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之所以发动对俄战争，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冲昏头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服，不能不受六月早晨的鼓舞而野心勃勃，不能不先在库拉金面前、后在巴拉歇夫面前大发雷霆。
亚历山大之所以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觉得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里之所以力求用最高明的方法指挥军队，是因为他要恪尽职守，并博取伟大统帅的名声。尼古拉之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无法克制在旷野上疾驰的欲望。同样，无数参战的人也都各凭自己的性格、习惯、条件和目的而行动。他们又恐惧，又虚荣，又快乐，又愤怒，他们议论纷纷，自以为了解他们的行为，而且是在为自己行动，其实他们全是一些身不由己的历史工具，做着他们自己并不明白而我们却是了解的事。这就是一切实际活动家的必然命运：他们官做得越大，就越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个人作用早已完全消失，所留下的只有历史的结果了。
不过，假定说拿破仑统率下的欧洲人不得不深入俄国腹地，并在那里灭亡，那么，参加这一战争的人互相冲突、残杀而毫无结果，这种行动我们倒是能理解的。
这些追求个人目的的人注定要造成重大后果。这样的后果拿破仑没有料到，亚历山大也没有料到，参加战争的其他人更没有料到。
现在大家都明白一八一二年法军溃败的原因。谁也不会争论，拿破仑法军之所以溃败，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深入俄国腹地时间太晚，又没有做好过冬准备，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军焚烧俄国城市，引起俄国人民同仇敌忾，因而决定了战争的性质。但是，一支由最优秀的统帅所指挥的世界上最精锐的八十万大军大败于一支由经验不足的统帅所指挥的人数只及一半而又缺乏作战经验的俄军之手，只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在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而现在却是十分清楚了。当时不仅没有一个人预见到，俄国方面还始终竭力制止唯一能拯救俄国的办法，法国方面虽有拿破仑的作战经验和所谓“天才”，却千方百计要在夏末推进到莫斯科，也就是一心一意自取灭亡。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历史著作中，法国作者很爱说，拿破仑当时就感觉到拉长战线的危险，他寻求决战，他的元帅们也曾劝他在斯摩棱斯克停止进攻。他们还提出其他论据，证明当时已看到战争的危险。俄国作者则更爱说，战争一开始就有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苦战计划，有人说这计划的制订者是普法尔，有人说是一名法国人，有人说是托里，有人说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并提到一些暗示这种作战方法的笔记、方案和书信。不过，所有这些暗示，不论是法国方面的还是俄国方面的，现在重提都只因为事实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那么这些暗示也早就被人遗忘，就像当时流行而现在被否定的成千上万彼此矛盾的暗示和推测一样。任何事件的结局总有许多推测，不管事件结局如何，总有人说：“我早就说过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他们完全忘记，在无数推测中还有许多截然相反的意见。
说拿破仑早就意识到拉长战线的危险，说俄国人早就想诱敌深入，这显然都是史学家的牵强附会，他们把这种推测强加到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头上，又把那种作战计划强加到俄国将领头上。事实完全驳倒了这种推测。在整个战争期间，俄国方面不仅从无引诱法军深入俄国腹地的企图，而且从法军一侵犯俄国起就竭力阻止他们前进，拿破仑不仅从来没有害怕过拉长战线，而且把自己每推进一步都看作胜利，也不像以往作战那样要求速战速决，而是缓慢地进行战斗。
战争一开始，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而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使他们会合起来。如果我们存心后退和诱敌深入，那么，军队会师就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征是为了鼓舞士气，保卫每一寸俄国土地，可不是为了后退。根据普法尔计划建设规模巨大的德里萨阵地，也不是打算继续后退。军队每后退一步，皇帝都要责怪总司令。皇帝不仅不能设想火烧莫斯科城，甚至不能设想让敌人占领斯摩棱斯克。我军会合了，皇帝气愤的是没有在城外打一次大仗就让斯摩棱斯克沦陷和焚毁掉。
这是皇帝的想法，而俄国将领和俄国民众一想到我军后撤到腹地就更加气愤。
拿破仑切断俄军，深入俄国腹地，放过几次会战的机会。八月间，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一心考虑着怎样继续前进，虽然我们现在明白，正是法军的继续前进导致了它的灭亡。
事实很清楚，拿破仑并未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国将领也没想到要引诱拿破仑深入，他们所考虑的正好是相反的事。使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不是由于谁制定了这种计划（谁也没想到有这种可能），而是参战人员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该怎么办，没有想到拯救俄国的唯一办法是什么。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战争一开始军队就被切断。我们竭力把军队集中起来，目的虽然是要作战和阻止敌人前进，但在努力集结军队时，又要避免同强大的敌人作战，我们就不得不成锐角形撤退，而把法军引到斯摩棱斯克。不过，我们成锐角形撤退，不仅由于法国人在我们两支军队之间移动，这个夹角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退得更远，还因为巴克莱·德·托里是个不孚众望的德国人，也为巴格拉基昂所忌恨（巴格拉基昂将受他指挥），巴格拉基昂正在指挥第二军，竭力想推迟同巴克莱·德·托里的会师，以避免受他指挥。巴格拉基昂迟迟不去会师（虽然会师是所有将领的主要目标），因为他觉得这样行军将使他的军队遭到危险，对他比较有利的是向左和向南撤退，骚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并在乌克兰补充他的部队。他有这样的想法，看来是因为他不愿听命于他所憎恨而官阶比他低的德国人巴克莱·德·托里。
皇帝御驾亲征原想鼓舞士气，但他的在场和不懂得如何决策，再加上大量顾问和计划，反而破坏了第一军的战斗力，使军队不得不后退。
俄军原定驻守在德里萨阵地，但一味想当总司令的保卢奇竭力影响亚力山大。于是普法尔的整个计划被取消了，指挥大权落到巴克莱·德·托里手里。但巴克莱·德·托里不孚众望，他的权力受到限制。
军队四分五裂，没有统一指挥，巴克莱·德·托里不得人心；但由于这种混乱、分裂和德国人总司令不得人心，一方面产生了犹豫不决和避免会战的情况（如果军队团结一致，不是由巴克莱·德·托里指挥，一场会战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人们对德国人越来越愤恨，爱国热情则越来越高涨。
最后，皇帝离开了军队，唯一合适的借口是：他必须去鼓舞新旧两个京城民众的热情，以发动全民战争。这样，皇帝驾临莫斯科就使俄军的力量增强了两倍。
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妨碍总司令的统一指挥，以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不料军队的领导更加混乱和削弱。别尼生、亲王和一群侍从武官留在军队里，目的是要监视总司令的行动，鼓舞他的斗志，但巴克莱·德·托里在这些皇帝耳目的监视下觉得自己更不自由，在制定重大行动上更加小心翼翼，竭力避免会战。
巴克莱·德·托里主张谨慎行事。皇太子暗示这是一种不忠行为，要求发动大会战。刘波米尔斯基、勃拉尼茨基、伏洛茨基之流大肆鼓噪，于是巴克莱·德·托里就以给皇上递送奏章为借口，把这些波兰侍从武官打发到彼得堡，然后同别尼生和亲王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最后，不管巴格拉基昂怎样不乐意，俄军还是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基昂乘车来到巴克莱·德·托里的行辕。巴克莱·德·托里佩上武装带出来迎接，向官阶比他高的巴格拉基昂报告。巴格拉基昂虽然官阶更高，但为了表示豁达大度就服从巴克莱·德·托里；但服从归服从，他同巴克莱的意见却更加分歧。巴格拉基昂奉皇帝之命，有事可直接奏闻皇上。他就写信给阿拉克切耶夫：“遵奉圣上御旨，但我实在无法跟大臣（巴克莱）共事。看在上帝分上，派我到别处去吧，即使去指挥一个团也行，我再也无法在这里待下去。总司令部里德国人充斥，使俄国人无法立足，一筹莫展。我想竭诚为圣上和祖国效劳，但结果表明我是在为巴克莱服务。说实话，我不愿意。”
勃拉尼茨基、文森海罗德之流更搅坏两位总司令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更难统一。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城下准备向法军发动进攻。一位将军奉命视察阵地。这位将军仇恨巴克莱，去找一个任军长的朋友，在他那里坐了一天，然后回到巴克莱那里，对他并未亲眼目睹的战场横加指摘，多方挑剔。
俄军将领正在就未来战场进行争论和策划军事行动，俄军正在找寻行踪不明的法军。这时，法军已遇上聂维罗夫斯基师，兵临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保全交通线，必须在斯摩棱斯克展开一场意外的会战。会战发生了，双方都伤亡数千人。
违反皇帝和全民的意愿，斯摩棱斯克失守了。但居民受总督的欺骗，焚毁了斯摩棱斯克城。这些遭难的居民念念不忘自己的损失，对敌人怀着冲天怒火到莫斯科去，给俄国其他城市居民做出榜样。拿破仑继续前进，我们节节败退，从而造成了战胜拿破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