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或法国，找对策很容易。要是父母逼你去教堂，你可以通过加入某个党派（共产党，托派，毛派等）来报复。可是，萨比娜的父亲先是送她上教堂，而后因为害怕，又硬要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每次参加五一节游行，她都无法跟上步伐，气得走在她后头的女孩直骂她，故意踩她的脚跟。该唱歌时，她又从来记不得词，张着大嘴却不出声。不料被人发现，把她告发了。打从青年时代起，一有游行，她就害怕。
弗兰茨是在巴黎读的大学，他天赋超人，二十岁那年，就明确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打那时起，他就已经明白，自己一辈子将在大学的办公室、公共图书馆和两三间梯形教室的四壁内度过。一想到这儿，他就感觉要窒息似的。他希望走出自己的生活，如同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
当时，他还住在巴黎，乐于参加示威游行。去庆祝、请愿或抗议些什么，不再孤单一人，在外面跟他人在一起，这样让他比较好受。圣日耳曼大街上或从共和国大街到巴士底狱那一路人潮汹涌的游行，往往令他着迷。呼喊着口号行进的人群在他看来是欧洲以及欧洲历史的形象。欧洲，是一场伟大的进军。是从革命走向革命，从战斗走向战斗，永远向前的伟大进军。
我还可以换个说法：弗兰茨认为限于书本之间的生活是不现实的。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同他并肩行进的男女接触，渴望听到他们的呼喊。他没有觉悟到，他以为不现实的（图书馆里离群的工作），其实是他的现实生活，而被他视作现实的游行不过只是一场戏，一支舞，一个节日，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梦。
萨比娜读大学时住的是学生宿舍。五月一日，全体同学都必须早早地到达游行队伍的集合地点。为了保证不漏掉一个人，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受雇来清查宿舍楼。她常躲到厕所里，等所有人离开很久以后才回去，房间里一片死寂，她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远远传来行进的音乐声。就像是藏在巨大的贝壳里，远远地听到充满敌意的天地回响着拍岸的巨浪声。
离开波希米亚一两年后，俄国入侵纪念日那天，她正巧身在巴黎，有一个抗议示威活动，她忍不住也加入了。法国青年举着拳头，高呼着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口号。这类口号，她听着挺高兴，但惊奇地发现自己却无法响应，跟别人一同呼喊。于是她在队伍里只待了几分钟便离开了。
她将这一经历告诉了几个法国朋友，他们都很惊讶：“别人侵占了你的国家，你就不愿去作斗争？”她想跟他们说，在一切入侵、占领之下，掩盖着另一种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恶；这种恶的表现，便是结队游行的人们挥舞手臂，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样的口号。于是，她清楚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她觉得尴尬，于是宁愿换个话题。
他俩在纽约城内漫步，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每一步景致都不同，仿佛置身于风景迷人的山间，沿着蜿蜒小道前行。一个年轻人跪在人行道中央祈祷；离他几步远处，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倚着树昏昏欲睡；有个身穿黑制服的男人边横穿大街，边比比划划，指挥着一支无形的乐队；一座喷泉四周，几个泥瓦匠，正在吃午饭，承水盘里细水轻轻流淌。丑陋的红砖房屋，墙面上架着金属梯，那房子实在太丑，丑得都成其为美了。紧挨着便是一幢巨型的玻璃摩天大楼，再往后又是一座大厦，顶上是一座阿拉伯式小宫殿，有尖塔、游廊和金色柱。
她想起自己的画，画里也是杂混并列着一些彼此毫不相关的东西：建造中的高炉，背景深处是一盏煤油灯；或者，又一盏灯，那漆成绿色的灯罩裂成细小的碎片，飘散于一片沼泽地荒凉的景象之上。
弗兰茨说：“在欧洲，美总是带有刻意的特点，总是先有惟美的构想或长久的计划，比如一座哥特式大教堂或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城市，得按计划，花几个漫长的世纪才能建成。纽约的美则完全来自于另一种源头。这是一种非刻意的美。它无需经过人的预先谋划，就像钟乳石溶洞一样自然天成。有些形态，本身很丑，未经任何筹划，可碰巧处在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环境中，突然之间便散发出一种魔力般的诗意来。”
萨比娜接着说：“非刻意的美。是的。还可以说是错误的美。美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还会存在片刻，却是因错而生。错误的美，是美的历史末期。”
她想起自己第一幅真正获得成功的画作，上面就是误滴了一些红色颜料。是啊，她的画全都基于错误之美，对她的画来说，纽约才是其隐秘但真正的祖国。
弗兰茨又说：“纽约这种非刻意的美，比起那种出自人的筹划，过于冷峻也过于工巧的美来，也许更为丰富多变。可这不是欧洲式的美，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怎么样？世上总存在一点他们有着一致看法的东西吧？
不。就此而言，也同样存在着区别。纽约之美的那种陌生性强烈地吸引着萨比娜。这种美令弗兰茨着迷，可同时又让他恐惧，让他陡生对欧洲的思恋。
萨比娜理解他对美国所持的保留态度。弗兰茨是欧洲的化身：他母亲原籍维也纳，父亲是法国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兰茨羡慕萨比娜的祖国。每当她跟他谈起祖国和她那些波希米亚的朋友，听到监狱、迫害、大街上的坦克、移民、追杀、禁书、被禁的展览这些词，他便感觉有一种奇特的如思乡一般的向往。
他告诉萨比娜：“有一天，一位哲学家写信给我，说我所讲的一切，不过是诡辩，无从论证，并且说我是‘似是而非的苏格拉底’。我觉得受到奇耻大辱，气呼呼地回击了他。想想吧，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就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冲突！这事，就是我人生可能遭遇的戏剧之顶峰！而我们俩生活在不同的层次。你走入我的生活，就像格列佛到了小人国。”
萨比娜不同意。她说冲突也好，戏剧、悲剧也罢，都不意味任何东西，毫无价值，不值得敬，也不足为奇。大家有可能羡慕弗兰茨的，是他能安安稳稳所从事的那份工作。
弗兰茨摇头答道：“在富裕的社会里，人们用不着去干体力活，从事的都是脑力活动。大学越来越多，学生也越来越多。为了获取文凭，他们得找到论文题目。题目是无限的，因为一切都可以论述。档案馆里堆的那一捆捆发黑的论文，比墓地还要凄惨，即便到了万灵节，也不会有人去看一眼。文化就在大批的制造、言语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相信我，在你原来的国家的一部禁书，就远远胜过在我们的大学里随口乱喷的亿万言。”
就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弗兰茨何以对一切革命都怀有偏好。他到日内瓦（那里没有游行示威）当了大学教授，几乎是忘我地工作（没有女人，没有游行，孤独寂寞），出版了数部学术著作，引起了一定反响。然后，有一天，萨比娜像幽灵般出现了；她来自于一个革命梦幻早已破灭的国家，但那里仍留存着他最崇敬的革命之魂：人生轰轰烈烈，要冒险，要有胆量，直面死亡的威胁。萨比娜使他对人类的伟大命运重获信心。在她身后隐现的祖国的惨痛悲剧，令她愈发美丽。
可惜！萨比娜偏不喜欢这悲剧。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和装甲车，这些词语对她而言是丑恶的，丝毫没有浪漫气息。惟一在她耳边发出轻柔声响，唤起她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词，就是“墓地”。
波希米亚的墓地像花园。坟墓上覆盖着青草与艳丽的花朵。朴实的铭碑掩隐在绿阴之中。夜间，墓地里布满星星点点的烛光，仿佛众亡魂在举办儿童舞会，是的，儿童舞会，因为亡魂都如孩子一般纯洁。不管生活有多残酷，墓地里总是一片安宁，哪怕是在战争年代，在希特勒时期，斯大林时期，在所有的被占领时期。每当她感到哀伤，她就乘车远离布拉格，到她最喜爱的公墓里去走一走。那些乡间的墓地，在蓝蓝的山丘映衬下，宛如摇着摇篮的女人一样美丽。
而对于弗兰茨，墓地只是一个倾倒尸骸和乱石的垃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