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比娜被人游说去参加了一次同胞聚会。话题再次落到了是否应该拿起武器跟俄国人去拼。当然，在这儿，有移民的安全屏障，所有人都宣称应该去拼。萨比娜说了一句：“那好！你们都回去呀，都去拼呀！”
这话可不该说。有位让理发师用发钳精心烫过、一头花白鬈发的先生，用细长的食指指着她，斥责道：“不要这么说话。你们大家对过去的事情都负有一份责任，你也一样。你以前在国内都做了些什么？反对当局了？画了点画，仅此而已……”
在某些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和控制是一项基本且长期的社会活动。一个画家要获准参展，一个公民要得到签证去海边度假，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要被召入国家队，首先，必须具备各种关系，弄全各式各样的有关证明（门房的，工作单位同事的，公安局的，党支部的，企业委员会的），然后交由专门指派管辖此事的官员对这些证明加以综合，评估，复审。证明里所表明的一切，与该公民的绘画才能、射门能力或是非去海滨疗养不可的健康状况毫无瓜葛。问题只在于一回事，在于所谓的“公民政治面貌”（公民说了什么，想了什么，表现如何，是否积极参加会议和五一节游行）。由于一切（包括日常生活、晋级和度假）都取决于公民得到怎样的评价，因此，所有人（为了进国家队踢球，为了办展览，或是去海滨度假）都不得不好好表现，以获好评。
萨比娜听那位灰白头发的先生讲话时想的就是这些。同胞足球踢得好不好，或是有无绘画才华（从来没有一个捷克人关心过她画的什么），这人都满不在乎；他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弄清楚他们是否反对过当局，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是一开始就背叛还是最终变节，是真正反对还是装装样子。
身为画家，她精于观察人的脸部。自从到了布拉格，对热衷于监察及评判他人的那类人的长相，她已经相当熟悉。这类人全都长着比中指稍长的食指，说话时专用来指戳对方。而且，曾在波希米亚连续执政十四年直至一九六八年的诺沃提尼总统，也有着一头一模一样的让理发师用发钳烫过的花白鬈发，还为自己拥有中欧居民中最长的食指而洋洋自得。
那位尊贵的移民未曾见过这位女画家的一幅作品，当他从她的嘴里听出他长得很像共产党人诺沃提尼总统时，脸顿时涨红了，接着发白，一阵红，又一阵白，想辩驳什么，却说不出来，陷入了沉默。所有的人同他一道哑口无言。萨比娜最终只得起身。离开了。
为此她心里感到难受，可一走到街边，转念一想，到底为了什么她要跟捷克人来往呢？她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因为一片乡土吗？若要问他们“波希米亚”一词让他们联想到什么，恐怕在他们眼前浮现出的，会是一个个全无联系的散乱的画面。
不然是文化？但文化又是什么？音乐吗？是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对。可是如果一个捷克人不爱音乐呢？那捷克人的身份本质岂不立刻落空。
抑或是那些伟人？扬·胡斯？他的著作那帮人连一行字也没有读过。他们惟一毫无例外都能明白的，就是火焰，胡斯被当作异端烧死时那火焰的荣光，化为灰烬的荣光。如此一来，萨比娜心想，捷克之魂的精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抔灰烬罢了。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过是他们的失败和相互的斥责。
她急匆匆地走着，困扰她的，不是因为与那些移民闹翻了，而是因为自己的这些念头。她知道这些想法不公正。捷克人中除了那类食指过长的，还有另一些人。她说话之后那难堪的沉默丝毫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反对她的。他们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敌意，因为她不理解他们做移民的苦衷而不知如何是好。那么，她为什么不对他们抱以同情？为何不觉得他们是被抛弃的，让人可怜的呢？
我们已知道答案：当初背叛父亲，她脚下展开的人生就如同一条漫长的背叛之路，每一次新的背叛，既像一桩罪恶又似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她。她不愿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决不！她决不愿一辈子跟同一些人为伍，重复着相同的话，死守着同一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她反而为自己的不公正而兴奋。过分的激烈并没有让她不舒服。相反，萨比娜觉得自己刚刚获得了一次胜利，仿佛某个看不见的人在为她鼓掌叫好。
但是自我陶醉很快被惶恐不安所替代：有朝一日这条路会走到尽头！总有一天要结束背叛！永远终结，一了百了！
当天晚上，她脚步匆匆地赶到车站月台。去阿姆斯特丹的列车已经就位，她找寻着自己的车厢。一位很和气的乘务员将她领到了卧铺车室的门口，她一拉开门，发现弗兰茨坐在床上，床上的盖毯已经拉开。他急忙起身来迎，她一把将他拥入怀中，亲了又亲。
她真恨不得像天底下最普通不过的女人，对他说：别放开我，把我留在你身边，让我做你的奴隶，使劲呀！但是这些话，她不能也不知该如何说出口。
当他松开怀抱时，她只是说了一句：“跟你在一起，多开心啊！”她天生内向，不可能再多说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