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那位院长的好意托马斯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完全是因为特蕾莎的缘故。他觉得她是不想走的。况且，占领的最初七个日子，她是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中度过的，简直像是某种幸福。她常在街上转，手里拿着照相机，还给外国记者发胶卷，那些记者争着要。一天，她胆子实在也太大了，竟然贴近一个军官，拍下了他用手枪对准游行人群的镜头，她因此而被捕，在俄军司令部关了一夜。他们甚至威胁要枪毙她。可刚一放出来，她又跑到街上去拍照。
占领的第十天，她问托马斯：“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去瑞士呢？”对这一问，托马斯当然也就不感到惊奇了。
“那我为什么非要去呢？”
“在这里，他们可是要跟你算账的。”
“他们跟谁没账算？”托马斯做出一个听天由命的动作，反驳道，“告诉我，你能在国外生活吗？”
“为什么不能？”
“瞧你已准备为自己的国家奉献自己生命的样子，我在纳闷，你现在怎么能离得开呢？”
“打从杜布切克回来后，一切全变了。”特蕾莎说。
事实确实如此：兴奋的日子只持续了占领后的头七天。捷克的国家政要被俄国军队像罪犯一样一个个带走，谁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忧，对俄国人的仇恨像酒精一样，让人昏了头脑。那简直是仇恨的狂欢节。波希米亚的各城镇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有讽刺的，有挖苦的，还有诗歌和漫画，矛头直指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军队，嘲笑他们像是一群没有文化的马戏团小丑。但是天下没有永远不散的节日。就在这些日子里，俄国人强迫那帮被劫持的捷克政要妥协，在莫斯科签了协议。杜布切克带着这份妥协的协议，回到布拉格，并在电台发表了讲话。六天的监禁竟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连话都讲不出来，结结巴巴，不停地喘气，连一个句子都讲不完整，一停就差不多有半分钟。
这一妥协，倒是使国家免遭厄运，没有造成大批的人被枪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种命运，谁不怕呢。但是有一件事很快再也清楚不过：波希米亚不得不在征服者面前下跪。这个国家将永远像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那样，结结巴巴，忍气吞声，仰人鼻息。狂欢节结束了。屈辱从此成了家常便饭。
特蕾莎对托马斯细述这一切，他也知道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一事实背后，还隐藏着另外的理由，让特蕾莎想离开布拉格的更主要理由：她在这里过得一直很痛苦。
她在布拉格街上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俄国士兵的镜头，这是她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她梦中的电视连续剧终于断了，夜里得到了安宁。俄国人用他们的坦克给她带来了安详。可现在，狂欢节结束了，她又开始害怕夜晚的到来，她想逃离那些夜晚。她发现，让她充满力量和快乐的环境是存在的，她渴望到国外去，希望找到类似的环境。
“萨比娜已移居瑞士，你一点也不介意吗？”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蕾莎回答说，“她在那里肯定不会像在布拉格那样让我在意。”
谁要是想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那他准是不快活。特蕾莎渴望移居国外，托马斯像被告接受判决一样接受了特蕾莎的这一愿望。他是身不由己，就这样没过多久，他便带着特蕾莎和卡列宁来到了瑞士最大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