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婶住六楼，出租的房子在五楼，和我家同一层，景深这禽兽就大模大样在我家对门住了下来。
我抱胸站在他门口看他打扫卫生，这么体面一男人，我估计他从未做过家务，但我想错了，他竟然能把烦琐的打扫做得那么井井有条，一丝不紊，张婶这屋子只有每年才打扫一次，屋里积了大把的灰，我就看着景深那么体面的一个人儿，那么好看的一张脸儿，穿梭在灰尘和抹布之间，那双手，灵活得就像在变魔术一样，才小半天功夫，屋子就焕然一新。
我开始怀疑他确实是个玩手术刀的了。
但这让我更加不寒而栗，我想起电影《理发师陶德》里的那把刮胡刀，刮胡刀尚且能利落割下人头，何况是手术刀？我觉得他就算是个医生，也是个身披白大褂的魔鬼。
这样一个魔鬼住我家对门，比起李培培那对狗男女结婚了住我家对门，我……上帝啊，宁愿让我去睡西单地下通道吧！好歹哪儿还离长生大师签售会场近一点儿！
“洛洛，你今年是不是25了？”魔鬼忽然抬起头来问我。
我顿时下意识地后退一步：“那又关你什么事？”
“我就随便问问。”他温和地笑笑，招呼我进屋坐下，“我们交个朋友吧。”他说，“椅子擦干净了，你渴吗？我给你拿点喝的。”
“我才不渴。”……嘿嘿，露尾巴了吧，魔鬼，休想给我下迷魂药。
我像是识破了大尾巴狼的诡计一样，得意洋洋地坐在他客厅里哼小曲儿，反正门大开着，对面就是老太太的麻将桌，我料他也不敢光天化日做出什么事来。
“哦，那就吃小点心吧。”他依旧笑，不愠不恼，还没等我拒绝，就转身从冰箱拿出一袋东西，袋上印着楼下超市的商标。
他用他玩手术刀的双手利落地解着塑料袋，“刚买的，还没拆。”他说。我就看着他一打一打往外倒东西，哎，有钱人就是不一样，什么都成打买，也不怕大热天的朱门酒肉臭，“喜欢什么，自己吃吧。”他又说。
然后我的狗眼瞎了，那成打成打的食物，竟然都是我最爱的又吃不起的——巧克力慕斯！还有——黄桃蛋塔！黄桃罐头！黄桃酸奶！甚至还有黄桃味的棒棒糖！天啊！这个魔鬼难道会读心术？！
“吃那么多黄桃干什么？洛洛，你应该吃木瓜。”这时我脑中没来由地浮出一句话，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个遥远的时间里，有一个人对我说的，可是我看不清他的面目，也想不起更多的东西，那些话语被风一吹就散了，只剩下接天的潮水，它们呼啦啦地卷起又翻落，记忆如沙滩，白茫茫漫长一片。
我左手捧着黄桃罐头，右手拿着黄桃酸奶，酸奶中放着黄颜色棒棒糖，嘴里叼着半个蛋塔，翘着二郎腿躺在真皮沙发上，眯眼欣赏对门麻将桌上的战争，我舒服得像只春困的猫，面对食物，我毫不犹豫地被打败了，毛主席教我们要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所以他既然说随便拿，那我就决定吃光他！吃穷他！连个包装盒都不给他剩！最后还要吃干抹尽拍拍屁股走人！对于披着人皮的资本主义禽兽，我不用和他客气。
我一边给自己找借口，一边狼吞虎咽，至于我一刻钟前的尊严和形象……呃，算了，美食当前，吃饱再说……好吧，夏洛，你这个没节操的女人。
“洛洛，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资本主义禽兽正把窗帘拆下来往洗衣机里扔，看似漫不经心地问我。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画画，混饭。”我嚼着一嘴食物，含糊其辞地说。
“哦。”他点点头，便没有再说更多，屋子里陷入一阵沉默，只剩下洗衣机震动的声音，夏日午后的光影投下冗长的斑痕，宽敞的屋子丝毫不显得闷热，我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显然他也不是，我听着对门自家屋里几个老太太喧哗的牌桌声，反而觉得更加安静。
至于景深，好吧，其实我不得不承认他这名字不错，一听就是个有文化的人，我看着他屋内忙碌的身影，光线把他的侧影描出一个优美的轮廓，那样沉默的，高雅的人儿，还有他那张看过了就绝对忘不了的脸，上帝怎么能捏出那么好看的人来呢，我安静地端详着他，从他的头发到眉眼，从他的眉眼到下颚，无论哪一处都是精致的，他那么一张脸，在窗前泛着柔和的光线，而挺拔的背影，像是一株默然的、却无论在雪山还是沙漠、烈日还是暴雨、极昼还是极夜里，都会顽强生长的大树，它时时茂盛的枝叶，必能为树下每一个行人挡风遮雨。
可惜了，这样一株神仙树。
我想只有我看穿了树的芯子是花的，他和我画笔下的那些男主角一样，是投怀送抱者络绎不绝的男人，他可以为每一个女人挡风遮雨，可以为每一个女人敞开怀抱，所谓的气质，那是久经花丛打磨出来的，就像我弟，那小子在地下乐团磨练了五年，如今一身气派行头，与五年前那个青涩落魄的流浪歌手相比可谓是脱胎换骨就地重生了。
我忽然想起刚认识我弟的时候，我在北海画过一幅画，那时我还没钱买电脑和手绘板，每天背着个画架，在公园里装文青，那是一张以墨绿色和金黄色为主色调的风景画，我至今还记得，墨绿色是树叶，金黄色是树叶间的阳光，那是一株树，一株占满了整个画面的树，夸张的色调和极不合理的布局让我弟在一旁看了直摇头，你画的什么呀他说，跟个印象派抽筋似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忽然就很想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