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
于是人们纷纷指责共产党人：你们要为祖国的灾难负责（如今她贫穷，破败），要为祖国丧失独立负责（她已被俄国人所控制），要为那些以合法的名义杀人的行为负责！
而被控诉的人这样回答：都不知道啊！都被欺骗了！当时都以为是呢！其实在心灵深处，都是无辜的！
于是争论归结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当时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现在他们装出一副当初一无所知的样子？
托马斯也关注着这场舌战（正如同上千万的其他捷克人一样），他认为在这些共产党人中间，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当时并非一无所知（在后革命时代的俄国曾经发生并一直在不断发生的各种惨事，他们至少应该听说过吧）。不过，大部分人可能是真的什么都不清楚。
托马斯心里想，根本问题并不是：他们当初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而是：是不是只要他们不知道就算是无辜？如果王位上坐的是个蠢蛋，那么是否只因为他是个蠢蛋就可推卸自己的一切责任？
在五十年代初，一个人明明清白，可检察官却强烈要求判处他死刑，姑且承认这个检察官当初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国家的政府欺骗了。那么现在路人皆知当初的指控是完全荒谬的，被处死的人也都是无辜的，难道这位检察官还可以强调他的灵魂之纯洁，拍着胸脯说：“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呢！”难道不正是在“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呢！”的表白中铸成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错误吗？
于是托马斯又想起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跟自己同床的女人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当他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绝没有感到自己是无辜的。他无法面对因自己的不知而造成的不幸，戳瞎了自己的双眼，黯然离开底比斯！
托马斯常常听到人们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灵魂的纯洁性进行辩护，他心里想：由于你们的不知，这个国家丧失了自由，也许将丧失几个世纪，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觉得是无辜的吗？你们难道还能正视周围的一切？你们难道不会感到恐惧？也许你们没有长眼睛去看！要是长了眼睛，你们该把它戳瞎，离开底比斯！
托马斯很乐意作这种比较，在与朋友的谈话中常常提起，而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明了。
那个时期，托马斯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读一份由捷克作家联盟发行的周刊，其发行量大约为三十万，在所处的制度下，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常发表一些其他杂志不能公开发表的言论。这份作家杂志甚至还刊登了一些有关党执政初期发生的政治案件的文章，追究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以合法的名义杀人的。
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反复涉及同一问题：那些人他们当初到底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托马斯一直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次要的，有一天他终于写下了关于俄狄浦斯的思考，并寄到杂志编辑部。一个月以后他收到了回复。信上请他到编辑部去一趟。接待他的是一位矮小的编辑，身材直挺挺的，像个法文字母i，他建议托马斯把文中的某句话的结构稍作改动。其后不久，此文便刊登在了杂志倒数第二页的“读者来信”栏目中。
但托马斯非常不满。当初他们把他叫到编辑部，说是要求改一个句子的结构，可是之后根本没跟他商量，就对文章大加删削，弄得他的整个思考差不多只剩下个简单化的基本论点（且过于简要，过于激烈），托马斯一点也不高兴。
这是发生在一九六八年春季的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正当权，在他周围结集着那些自觉有罪并准备着做些什么来弥补错误的人。但另外一些还高叫着自己无辜的人，他们害怕愤怒的群众会将自己推上法庭，每天都要去俄国大使面前抱怨以企求他的支持。正好这时，托马斯的信发表了，这些人立即叫嚷起来：如今到了这个份上！有人竟敢公开写信要求剜去我们的眼睛！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地盘不得有言论自由，他们的军队于一夜之间占领了托马斯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