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默默地回到车上。特蕾莎心想，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出现在一种伪装之下：古老的波希米亚城布满了俄国名字；捷克人拍摄入侵时的照片，实际上在为俄国的秘密警察卖力；那个送她去死的男人脸上戴着托马斯的面具；警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工程师，而工程师想扮演彼得山上那个男人的角色。他房子里的那本象征性的书，是摆在那儿迷惑她的一个假象。
此时，想到她曾经拿在手里的那本书，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双颊顿时涨得通红：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工程师说他去煮咖啡。她走近书架，抽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接着，工程师回来了。但是没有拿咖啡呀！
她反反复复地回想着当时的情形：他是什么时候借口准备咖啡走开的？他走开了多长时间？至少一分钟，毋庸置疑。或者两分钟，甚或三分钟。他待在那个小门厅里那么长时间干什么？他是上厕所了？特蕾莎拼命回忆自己是否听见了门的砰嗒声或者冲水的哗啦声。没有，她肯定没有听见水的声音，不然她会想起来的。而且，她差不多也可以肯定，她没有听见门的砰嗒声。那么，他在门厅里到底干什么呢？
突然间，事情再也清楚不过了。要让她入陷阱，仅有工程师的证词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无可辩驳的证据。工程师在走开那么久的可疑的时间里，他是在门厅里装了台摄像机。或者，更说得通的是，他领进了一个带照相机的家伙，藏在帘子后面，把他们的一切全都拍了下来。
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她还为普罗恰兹卡不知自己生活在不能有任何私人空间的集中营里感到惊讶。可是她自己呢？从母亲家搬出来后，她就天真地以为自己从此成了个人生活的主宰。然而，母亲的家布及全世界，随时随地会抓住她。特蕾莎无处可逃。
他们下了花园间的一段台阶，朝他们停车的广场走去。
“你怎么了？”托马斯问道。
她正要回答，这时，有人向托马斯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