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火车站的职员，还有两个邻居都被喧闹声惊醒，跑了过来，其中一个家里有电话。维克托请他打电话通知圣克卢警察分局。另一个请来了医生。
医生只能确认莱斯柯心脏中弹，已经死亡。埃杜安伤势不重，被送回巴黎。
维克托注意严密保护现场。圣克卢的警察分局长带着手下赶到后，他便把惨案的始末告诉了局长。他们两人都认为最好天亮以后再寻找两个罪犯留下的痕迹，维克托便回到巴黎自己家。
早上九点，他回来了解情况，看到“破窝”四周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警察拦着他们不许靠近。维克托走进花园，看到院子和房子里有不少侦探和警察在忙碌。凡尔赛检察院已来人调查。可是，据说巴黎又来了新命令，预审将由塞纳省检察院负责。
维克托与圣克卢警察分局长聊了一会，又亲自察看了一遍，因此，了解了一些确凿的……确切地说是一些否定的情况，因为案子终究还是一团迷雾。
首先，关于从楼道逃跑的男人和从窗子里逃跑的女人，还没一点线索。
不过，警察还是发现了那个女人翻过篱笆，走上一条与大路平行的小街。
梯子在二楼墙上留下的痕迹也被发现了。那梯子大概是铁的，可以折叠，随身携带，因此没有找到。这两个同伙是怎样会合，又是怎样离开这个地方的，大家还不知道。所掌握的情况充其量也就是，有一辆汽车从半夜十二点起就停在离拉塞尔—圣克卢种马场三百米远的地方。凌晨一点一刻左右，汽车又开走了，显然是沿着塞纳河岸，经过布吉瓦尔回巴黎去了。
莱斯柯老头那只狗在狗窝里找到了，已被毒死了。
花园砾石小路上，没有留下任何脚印。
从死者身上和埃杜安探长肩上取出的子弹，都是一支7.65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手枪打出来的。可是，这支勃朗宁手枪也没找到。
除了这些微不足道的情况，再也没有什么线索。维克托没有滞留，因为记者和摄影师开始趾高气扬地工作了。
再说，维克托也厌恶成群结伙地工作。如他所说，他不喜欢作那些“口头假设”来浪费时间。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对案件进行心理分析，因为这需要思考和智慧。至于其余的事情，如奔走、观察和跟踪追捕等等，他都不情愿去干。他愿干的事也总是单枪匹马去干，好像是办私事似的。
他来到车站职员瓦扬家。瓦扬的妻子从凡尔赛回来了，声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也没认出前几天晚上在“破窝”附近转悠的人。但瓦扬去接班时，在车站前追上维克托，并接受他的邀请，进了咖啡馆。
“你知道，”一杯开胃酒下肚，瓦扬的话匣子打开了，“我妻子热尔特吕德是送面包的，哪家都要去，要是嘴不紧，会招来麻烦。但是我跟她不一样，我是铁路职员，是公务员，我应该帮助司法当局。”
“那么？”
“是这样，”他压低声音说，“首先那顶灰鸭舌帽，她跟我说过。我今早打扫院子时，在一堆乱麻和垃圾下面找到了。也许那家伙昨夜逃走时，把帽子随便扔进我家院子里。”
“其次呢？”
“其次，热尔特吕德肯定，她星期二晚上见到的家伙，就是那戴鸭舌帽的，是她的一个顾客，她每天都要给他送面包……一个上流社会的先生。”
“他叫什么名字？”
“玛克西默·德·奥特莱男爵。喏，你朝左边看……那座房子……通往圣克卢的公路旁边，那座唯一有房租收入的房子……离这儿大概有五百米远……他和妻子以及一个老保姆住五楼。他们夫妇为人都很不错，也许有点傲气，可是十分正派，所以，我寻思热尔特吕德看错人了。”
“他靠年金生活吗？”
“不！他在香槟酒公司工作，每天都往巴黎跑。”
“几点钟回来？”
“坐六点钟的火车，到这里是六点十九分。”
“星期一晚上，他是坐这趟车回来的吗？”
“一点不错。只有昨天我不知道，因为我送妻子去凡尔赛了。”
维克托不说话了。开始这样设想案情：星期一，在六点钟从巴黎开出的火车里，夏珊太太坐在莱斯柯老头身边。通常跟丈夫打离婚官司的女人与母亲不在一起时，总是尽量避免跟情人说话的。可是这个星期一，她忍不住偷了那个黄信封，就不露声色地小声告诉莱斯柯，有件东西要交他保管，然后，她慢慢地把那个也许卷起来并捆好的信封塞给他。这个动作被坐在车上的德·奥特莱男爵看见了。他读过报纸……一个黄信封……也许就是这个？……
车到圣克卢时，夏珊太太下了车。莱斯柯老头则一直坐到加尔什。玛克西默·德·奥特莱也在这个站下车，就跟着老头走，记住了他的住址，星期二和星期三都到他家附近转悠。到星期四，他就下决心……
“只有一个问题，”维克托离开瓦扬，朝他指给自己看的那座房子走去时，心想，“那就是这个案子一环扣一环，扣得严密，接得迅速。事实真相绝不会这么自发地暴露出来，也绝不会这么简单、自然。”
维克多爬上五楼，按了铃。
一个戴眼镜、满头白发的老保姆开了门，也没问他姓名，就把他领进客厅。
“请转递我的名片。”他简单地说。
这间客厅也作餐厅用，只有几把椅子、一个食橱和一个独脚小圆桌。家具看上去都很简朴，但干干净净，漆色发亮。墙上挂着圣像，壁炉上放着几本书和宣传宗教的小册子。从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圣克卢公园怡人的风景。
一位夫人走出来，一脸惊讶的表情。她还年轻，鼻头发红，脸上未施粉黛，胸部丰满，头发盘得很复杂，只是看上去有点过时，穿着旧便袍。要不是她故意摆出高贵的姿态，装出她心目中男爵夫人应有的举止，她还是不讨厌的。
她站在那里，随即冷冷地问道：“有事吗，先生？”
“我想跟德·奥特莱男爵谈谈星期一傍晚火车上的事。”
“大概是报上说的盗窃黄信封的事吧？”
“是的。昨夜在加尔什发生了一起谋杀，就是这事引起的。死者是莱斯柯先生。”
“莱斯柯先生？”她重复道，毫无不安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知道……有线索吗？”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奉命向星期一乘坐六点钟巴黎开往加尔什那班火车的旅客进行调查。由于德·奥特莱男爵……”
“我丈夫本人会回答您的，先生。他现在在巴黎。”
她原指望维克托会告辞，没想到他却接着问：“德·奥特莱先生晚饭后常出去吗？”
“很少出去。”“星期二和星期三……”
“那两天他头疼，确实出去走了一圈。”
“昨晚，星期四晚上呢？”
“昨晚，他有事留在巴黎……”
“不对，他回家来了。”
“我睡着了。他回来后不久，我听到钟敲十一点。”“十一点？那是凶杀发生前两小时。您可以肯定吗？”到此为止，男爵夫人一直有礼貌地、不由自主地回答问题。此时，她突然直觉地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便瞥了一眼“便衣侦探维克托”的名片，冷冷地答道：“我历来只肯定事实。”她仍不明白维克托是什么意思。“您跟他说话了吗？”
“当然说了。”
“那么您完全醒过来了？”
她脸一红，好像害羞似的，没有回答。维克托追问道：“今早德·奥特莱男爵是几点走的？”
“前厅大门关上时，我睁开眼睛，看到时钟指着六点十分。”“他跟您说再见了吗？”
这一下，她来火了。
“这是审讯吗？”
“我们作调查，有时不得不冒昧地提些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他掏出那顶灰鸭舌帽：“您认为这是德·奥特莱先生的吗？”
“是的。”她看了看那顶帽子说，“这是一顶旧帽子，他多年不戴了，我收在一个抽屉底下。”
这句对丈夫如此不利的回答，她说得多么随便又多么坦诚。可是，另一方面，这种坦诚是否表明她在关键问题上不会说谎呢？
维克托对冒昧打扰表示歉意，并说晚上再来，就告辞了。
他在门房找到看门女人，向她了解了一些情况，证明德·奥特莱夫人说的是实话：男爵是在头天晚上将近十一点按铃要求开门的，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又敲门离开了。夜里没有任何人出入。这座房子里只有三套房间是出租的；别的房客夜间从不出门，因此谁进谁出她不难知道。
“除你之外，别人能从里面开门吗？”
“不可能。只有进我的房里才能开门，而我的房门是锁着的，并且上了插销。”
“德·奥特莱夫人早晨有时出门吗？”
“从不。都是老保姆安娜去采买。瞧，她正从便梯上下来。”
“楼里有电话吗？”
“没有。”
维克托走了出来，内心茫然，脑子里充满互相矛盾的念头。其实，不管有多少理由对男爵不利，但他没有作案机会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因为他当时在妻子身边。
维克托吃过午饭，又回到车站，去询问车站职员：“德·奥特莱男爵今早是乘早班车走的吗？早班车乘客不多，他要是从这里走，肯定会被人注意。”
回答一致，十分明确：没有。
那么，他是怎样离开加尔什的呢？
整个下午，维克托都在向供货商、药店老板、当地行政机构以及邮局职员了解德·奥特莱夫妇的情况。他发现这对夫妇不讨人喜欢。问来问去，自然问到他们的房东、市参议员、木柴煤炭批发商居斯塔夫·热罗默那里。热罗默与男爵夫妇之间的纠纷使当地人很开心。
热罗默夫妇有一座漂亮别墅，也建在高地上。维克托一进屋，就感到这家人的生活舒适、富裕，但也发现这对夫妇不和、吵闹。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理睬，就自己走进前厅，听到二楼有人在争吵、摔门。那是一个男人吵烦了，在低低地作解释，和一个女人愤怒的尖叫声。只听那女人骂道：“你是个酒鬼！是的，你是个酒鬼！市参议员居斯塔夫·热罗默先生是酒鬼！你昨晚在巴黎干了什么？”
“你很清楚，亲爱的，跟德瓦尔有个生意上的应酬。”
“显然，还有一群母鸡。我了解你那个德瓦尔，一个花天酒地的家伙！那么，晚饭以后呢？上‘情女游乐场’去了，嗯？玩裸女去了！跳舞、喝香槟去了！”
“你疯了，昂里耶特！我再说一遍：我开汽车把德瓦尔送到絮莱斯纳去了。”
“几点钟？”
“我也说不清……”
“你当然说不清，你醉了。这大概是早晨三四点钟的事。只是，你趁我睡着了……”
接下来争吵变成了打斗，热罗默先生冲向楼梯，跌跌撞撞下了楼，他妻子在后面追。到了前厅，他才发现有客人等着。客人马上表示歉意：“我按了铃……没人回答，我就冒昧……”
居斯塔夫·热罗默年纪在四十左右，脸色红润，颇为英俊。他笑起来：“那么，您听见了？夫妻吵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昂里耶特是个好妻子……到我书房里来吧……请问贵姓？……”
“便衣侦探维克托。”
“啊！是调查那可怜的莱斯柯老头的事吧？”
“确切地说，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房客德·奥特莱男爵……”维克托打断他的话说道，“你们相处怎么样？”
“很不好。我们租给他的那套房子，我和妻子曾住过十年。可他们不是跟你提要求，就是跟你打官司。法院的送达员不断来送传票……都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他们那套房间的第二把钥匙，我明明交给他们了，他们硬说没收到！总之，都是为一些无聊的小事儿。”
“可最后还是打起来了。”维克托说。
“这么说您知道了？是的，打起来了。”热罗默先生笑着说，“我鼻子上挨了男爵夫人一拳……我相信，她会觉得内疚的。”
“她！会为什么事内疚？”热罗默太太叫道，“她那个泼妇！那个毒婆娘！还老上教堂呢！……至于那个男的，侦探先生，那是个坏男人，破了产，连房租都不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她的模样漂亮、可爱，给人以好感，就是嗓音嘶哑，似乎专为骂人和发怒用的。她丈夫不得不劝她理智一点，提供了一些令人叹息的情况：男爵在格勒诺布尔破了产，在里昂干过一些不光彩的勾当，总之，他过去干了不少营私舞弊的事情……
维克托没有再问下去，他告辞以后，听到里面又吵了起来。那女人尖叫着：“你到底上哪里去了？你干什么去了？……你这撒谎的家伙！”
傍晚，维克托来到体育咖啡馆，匆匆浏览了几份晚报，没有读到什么特别的消息。过了一会儿，有人领着加尔什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来见他。他俩从巴黎来，说在巴黎北站附近看到德·奥特莱男爵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司机座旁边的位子上放着两只箱子。这是证据吗？维克托比谁都清楚，这类证据是靠不住的。
“不管怎么说，可以这么推理，”他想，“要么男爵带着国防债券逃往比利时……有个女人与他同去，可能就是我在莱斯柯老头家窗口见到的那个漂亮女人；要么这两个人提供的情况有误，他过一会儿就会乘常坐的那趟火车回到这里。如果是那样，那就表明，尽管看上去他很可疑，这条线索却是错误的。”
维克托在出站口找到了瓦扬。
火车已经发出进站信号，不久就拐过弯驶过来了。火车停下后，下来三十来个人。
瓦扬用胳膊肘碰了碰维克托，小声说：“过来的那个人……深灰色外套……软帽……就是男爵。”
维克托对男爵的感觉并不坏。他神态安详，脸色平静，没有丝毫不安。
绝不是十八小时前杀过人、被可怕的回忆所折磨、为眼下要干的事而焦虑、为将来的结果而担惊受怕的人的面孔，而是一张按部就班做完一天工作的人的面孔。他向车站职员点点头，然后就朝右边他家走去。他手里拿着一张拆叠的晚报，心不在焉地敲着路边的栅栏。
维克托先在他后面远远跟着，然后加快脚步，几乎与他同时到达他家门口。到了五层楼梯口，男爵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维克托问道：“您是德·奥特莱男爵吧？”
“有什么事，先生？”
“想跟您谈一会儿……我是便衣侦探维克托。”
这话无疑是一个打击，他显得恐慌不安。他咬着牙关，费了很大劲才镇定下来。
“可是，车站职员都没有看见您。”
“我到车站时火车刚开走。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都到塞弗尔站去搭车，只要走二十五分钟就行了。我有月票，可以从那里上车。”
“那儿的人认识您吗？”
“不如这儿熟，那个站的旅客比这儿多得多。我坐的那个包厢只有我一个人。”
他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他说得很确定，很合乎逻辑，让人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是事实，至少暂时承认。
“您明天能陪我去巴黎吗，先生？”维克托问道，“我们一块去见见昨晚跟您一起吃饭的人，以及您今天见到的人。”
维克托刚说完，加布里耶尔就冲到他面前，气得脸都变了形。他记起她打热罗默先生的那一拳，直想笑，因为这女人的神气十分可爱。不过她还是克制住了，指着挂有一幅圣像的墙说：“我以永福发誓……”
可是，受到这么一点盘问就发誓，大概她自己也觉得不合适，所以，她只画了一个十字，嘀咕了几句，温柔而深情地拥抱了丈夫，就走开了。
剩下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男爵一声不吭，维克托发现他那看起来英俊、宁静、沉着稳重的外表并非天生的，不免有些吃惊。他两颊涂着胭脂，那是种女人常用的发紫的胭脂。他也注意到他眼圈发黑，嘴角下垂，显得极为疲劳。他的变化是多么突然！而且每一秒钟都变得更加明显！
“您走错了路，侦探先生。”男爵严肃地说，“您的调查不公平地干预了我的私生活，迫使我不得不向您说出一个难于启齿的秘密。我对妻子还是喜爱和尊重的，但几个月来，我在巴黎有了一个情人。昨晚我就是和那个女人一起吃的晚饭，然后，她开车一直把我送到圣拉扎尔火车站。今早七点钟，我又去找了她。”
“您明天就领我去她那儿。”维克托命令道，“我用汽车来接您。”
男爵犹豫了一下，回答道：“好吧。”
同男爵见面以后，维克托心里更没有底了，一时屈从于感情，一时又让理智占了上风，但不论是感情还是理智，都没有让他发现无可争议的事实。
当晚，他跟圣克卢的一名警察说好，让他监视男爵的房子，直到午夜。
没有发生任何可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