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的绿色大街，并不如你从这名字上所想象的——我猜想你难免这样想象——那么漂亮。先不说别的，这条大街上一棵树——哪怕一棵——也没有。没有草坪没有公园没有饮水点，却取名为“绿色大街”（greenstreet ）。至于原因，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天都可能不晓得。
直言不讳地说，绿色大街即使在悉尼也是最煞风景的街。狭窄、拥挤、污秽、寒伧、破败、环境恶劣、一股难闻味儿。且气候差劲儿：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热得要死。
“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热得要死”这说法是有些奇怪。因为，就算南半球和北半球季节相反，作为现实问题也应该热的是夏天，冷的是冬天。也就是说，八月是冬天，二月是夏天。澳大利亚人都如此认为。
但是，作为我却不能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大问题：季节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是到十二月就是冬天呢，还是变冷了是冬天呢？
“那还不简单，变冷了不就是冬天吗！”或许你会这样说。不过且慢，如果说变冷了就是冬天，那么到底摄氏多少度以下是冬天呢？假如隆冬时节一连有几天暖洋洋的日子，莫非就该说“变暖了就是春天”不成？
喏，糊涂了吧？
我也糊涂。
可是我认为“冬天就必须冷”这一想法未免过于片面，所以，即便为了打破周围人的僵化观念，也要把十二月至二月称为冬天，将六月至八月唤作夏天。而这样一来，就成了冬天热夏天冷。
结果，周围人都认为我是怪人。
不过也罢，随别人怎么看好了。还是说绿色大街吧。
前面也说了，悉尼的绿色大街即便在悉尼也是最煞风景的街，没准在南半球都是最煞风景的。就说现在吧，在这十月里的一个下午，我正从位于一座大厦三楼的事务所窗口，往下打量绿色大街大约正中间那里。
看见什么了？
看见好多好多。
晒得黝黑的酒精中毒流浪汉正一条腿伸进污水沟里睡午觉——或动弹不得。
打扮新潮的无赖少年把锁链揣进夹克口袋，弄得“哗哗啦啦”地在街上游来逛去。
毛掉了一牛的病猫在寻找垃圾箱。
七八岁小孩手持尖锥一个接一个猛扎汽车轮胎。
砖墙上千巴巴地沾着五颜六色的呕吐物。
所有商店都几乎落着铁闸门。人们早已对这条街忍无可忍，关起店铺逃之夭夭。至今仍营业的只有当铺、酒馆和“查莉”比萨饼店。
脚蹬高跟鞋的年轻女郎怀抱黑漆皮手袋，带着“咔嗒咔嗒”刺耳的足音在路上全速行进，就好像被谁追赶似的，但根本没人追赶。
两条野狗在街心擦肩而过。一条由东向西，一条由西向东。都边走边看地面，擦肩而过时头都不抬一下。
悉尼的绿色大街便是这样一条街。我常常心想，假如必须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挖一个特大特大的屁股眼儿，那么场所就非这里莫属了——这就是悉尼的绿色大街。
我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事务所，当然有其相应的理由的。不是因为穷。这里的房租固然便宜到极点，可是我不缺钱，不仅不缺，简直多得花不过来，足可以一古脑儿买下悉尼繁华大街上的十幢十六层高的新大楼，甚至最新式的航空母舰连同五十架喷气式战机都不在话下。反正钱多得一看都心烦。毕竟父亲是砂金王，两年前给我扔下全部财产死了。
钱派不上用场，统统放进银行，这下利息都用不完，所以又把利息也放进去，结果是利上生利，一想都烦得不行。
我所以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事务所，是因为只要找在这里，熟人什么的就一个也不会找来。正经人断不至于来什么悉尼的绿色大街，大家都怕这条街怕得要命。因此，既没有亲戚来絮絮叨叨说三道四，又没有喜欢指手划脚的朋友来访，眼睛专盯着钱的女孩也不会来。既没有律师顾问来商量财产如何运作，又没有银行行长来寒暄致敬，罗尔斯—罗伊斯的推销员也不至于抱着一堆宣传资料来敲门。
没有电话。
来信一撕了之。
安安静静。
我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私家侦探事务所，就是说我是私家侦探。招牌上这样写道：
私家侦探，收费低廉
但只受理有趣之案件
招牌用平假名，写当然有其道理，因为悉尼的绿色大街上认得汉字的人一个也没有。
事务所是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脏得一塌糊涂，墙壁和天花板到处是令人讨厌的黄斑。门安得差劫儿，开了很难关上，关了又不易打开。门玻璃上写有“私家侦探事务所”字样。门拉手上挂有一块正反两面分别写有“住”与“不在”的牌子，“在”朝外时我在事务所，“不在”朝外时我外出。
不在事务所时的我或在隔壁睡午觉，或在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一边同女服务员闲聊，非此即彼。“查莉”是个比我小几岁的可爱的女孩，有一半中国血统。虽说悉尼城很大，但一半是中国血统的女孩，除了“查莉”没第二个。
我非常喜欢“查莉”。估计“查莉”也喜欢我，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别人想什么我哪里晓得。
“私家侦探什么的可有得赚？”“查莉”问我。
“不赚。”我回答，“有得赚不就是说有钱进来么！”
“好个怪人。”“查莉”说。
“查莉”不知道我是大阔佬。
挂出“在”的牌子时，我大体坐在事务所的人造革沙发上边喝啤酒边听格伦·古尔德的唱片。我特别喜欢格伦·古尔德的钢琴，光他的唱片就有三十八张。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六张唱片放在自动转换唱机上，绵绵不断地听格伦·古尔德，喝啤酒。格伦·古尔德听腻了，有时放平·克劳斯比的《白色圣诞节》。
“查莉”喜欢《AC／DC》。
说是“私家侦探所”，但几乎没什么顾客。悉尼绿色大街的居民压根儿没想到要花钱解决什么，况且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给人的感觉似乎与其一个一个解决，还不如相互协调来得快。总而言之，悉尼的绿色大街对于私家侦探来说决不是容易活命的地方。
偶尔，在“收费低廉”字样的吸引下也有客人赶来，但大部分——当然是对我而言—— 都是无聊透顶的案件。
什么“我家的鸡两天只生一次蛋是怎么回事”啦，什么“每天早上我家牛奶都被偷走请把犯人逮住”啦，什么“朋友借钱不还请跟他好好说说叫他还回”啦，如此不一而足。
此类无聊委托我统统一推了事。还用说，我又不是为了照看谁家的小鸡、牛奶和催还几个小钱才当私家侦探的！我所追求的是更富有戏剧性的要案，比如身高两米的镶着蓝色假眼的大管家开着黑漆高级轿车跑来说“为了保护伯爵千金的红宝石您能助以一臂之力吗”，要这等事件才行。
可是澳大利亚没有什么伯爵千金，休说伯爵，子爵男爵也没一个。伤透脑筋！
这么着，我每天每天都闲得发慌。或剪指甲，或听格伦·占尔德的唱片，或修理已成古董的自动手枪，或在比萨饼店同“查莉”聊天，以此消磨时光。
“你别干什么私家侦探了，干点正经事儿如何？”“查莉”说，“印刷工什么的。”
印刷工？那也不坏，我想，和“查莉”结婚当印刷工，不坏不坏。
但时下我仍是私家侦探。
一副羊模样的小个子男人从门口进来是在星期五下午。羊模样小个子一闪进屋，先确认是否有人盯梢，然后关门。门很难关严，我上前帮忙，两人一起把门关好。
“您好！”小个子说。
“您好！”我应道，“您是……”
“请叫我羊男好了。”羊男说。
“初次见面，羊男先生。”
“初次见面。”羊男说，“您是私家侦探吧？”
“是的，我是私家侦探。”说罢，我关掉唱机，把格伦·古尔德的《创意曲》放回唱片架，收拾了空啤酒罐，把指甲钳扔进抽屉，劝羊男坐在椅子上。
“我在找私家侦探。”羊男说。
“原来这样。”
“但不晓得去哪里才能找到。”
“呃呃。”
“在拐角那个比萨饼店提起来，那个女的告诉我来这里就行。”
是“查莉”。
“那么羊男先生，”我说，“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
羊男身穿羊皮罩衣。虽说是罩衣，但不是用粗纹布做的，而是地地道道的羊皮，尾巴和角都带着，惟独手、脚和脸的部位空缺。眼睛蒙着黑眼罩。我不明白这小子何苦非这副打扮不可。入秋到现在已有很多日子了，这副打扮肯定出汗不少，再说走起路来岂不要给小孩子们取笑？莫名其妙！
“要是热的话，”我说，“就别客气，唔——，就请把上衣脱下。”
“不不，不客气，”羊男说，“早已经习惯了。”
“那么羊男先生，”我重复道，“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
“其实我是想请您把我的耳朵找回来。”羊男说。
“耳朵？”
“就是我衣裳上连着的耳朵。喏，这里！”说着，羊男手指脑袋的右上端，眼珠也同时往右上端翻去，“这边的耳朵被揪掉了吧？”
的确，他的羊皮衣裳右侧的耳朵——从我这边看为左侧——被揪掉不见了。左耳好端端连着。这以前我还一次也没想过羊有怎样的耳朵。羊耳那东西应该是扁平扁平的，忽扇忽扇地往两边支出，“所以想请您把耳朵找回来。”羊男说。
我拿起桌子上的便笺和圆珠笔，用圆珠笔头“橐橐”地敲着桌面。
“请谈一下具体情况。”我说，“被揪掉是什么时候？谁揪的？还有，你到底是谁？”
“被揪掉是三天前，羊博士揪的。还有，我是羊男。”
“得得。”
“对不起。”羊男说。
“再说详细点儿好么？”我说，“说是羊博士也罢谁也罢，我可是全然摸不着头脑。”
“那么就说详细些吧。”羊男说，“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您不晓得，生活着大约三千个羊男。”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大约三千个羊男。”羊男说。
“阿拉斯加也好玻利维亚也好坦桑尼亚也好冰岛也好，到处都有羊男，但都不是类似秘密结社啦革命组织啦宗教团体啦那样的存在，没有会议没有会刊。总之我们仅仅是羊男，仅仅希望作为羊男过和平日子，希望作为羊男想问题、作为羊男吃东西、作为羊男成家生子。正因如此，我们才成其为羊男。您明白了？”
虽然还不大明白，但我还是“唔唔”了两声。
“可是也有几个人挡住我们的去路，其代表人物就是羊博士。羊博士的真名实姓、年纪、国籍都不知道，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也不清楚。不过，是相当上年纪的老人这点可以肯定。而且，羊博士活着的目的是揪羊男的耳朵来收藏。”
“那又何苦？”我问。
“羊博士不中意羊男的生活方式，就揪耳朵来作对，还为此欢欣鼓舞。”
“这人真是乱弹琴！”
“其实倒也不是多么坏的人，我觉得。大概是在哪里倒了霉，性格变得乖僻起来了吧。所以，作为我只要他还回耳朵就行了，不恨羊博士的。”
“好的好的，羊男先生。”我说，“把你的耳朵讨回好了。”
“谢谢。”
“费用一天一千日元，讨回耳朵五千日元。请预付三天费用。”
“预付？”
“预付。”我说。
羊男从胸前口袋里掏出蛙嘴式大钱包，抽出三张折得工工整整的千元钞票，不无悲怆地放在桌子上。
羊男回去后，我按平千元钞的折痕，放入自家钱夹。千元钞上沾满了污斑和怪味儿。然后我去比萨饼店，要了沙丁鱼比萨饼和生啤。我一日三餐都是比萨饼。
“总算有人求上门了？”“查莉”说。
“是的，要忙啦。”我边吃比萨饼边说，“得找羊博士。”
“羊博士不用找的呀，就住在附近嘛。时不时来这里吃比萨饼呢。”“查莉”说。
“住在哪里？”我吃惊地问。
“那谁知道！自己查查电话号码簿不好？你是侦探吧？”
我半信半疑，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查了电话号码簿的“羊”页。羊博士的电话号码赫然在目。羊男的电话号码也在。这世道也真是匪夷所思。
羊男(无职业)…………………363—9847
羊亭(酒馆)……………………497—2001
羊博士(无职业)………………202—6374
我掏出手册把羊博士的电话号码记下，之后喝啤酒，吃没吃完的比萨饼。看来事情将意外快地获得解决。
羊博士的家位于绿色大街的西头，砖结构小房子，院里开着蔷薇花，在绿色大街上算是整洁得很难找出第二家了。当然已相当旧了，也有毛病，但看上去起码像座房子。
我确认一下腋下自动手枪的重量，戴上墨镜，一边用口哨吹着《小丑》序曲，一边绕房子转了一圈。没什么特殊之处，里边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窗口挂着白色花边窗帘。简直静得不能再静。很难认为里边竟住着揪掉羊男耳朵的人物。
我转到房门口。名牌上写着“羊博士”。没找错。信箱里什么也没有，只贴了一张纸，写道“报纸、牛奶等一概谢绝”。
羊博士家固然找到了，但拿不定主意往下到底该怎么办。也是找得太容易了的关系。本来应该这个那个费尽周折，绞尽脑汁再三推理之后才勉强找到，不料竟找得如此毫不费力，致使我的头脑一下子运转不灵了。这样子真个伤透脑筋。我用口哨吹着巴赫的《主啊，你意即我愿》，考虑着究竟如何是好。
最简单的是按响门铃，羊博士一出来就对他说“对不起请还回羊男耳朵”。简单之极。
就这么干。
我按了十二下门铃，在门前等了五分钟。没有回应。房子里依然静悄悄的无声无息。麻雀在院子草坪上蹦来蹦去。
正当我转念要回去时，门突然“啪”一声开了，大个头白发老人猛然闪出脸来，样子实在叫人害怕。如果可能，我真想拔腿逃回。但不能那样。
“嗷——，讨厌！”老人吼道，“人家好容易睡个舒坦的午觉，你们又……”
“是羊博士吧？”我问。
“那里不是贴着纸吗？你不认得汉字？听着，报纸、牛奶等……”
“汉字认得。我不是报纸或牛奶的推销员，我是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一路货色！跟你没事。”说着，羊博士就要“啪”一声把门关上。我伸脚顶住。门撞在踝骨上，痛不可耐，但我忍住了没有形之于色。
“你没事可我有事。”我说。
“还不知趣？”说罢，羊博士用皮鞋尖踢我的踝骨。痛得就好像骨头都碎了，但我继续忍耐。
“冷静点谈谈吧！”我冷静地说。
“吃你的屎去！”言毕，羊博士拿起手边的花瓶狠狠地砸在我头上。万事休矣。我当即失去了知觉。
我梦见在井边打水。我用吊桶把井水打上来，倒进大盆里。盆里水满以后，鳄鱼赶来 “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再次水满，又一条鳄鱼赶来“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干。如此反复不止。我数鳄鱼数到第十一条，随后睁眼醒来。
四周漆黑一团。天空星斗闪烁。悉尼的夜空着实漂亮。我倒在羊博士门前。周围鸦雀无声，钱包和自动手枪都在。
我爬起身，“啪嗒啪嗒”拍去衣服上的土，把墨镜揣进胸袋。本想再按一次门铃，无奈头痛得厉害，今天只好暂且作罢。我已经做了不止一天份额的工作：听委托人介绍情况、收预付金、把犯人堵在家里、被踢了踝骨、被砸了脑袋。其余明天继续不迟。
我顺路到比萨饼店喝啤酒，让“查莉”处理头伤。
“好大的肿包！”“查莉”边用冷毛巾擦我的头边说，“到底怎么搞的？”
“给羊博士砸的。”我说。
“不至于吧？”
“真的！”我说，“刚按门铃做完自我介绍，就挨了一家伙花瓶。”
“查莉”独自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时间里我揉着脑袋喝啤酒。
“跟我来。”“查莉”说。
“往哪里去啊？”我问。
“还不是羊博士那里！”
“查莉”一下接一下按了二十六下羊博士家的门铃。
“嗷——，讨厌！”羊博士探出头来，“管他报纸牛奶还是私家侦探……”
“有什么好讨厌的，你这个傻瓜蛋！”“查莉”吼道。
“喏喏喏，这不是‘查莉’吗！”羊博士说。
“你用花瓶砸这个人的脑袋了？”“查莉”指着我道。
“嗯，是的吧。这、这又怎么说？”羊博士说。
“怎么好那么胡来？他是我的恋人！”
羊博士一脸困惑，“咔嗤咔嗤”搔着脑袋。“那是我不好，不知道的嘛。要是知道，不会那么干的。”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是“查莉”的恋人。
“啊，反正进来吧！”说着，羊博士把门整个打开。
我和“查莉”进到里边。关门时，这回是我自己撞了踝骨。真是倒霉。
羊博士把我们领进客厅，端出葡萄汁。杯子脏兮兮的，我只喝了半杯，“查莉”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个精光，连冰块也嚼了。
“你看你看，我该怎么道歉好呢？”羊博士对我说，“头还痛吧？”
我默默地点头。用花瓶狠砸人家脑袋，还有脸问什么痛不痛！
“干嘛又砸又打的嘛，简直是！”“查莉”说。
“说来也是，近来我讨厌人讨厌得不行。”羊博士说，“再说卖报的卖牛奶的也的确烦人。结果见到生人就忍不住砸了起来。哎呀，都怪我。不过还年轻吧？我可是一不看报二不喝牛奶。”
“我一不是卖报的二不是卖牛奶的，我是私家侦探。”我说。
“对了对了，原来是私家侦探，忘了。”羊博士道。
“其实登门拜访，是想请您归还羊男的耳朵。”我说，“博士您三天前在超市收款机那里把羊男耳朵揪掉了吧？”
“那是。”羊博士说。
“请还出来。”
“不成。”
“耳朵是羊男的。”我说。
“现在是我的。”博士道。
“那就没办法子。”说着，我从腋下拉出自动手枪。我这人性子急得很。“那么我就要毙了你把耳朵带回去。”
“喂喂喂，”“查莉”上来劝阻。“你这人也真是欠考虑。”她对我说。
“正是正是。”羊博士说。
我火冲头顶，险些扣动扳机。
“查莉”慌忙制止，使劲踢了我踝骨一脚，把枪一把夺走。
“你也有你的问题，”“查莉”转向羊博士，“干嘛就不还羊男的耳朵？”
“耳朵绝对不还。羊男是我的敌人，下次见了还得把另一只揪掉！”
“为什么那么恨羊男呢！他不是好人吗？”我说。
“哪里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恨那家伙，一看到他怪模怪样还活得那么洋洋自得，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怨恨情结！”“查莉”说。
“哦？”羊博士不解。
“唔？”我也讶然。
“实际上你自己也想成为羊男，却又不愿意承认这点，所以才反过来恨羊男的。”
“是吗？”羊博士显得心悦诚服，“没意识到呀。”
“你怎么晓得？”我问“查莉”。
“你俩可看过弗洛伊德和荣格？”
“没有。”羊博士道。
“遗憾。”我说。
“那么说，我恨的决不是羊男。”羊博士道。
“是那么回事。”我说。
“那还用说！”“查莉”道。
“果真那样，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十分对不起羊男君的事。”
“有可能。”我说。
“当然！”“查莉”道。
“那意味着我该把羊男君的耳朵还给主人喽？”羊博士说。
“啊，那怕是的。”我说。
“现在马上还！”“查莉”道。
“问题是已经不在这里了呀。”羊博士说，“说实话，早已经扔了。”
“扔了？……扔哪里了？”我问。
“哎呀，这……”
“快说！”“查莉”大喝一声。
“唔，其实是放在‘查莉’店的冰箱里。和意大利香肠混在一声。啊，歹意倒是没……”
没等羊博士说完，“查莉”就抡起手边的花瓶毅然决然地朝羊博士头顶砸去。作为我就别提有多开心了。
最后，我和“查莉”终于找回了羊男的耳朵。当然，找回来时耳朵已经变成褐色，沾了 “红辣椒”酱油。一位客人点了意大利香肠比萨饼，在那一片即将入口的瞬间我们把它扣了下来。真是险而又险。我们把耳朵上面的奶酪冲洗干净，但“红辣椒”酱油的污痕无论如何也弄不掉。
对于耳朵的返回羊男自是欢天喜地，但看到它已变成褐色且沾了“红辣椒”酱油——固然没有说出口——多少像有点失望，于是我少收了两千日元费用。“查莉”用针线把耳朵缝在衣裳上。羊男站在镜前拨动两三下，耳朵忽扇忽扇的，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顺便补充两句。羊博士幸运地变成了羊男。他每天都穿着羊男衣裳来“查莉”店吃比萨饼。看上去羊男／羊博士甚是幸福，这也全托了弗洛伊德的福。
事件解决之后，我开始和“查莉”约会。我们吃完中华料理，在闹市区的电影院看鲁奇诺·维斯康提的《诸神的黄昏》。黑暗中我想吻她，她用高跟鞋跟使劲踢我的踝骨，痛不可耐，嘴却未能完全张开。
“可你不是说我是你恋人么？”十分钟后我说。
“那时是那时。”
不过我想“查莉”其实喜欢我。只是，女孩子有时候好多事情都正话反说。我是那样认为的。
“对不起。”电影放完后我说。
“你还是别干什么私家侦探那种傻勾当了，找个像样的工作存一点钱。那样，我可以重新考虑。”“查莉”说。
前面也说了，我的存款多得叫人心烦，但“查莉”不知道，我也无意告诉她。
我非常喜欢“查莉”。所以当印刷工也未尝不可。
但眼下我还是私家侦探，继续歪在悉尼绿色大街的事务所沙发上等待顾客。音箱里淌出格伦·古尔德的钢琴声——勃拉姆斯的《间奏曲》，我最喜欢的唱片。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在我当印刷工之前敲我绿色大街的事务所的门。收费非常便宜，而且可以讲价。只是，要案子有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