往往哼哼哈哈从鼻孔里透出一股气，显得声嘶力竭的模样。这时孤独的“自我”歌唱着，咆哮着，命令着。“自我”迷失在一幅错乱的图景中，陷入某种荒谬的逻辑里翻来覆去，不能自拔，后来又突然在全然意想不到的地方阴森森地浮现。一会儿亵渎神明，一会儿又大唱赞美歌——时而香烟缭绕，时而杀气腾腾。在暴风骤雨的战斗中，世界被征服了，并且得救了。
丹尼尔宣言对听众的影响如何，是难以估计的。有些人昂起脑袋，茫然望着天花板；另一些人用双手捂住了脸，俯下身子，脑袋几乎碰到膝盖。每当他念到“贞洁”这个字眼，在这位“多情种子”的眼神中就泛起了一层异样的云翳：至于长相像袋鼠的那个哲学家，却不时用他那又长又曲的食指在空中不知写些什么。小说家呢，由于背脊隐隐作痛，好长时间一直设法让自己保持一个合适的姿势，但无济于事。十点钟时，他头脑里出现一个幻象，见到一只火腿面包，但随即怀着丈夫气概把它驱散了。
将近十点半时，人们看到小伙子红通通的痉挛的右手里已剩下最后一张纸了。他的朗诵即将结束。“战士们！”他最后竭尽全力，用微弱的声音吼道。“我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就是掠夺——掠夺世界！”他走下台来，气势汹汹地瞪了大伙儿一眼，然后神气十足走出门去，势头跟来时一模一样。
他走后，听众仍一动不动，继续保持他们听讲时最后的姿势达一分钟之久。接着他们不约而同站了起来，拔脚就走。临行前，他们一一同玛丽亚·约瑟娃轻声握手道别。约瑟娃依旧穿着白翻领衬衣站在门边，十分贞静。
哑孩子仍在外面值勤。他擎着蜡烛把客人们照进衣帽间，帮助他们穿好大衣，然后陪他们穿过狭窄的楼梯间。摇曳不定的烛光从顶楼上，从丹尼尔的王国一直照射到下面，照射到大门边。孩子把门打开。
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到郊区荒凉的街道上。
阔太太的双座马车停在屋前。人们看到，此时马车夫坐在驾御台上两盏闪闪发亮的灯笼之间，执马鞭的那只手正举到帽前。小说家伴送阔太太一直到车门前。
“您觉得今天的集会怎么样？”他问。
“我不爱对这类事发表意见，”她答道。“也许他真的是一个天才，或者类似天才的人物。”
“嗯，天才，它到底是怎么一副样儿？”他沉思地说。“在这个丹尼尔身上，什么样的条件都有：孤寂，自由，热情，远大的目光，自信，甚至近乎罪恶和疯狂。他缺少的是什么呢？也许是人性？也许缺少一点儿情感，渴望，以及爱情？不过这完全是我随口说说的一个假设罢了。”
“请代向索娅问好，”当她坐定后伸出手来告别时，他说。他怀着紧张的心情，察看对方在他单单称呼“索娅”而不称“索娅小姐”或“令嫒”时脸上有怎么一副神色。
她器重他写的小说，因而嫣然一笑，处之泰然。
“我会代您转告的。”
“谢谢，”他说。他对前途满怀希望，内心不免飘飘然。
“现在，我要像一头饿狼那样吃一顿晚餐啦！”
他真的变得生气勃勃了。
（钱鸿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