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家，在厨房里站着草草吃了午饭，一点胃口也没有。下午三点半，她给卡列宁系上皮带，带它一起（总是步行）去城郊她工作的饭店。她被杂志社辞退了，找了一份女招待的差使。这是在她从苏黎世回来几个月后发生的事；说到底，就是因为她拍了七天俄国坦克，所以怎么也不肯原谅她。她是靠朋友才得到这份招待工作的：几个和她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失去工作的人，也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所。在饭店会计室，有位以前教神学的教授，服务台处，有位前大使。
她重又担心起自己的腿来。以前，她在外省当女招待时，发现她的同行腿肚子上尽是曲张的静脉，她很害怕。这是女招待的职业病，因为她们手上总是端着沉沉的东西，不是走，就是跑，要么就是站着。现在的工作倒没以前在外省时那么累人。在开门为客人服务之前，她要搬运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之后她只要站在柜台后面，给客人倒倒酒，有空的时候，在吧台末端的小洗碗槽里涮涮杯子。在她工作时，卡列宁一直耐心地躺在她脚旁。
等她算完账，把钱交给饭店经理，午夜已过。她先过去对值夜班的大使道声晚安。在服务台的长柜台后，有扇门，门后是个凹室，正好摆得下一张窄床睡觉。凹室的墙上，挂着几张镶边框的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和许多人在一起，他们在冲着镜头微笑或者在和他握手，或者坐在他身边签什么东西。在一张挂在醒目位置的照片上，可以辨认出紧挨着他的，是约翰·弗·肯尼迪那张微笑的脸。
这天晚上，他不是在与美国总统交谈，而是与一个六十来岁的陌生男人，这人一看到特蕾莎，马上就闭上了嘴巴。
“这是个朋友，”大使说，“你尽管放心地讲。”接着，他转向特蕾莎，说：“他儿子被判了五年，恐怕就在今天判的。”
她了解到，在入侵最初的几个日子里，这人的儿子和他的几个朋友一直监视一幢大楼的入口，这幢楼是一个俄军特别机构的所在地。从那里出来的捷克人，在他看来，肯定都是为俄国人效力的告密者。他和同伴跟踪他们，记下他们的车牌号码，告诉一家捷克地下电台的新闻记者，由电台提醒公众注意。他甚至在朋友们的协助下，把其中的一个家伙狠狠地揍了一顿。
这个六十来岁的男人说：“这张照片是惟一的物证。他什么都不承认，直到他们向他出示了这个。”
他说着从胸袋里拿出一份剪报：“这是从一九六八年秋天的《泰晤士报》上剪下来的。”
照片上有一个年轻人正在掐一个家伙的脖子。有人在围观。照片下方写着：惩罚奸细。
特蕾莎松了口气。不，这张照片不是她拍的。
她和卡列宁一起穿过布拉格黑漆漆的街道向家走去。她想起她拍摄坦克的那些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啊，所有人都是！他们以为是在为祖国不惜冒生命危险，可其实不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却为俄国警察效了力。
她凌晨一点半回到家。托马斯已经睡了。他头发里有股女人的气味，下体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