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十二个民族入侵俄国。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避免冲突，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鲍罗金诺。法国军队不断加速冲向莫斯科，冲向运动的目标。这种冲力越接近目标就越大，就像物体坠落，越接近地面速度越大一样。背后是几千俄里饥饿敌对的国土，前面离目标还有几十俄里。这一点拿破仑军队的每个士兵都感觉到，而侵略就凭着一股冲力向前推进。
俄军越往后退，仇恨敌人的怒火就烧得越旺；在后退的过程中队伍越加集中，力量越加增强。在鲍罗金诺周围双方发生了冲突。双方军队都没有溃败，但俄国军队在冲突后不得不立刻后退，就像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冲力更大的球，不得不后退一样；那个猛冲的侵略的球，虽然在冲突时失去全部力量，还是要滚一段路。
俄军后退一百二十俄里，退离莫斯科，法军到达莫斯科，在那里停下来。此后五个星期没有打过一仗，法军停住不动。他们仿佛一头负了致命伤、流血不止的野兽，舔着自己的伤口，五个星期一直留在莫斯科，什么事也没做，突然无缘无故往回跑。他们直奔卡卢加大道（在获得胜利之后，因为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城下的战场又落到他们手里），没有打过一场大仗，就更快地逃回斯摩棱斯克，过了斯摩棱斯克到维尔诺，又到别列津纳河，一直后退。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相信，鲍罗金诺一仗打胜了。库图佐夫就这样呈报皇上。库图佐夫下令准备新的战斗，以击溃敌人。他这样做，并非要欺骗什么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被打败了，而这一点，每个参与战斗的人都是知道的。
但就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传出损失空前惨重、俄军伤亡一半的消息，因此要进行新的会战人力显得不足。
情报尚未收集，伤员没有运走，弹药没有补充，阵亡人数没有统计，补缺的新指挥员没有任命，士兵没有吃饱睡足，无法进行新的战斗。
然而，就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军凭着同距离成反比的冲力向俄军推进。第二天库图佐夫想进攻，全体俄军也想进攻，但要进攻光靠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进攻的可能，而进攻的可能却没有。俄军被迫后退一天的行程，接着第二天又被迫后退一程，第三天又被迫后退一程，最后，到了九月一日，军队接近莫斯科，虽然士气有了提高，但形势却迫使俄军退过莫斯科。然后俄军又退了最后一程，把莫斯科放弃给敌人。
有些人惯于认为，统帅们制订战争和战役计划，就像我们一样，坐在书房里，面对地图，考虑着应该怎样部署作战计划。这些人常常会问：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这样做不那样做？为什么他不在到达菲里之前占据阵地？为什么他不立刻退到卡卢加大道，放弃莫斯科？等等。惯于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忘记或者不知道任何一个总司令行动时无法避免的条件。我们可以悠闲地坐在书房里，根据双方一定数量的军队，在某一地方，从地图上研究一场战役，并假定从某一时间开始行动。然而统帅的行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总司令从来不会出现于事件的开端，而我们看事往往只看它的开端。总司令总是处身在一系列变动着的事件中间，因此他从来不可能考虑当前事件的全部意义。每件事都是不知不觉、一瞬间又一瞬间地逐渐形成的，在事件连续不断形成的每一瞬间，总司令都处在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忧虑、依赖、权力、方案、意见、威胁、欺骗之中，必须经常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相互矛盾的问题。
军事专家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到达菲里之前，早就应该把军队调到卡卢加大道，甚至有人曾向他提过这个方案。但摆在总司令面前的，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往往不是一个方案，而是几十个方案。这种根据战略和战术制订的方案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而总司令的任务只是从中选出一个方案来。但就连这一点他也办不到。事情和时间不等人。譬如说，有人建议他在二十八日越过卡卢加大道，但这时有个副官从米洛拉多维奇那里骑马跑来向他请示，立刻同法国人交战还是撤退。他必须立刻发出命令。而撤退的命令就使我们不能拐到卡卢加大道上去。副官走后，军需官来请示，食品往哪儿送；医院院长来请示，伤员往哪儿运；信使从莫斯科送来诏书，不许放弃莫斯科；总司令的对手（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暗中陷害他，向他提出同转向卡卢加大道相反的新方案，总司令自己筋疲力尽，需要睡眠和饮食；一个功勋卓著而没有获奖的将军前来叫屈；居民要求保护；一个奉命去察看地形的军官，带回来的报告同前一个奉派的军官的报告正好相反；一名探子、一个俘虏和一位奉命侦察的将军的敌情报告各各不同。一些惯于不了解或忘记一位总司令采取行动所必要的条件的人，例如向我们介绍菲里两军的形势，并认为总司令可以在九月一日自由决定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俄军离莫斯科还有五俄里，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城下，在斯摩棱斯克城下，尤其明显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季诺，二十六日在鲍罗金诺，在从鲍罗金诺向菲里撤退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里作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