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桌旁，他总爱在那儿看书。他的面前有一只拆开的信封和一封信。他对特蕾莎说：“我时常收到来信，可我不想跟你谈信的内容。是我儿子写来的。我费尽心机，为的就是避免他与我生活之间的任何接触。可你瞧命运是怎么在捉弄我。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现在在一个村里当拖拉机手。我们确实已经没有任何接触了，可是我们的生活却像两条平行线，朝着同一方向并列前进。”
“那你为什么不愿同我谈这些信呢？”特蕾莎深深地松了口气，问道。
“我不知道，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他常给你写信？”
“有时。”
“跟你谈什么呢？”
“谈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你知道，他母亲是一名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他老早就与她断绝了关系，和一些类似于我们这样处境的人交往。他们试图展开某种政治活动，其中有几个人如今被关进了监狱。不过他同这些人也闹翻了，与他们保持着一定距离。他称他们是‘永恒的革命者’。”
“他跟当局妥协了？”
“不，丝毫没有妥协。他是个教徒，他认为宗教是万能钥匙。在他看来，我们每人都应当无视当局、遵循教规过普通生活。应该无视当局。他认为，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以自己的行为，创建他所说的‘尘世间的上帝之国’。他告诉我说，教会是我们国家惟一摆脱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协会。我总在问自己，他到底是为了抵制当局而信教呢，还是真的信教。”
“那么，就问他好了！”
托马斯接着说：“我始终钦佩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以前觉得他们都具有我所缺乏的奇特、超凡的感受禀赋。有点像是通灵者。可是从我儿子的例子来看，我现在发现，成为一名教徒其实是很简单的。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中，一些天主教徒便去关心他，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信仰。也许他是出于感激而决定入教的。人类的决定往往草率得可怕。”
“你从未给他回信吗？”
“他没有给我地址。”
接着，他又说：“当然，邮戳上有村庄的名字。只要给当地合作社寄封信就行了。”
特蕾莎为自己对托马斯的种种猜疑而感到羞愧，想弥补一下过失，冲动之下，突然对他儿子关心起来：“那么，你为什么不给他写信呢？为什么不邀请他来？”
托马斯说：“儿子长得很像我。他说话时，上嘴唇总是一翘，跟我一模一样。看见自己的嘴在谈论上帝之国，这让我觉得有些太奇怪。”
特蕾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笑了。
特蕾莎说：“托马斯，别孩子气了！你和你第一个妻子的事早已经成为历史了。这事与你儿子有何相干？他与她母亲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就算你年轻时没选择好，难道这也可以成为你伤害别人的理由？”
“说真心话，见面让我尴尬。这也是我不想见他的主要原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固执。某天，你作出一项决定，你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这项决定有其惯性力。随着一年年过去，要改变它有些困难了。”
特蕾莎说：“请他来吧！”
下午，从牛棚回来时，特蕾莎听见马路上有人说话。她走了过去，见托马斯的卡车停在那儿。托马斯正弯腰拆卸一只轮胎，一群人围着他看，等着他把车修好。
特蕾莎站在那儿，无法将目光挪开：托马斯确实老了。他头发灰白，干起活来动作笨拙，当然不是由医生转行当卡车司机显示出的笨手笨脚，而是一个步入老年的男人所表现的迟钝。
她想起不久前与合作社主席的一次谈话。主席告诉她托马斯开的卡车的车况很糟糕。他说这话像是开玩笑，并没有埋怨的意思，可他毕竟有些担心。他还笑着说：“托马斯对人体对比发动机要懂行多了。”他还向她透露，他曾向当地政府多次交涉，想让托马斯在当地行医。他后来听说，警方是决不会准许的。
为了不让卡车周围的人看见，特蕾莎躲到一个树干后，但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托马斯。她深感内疚，都是因为她，托马斯才离开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又为了她而离开布拉格，甚至在这里，她还继续烦他，甚至当着奄奄一息的卡列宁的面，虽然没明说，但还猜疑、折磨他。
她总是在内心深处责备托马斯爱她不够深。她认为自己的爱是无可指责的，而托马斯的简直就像是一种恩赐。
现在，她明白自己是多么没有道理：如果她真的很爱托马斯，那她就应该和他一起留在国外！那儿，托马斯是幸福的，新的生活展现在他面前。而她却离开了他，独自出走了！当然，她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好意，是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可是这种好意难道不是遁词吗？其实她知道托马斯会回来，会来找她的！是她在唤他，拖累他，一步步把他往底层拖，就像仙女把农夫引入泥炭沼，让他们淹死在那儿。她利用托马斯胃痉挛的那一瞬间，骗取他发誓与她去乡下定居！她真够狡猾的！每次她叫托马斯追随自己，目的都是为了考验他，为了证实他是否确实爱她，以至于把托马斯拖到这个地步：头发花白，精疲力竭，指头僵直，再也握不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了。
他们走到了尽头，从这里还能去哪儿呢？决不会让他们去国外。他们也永远回不了布拉格，谁也不会在那儿给他们一份工作，至于去另一个村子，何必呢！
上帝啊，难道真的非得来这里，才能让她确信托马斯是爱她的吗？
托马斯终于将卡车的车轮重新安装好了。小伙子们从卡车的侧栏翻进车厢，发动机隆隆响起。
特蕾莎回到家，放了一池洗澡水。她泡在热水里，想着自己耗费一生的精力，滥用女人的软弱来对付托马斯。人们都倾向于把强者看成是有罪的，把弱者看成是无辜的牺牲品。可是现在，特蕾莎意识到：对于她和托马斯来说，事实则相反！甚至连她做的梦，都好像摸准了这个强大的男人惟一的弱点，向他展现特蕾莎的痛苦，使他不得不退步！特蕾莎的软弱是咄咄逼人的，总是迫使他就范，直至他不再强大，变成她怀里的一只野兔。特蕾莎总想着这个梦。
特蕾莎走出浴缸，去找了件礼服连衣裙。她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讨托马斯的欢心，让他高兴。
她刚扣上最后一粒纽扣，托马斯就叫嚷着闯进屋里，身后跟着合作社主席和一个面色苍白的青年农民。
“快！拿烧酒来，要度数高一点的酒！”
特蕾莎跑去拿来了一瓶李子酒，她倒了一杯酒，小伙子一饮而尽。
这时候，大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她：小伙子干活时把一只肩膀弄脱臼了，疼得直叫。大家一筹莫展，就把托马斯叫来了。托马斯咔嚓一声，一下就把小伙子胳膊的关节复位了。
小伙子喝下了第二杯酒，对托马斯说：“你妻子今天漂亮极了！”
“傻瓜，”主席说，“特蕾莎太太一直很漂亮。”
“这我知道，她一直很漂亮，”小伙子说，“可是今天，她穿了条漂亮的连衣裙。我们从没见过您穿这条裙子，您要去做客吗？”
“没有，我是穿给托马斯看的。”
“你真有福气，大夫，”主席说，“我老婆可不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讨我的欢喜。”
“所以你总是带你的猪出门，而不带妻子。”小伙子说，然后笑了半天。
“梅菲斯突好吗？”托马斯问道，“我至少……（想了想）一个钟头没见着它了。”
“它讨厌我呢。”主席说。
小伙子又对特蕾莎说：“看您穿着这么漂亮的裙子，真想跟您跳舞。”接着又转向托马斯：“大夫，你准许她跟我跳舞吗？”
“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跳舞吧。”特蕾莎说。
小伙子问托马斯：“你去吗？”
“去哪儿呀？”托马斯问。
小伙子指了指附近的一个小镇，那儿有一家带酒吧和舞池的旅店。
“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小伙子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对主席说，他端起第三杯李子酒，说：“要是梅菲斯突感到伤心的话，我们就带它一起去，这样，我们就有两头猪了！见来了两头猪，哪个女人都会乐得前仰后合的！”说完，他一阵大笑，走开了。
“如果梅菲斯突不妨碍你们的话，我和你们一块去。”主席说，于是，大家上了托马斯的卡车。
托马斯握着方向盘，特蕾莎坐在他旁边，主席和小伙子拿着半瓶烧酒坐在后排。汽车已经驶出了村子，这时主席想起忘了带梅菲斯突。他大声叫托马斯把车开回去。
“没必要，有一头猪够了。”小伙子说，主席便不再嚷了。
太阳西斜了。道路在山间盘旋。
他们到了城里，在一家旅店门前停下，特蕾莎和托马斯从未来过这里，一条楼梯通向地下室，那儿有酒吧、舞池和几张桌子。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先生在弹奏一架竖式钢琴，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士拉着小提琴。他们演奏的是四十年前的老曲子。舞池里有四五对舞伴在跳舞。
小伙子环顾了一下舞厅，说：“这儿居然连一个舞伴都没有！”于是立即邀请特蕾莎跳舞。
主席与托马斯在一张空桌旁坐下，他们要了一瓶葡萄酒。
“我不能喝酒，我要开车呢！”托马斯推托说。
“还开车？”主席说，“我们要在这儿过夜呢。我马上去订两个房间。”
特蕾莎和小伙子从舞池出来后，主席又请特蕾莎跳舞，最后才轮到托马斯。
跳舞时，特蕾莎对托马斯说：“托马斯，我是造成你一生不幸的人。你是因为我才来这儿的。是我让你到了这么低的地步。”
“瞎说，”托马斯反驳道，“首先，这么低，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在苏黎世，你可以为病人做手术。”
“你可以摄影。”
“我们俩不能比，”特蕾莎说，“对你来说，你的工作比世界上的一切都重要，而我呢，随便干什么都可以，我不太在乎。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失去，而你却失去了一切。”
“特蕾莎，”托马斯说，“你难道没发现我在这里很幸福？”
“可你的使命是做手术呀！”
“使命？特蕾莎，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没有使命。任何人都没有使命。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听他说话的语气，无法怀疑他的真诚。特蕾莎又看到了下午的那一幕：托马斯在修卡车，她发现他老了。她如愿以偿了，因为她一直希望托马斯变老。她又想到了童年的小屋里那只被她紧贴在脸上的野兔。
变成一只野兔，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忘记他是强者，这意味着从此谁都不比谁强。
他们来来回回，合着钢琴声和小提琴声迈着舞步，特蕾莎的头靠在托马斯的肩上，两人就像坐着飞机在云雾里穿行。此刻她又感受到了坐在飞机上的那种奇特的幸福，那种奇特的忧虑。这忧虑意味着：我们已在最后的一站。这幸福意味着：我们在一起。忧虑是形式，幸福是内容。幸福充盈着忧虑的空间。
他们回到桌旁。特蕾莎又和主席跳了两曲，和那个小伙子跳了一曲。小伙子已经醉了，醉得连自己带特蕾莎一起倒在了舞池中。
接着，他们四人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
托马斯打开房间的门，揿亮了吊灯。特蕾莎看见两张床对放着，一张床边有一个带灯的床头柜。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光线一惊，飞离灯罩，在房间里盘旋。下面，传来钢琴和小提琴微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