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话果然没错。比起美名，恶名似乎更对人们的胃口。不光是小报这么认为，就连新闻报纸上都专门留出篇幅来报道，一位头顶着光环的成功作家如何堕落成了可耻的抄袭者和打妻子的男人。那些曾经口口声声跟我以密友相称的评论员，现在都在采访中宣称早就发现我身上有什么诡异之处。他们揣测说我殴打妻子成性，即便是庭审期间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说法，他们编造一些从未发生过的对话来暗示我一直有暴力倾向，而艾丽斯对我非常畏惧。
一家小报刊登了一篇四十年前的学校作文，用以突出我拙劣的文笔和松散的叙事。那些曾经像随从一样围绕在我周围的博士生都声称我毁掉了他们的事业和信誉。哎哟真是可怜哟。评论家也说一个没有孩子的人不可能写得出如此吸引儿童读者的书。他们从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以前说的是我没有养育儿女的责任，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所以更能够了解孩子的想法。一群蠢货。他们挖掘我的过去、我的背景，还问了许多关于我亲子关系的问题。最终除了我父亲早年当过牧师的事之外，也没有发现更多的黑料。
庭审结束六个月后，我弟弟菲利普给我写来一封信。连他的字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我知道他一定为了写信给我是不是“正确的做法”很是苦恼了一番。他提出，如果我有一天想要“卸下心中的重负”，他愿意以牧师的身份帮助我，或是担任我的告解神父。他让我要相信我还有机会请求上帝的宽恕，抛开别的不说，他一定会“永远做我的聆听者”。垃圾。
我好想念艾丽斯。
我原以为这里的食物会难以下咽，没想到竟然还不错，而且还管饱。我在米其林星级餐厅里吃过比这还不如的菜，不过这些饭菜的品相还是可以再多花点心思的。
我被安置在一栋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房子从外面看气势宏伟，让人望而生畏，可内部都是福米卡塑料贴面，年久失修，满是污渍，看上去毫无生气。男女在这里被隔离开来，这我倒没什么意见。
我有自己的房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里比寄宿学校还好些，不过跟我同住在这里的是一群恶棍。记得多年前，一位缺乏想象力的公务员同事在他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诙谐”的小标牌，上面写着“不是疯子也能来这里工作，但疯子才能在这里工作下去”。当时我完全没觉得这话好笑。
不过，这里并不是疯人院，这是个伤心人之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曾因精神失常而犯罪。我感觉自己到这里来也是一种欺诈行为，不过这对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的整个人生就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个个骗局。我并不需要跟其他人来往，大多数时间我都选择一个人待着。
院子里面有一片农场，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干过体力活儿了，但还是很享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我已经不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但这几十年来我的身体从没像现在这么健康过。
我是个模范“病人”。在这所精神病院里，他们并不称呼我们为囚犯。我时常听见他们说，“政治正确得简直有点过头了！”我同意这个看法。看守和护士们都还不错，我也从不给他们找麻烦。这里的人普遍都知道我的罪行是“一次性”的。我“一时冲动”没控制住自己。我正在服用低剂量的抗抑郁药物，在繁忙和嘈杂的环境中也能够保持平和。
我每六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心理健康检查”，来确认我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可我要是被判定为精神正常，就可能会被释放，这可绝对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即使我对社会对自己都并不存在威胁，我还是不愿离开。我打算好了，一旦他们提出让我走，我就假装自杀。
房子已经卖掉了。所有收入都用来支付艾丽斯后续的疗养费用，尤金的抚养费也都转给了巴尼·德怀尔。艾丽斯住在一家私人疗养院。律师告诉我她的房间很美，她接受的是最好的治疗，但这些她都毫无知觉。她目前的状态很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些故事书的版权和版税都已经转给了薇洛妮克夫人，我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指责，尤其是在法国，因为我偷走了一位战争英雄的遗产，还从他和他外孙的死亡中获取利益。可他们还不知道真相比这更糟糕，我就是害死他们的元凶。我从未把这部分故事告诉精神病医师。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何必要为自己的罪行清单再加上纵火和谋杀呢？
记者们多次试图要来探望，提出要代笔捉刀来写我的故事。这完全是种侮辱。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礼请求。但有一个法国记者却是例外。至少，我感觉她应该是个记者。她的来信比别人的要更正式，而且她相当执着。她的名字叫作安娜丽丝·帕蓬。她的前五封信我都没有理会，到了第六封，我终于给她回了信，我感谢她的关注，但谢绝接受采访，也很抱歉我不会把她列入我的访客名单。我的访客名单上是一片空白。
一个月前，她又回了一封信，内容令人无比震惊。
信上说，她是个律师，不是记者，但她对我的案子或是我的罪名没有任何兴趣。她说她最近初为人母，而她宝贝儿子的出生让她发现了一系列的秘密，她都有些后悔一开始不该去探寻那些事。
她的登记出生地是法国波尔多的一个小村子，名叫克洛尚，时间是1974年3月11日。她出生时的名字叫作诺拉·康德尔。出生当年的7月20日，她被送人收养。安娜丽丝希望我能够帮助她找寻她父亲的下落。有人曾暗示说她母亲说过我就是她父亲。
是劳拉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坦白地说，在经过两年来的查证，却发现她父亲可能是个残暴的禽兽、一个抄袭者时，她不知自己该做何感受。
安娜丽丝的原始出生证明上，母亲那一栏写着劳拉的名字。通过查证，她知道劳拉已经死了，而且是自杀。她认为母亲的死跟她的出生有关。她通过劳拉从前学校的网站找到了一些她的照片，虽然她们的身形和眼睛的颜色很相似，但她身上有一点却跟劳拉完全不同。于是她开始转而调查寻找她的父亲。出生证明上父亲的姓名是空白的，不过安娜丽丝联系到了当年帮劳拉办理收养的社工。据说，劳拉很肯定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名叫奥利弗·瑞恩的爱尔兰学生，但她被禁止在出生证明上登记我的名字。安娜丽丝很快发现奥利弗·瑞恩更为众人熟知的身份就是声名狼藉的文森特·达克斯。她在我的书的封面上看过我的照片，也在YouTube看过一段我参加某个电视节目的视频，她注意到我们的言谈举止和说法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叫人无法忽视。然而，她说，“还是有哪里不对劲”，因为安娜丽丝是种族混血，而很显然，“你和我母亲都是欧洲白人”。
我的双手又开始颤抖，我把信放在书桌上，这样上面的字就不会一直跳动了。
我女儿追寻真相的道路只能用曲折来形容了。
我最近采用了个人基因组服务来对我的DNA进行基因分析。结果显示，我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血统，这表示我的父母有一方是种族混血，比方说，我的祖父母中有一个是黑人。我查到劳拉的父母都出生在爱尔兰，但关于你父母的信息却少得可怜。我注意到你的肤色比普通的爱尔兰男人要略深一些，不过你的面部特征无疑是“白的”。
多亏了DNA图谱提供的新数据，基因理论研究发展迅猛，现在科学告诉我们，人的肤色不是单纯由一个基因来决定的，而是受多组基因共同影响（多基因遗传）。所以说，除了父母的肤色之外，还有许多因素都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肤色。所以说，如果你有多种族血统，你就仍然有可能是我的父亲。
她提出要来探视我，采集我的口腔上皮细胞进行DNA测试。她向我保证这是个简单的非侵入性采样程序。她准备来都柏林，希望我能同意跟她见面。
反复看了多次你的视频之后，我想有极大的可能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会给你带来耻辱，也不清楚你对种族和谐持何种观点，但请你牢记，当我开始寻找亲生父母的时候，从未想到过我的父亲或母亲会在监狱里。养育我的父母是非常好的人，如果他们知道监狱里这个人真的是我父亲，一定会无比惊恐，所以我并不打算告诉他们。如果最后结果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我也不想公之于众。
我把信放到一旁，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警卫朝我笑笑，点了点头。
“今天怎么样啊，奥利弗？天可真冷啊，是吧？”
“你有烟吗？”
“我还真的有。”
他递给我一支烟，热切地帮我点燃，打算跟我闲聊几句，不过大家都知道我一贯不合群，所以他没一会儿就走开了，让我安静地享受我的孤独。
一切都正如丹尼尔神父所言。关于我父亲和那个土著女孩的事是真的。她后来怎么样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脑海中想象着，她穿着一身部落服饰，在非洲的夕阳之下，离开自己的村庄和人生远走他乡，心中想着我的出生就是对她的诅咒。我时不时会发现自己在为她流泪，更奇怪的是，我还很想念她，很想知道她有没有想过我。我想到我父亲，想象着在我出生之时，他的百般否认都成了谎言，还在众人面前受到羞辱，我对他似乎有了那么一点点同情。
接着我又想到了劳拉，看到孩子她一定非常困惑。谁会相信我是孩子的父亲呢？当然不可能是我。这就是她不能寄给我照片，不能把孩子带回家的原因，在那个年代，这根本就不可能。她要如何解释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一定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当时在爱尔兰中产阶级普遍存在着种族歧视。之所以没有人承认，是因为从没有人正面质疑过。在1974年的爱尔兰，我见过的黑人用一只手的手指都能数得过来。劳拉的孩子对她的家族将是一个大丑闻。况且，做个未婚妈妈是一回事，做个未婚又有个无法解释的黑人孩子的单身妈妈就完完全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让她以为自己疯了。是我杀了她。
今天我女儿安娜丽丝来看我了。她很漂亮，这一点像她母亲，我猜，应该也像我的母亲，并且从某种特殊的角度来说，也很像我。我生成一个白人，这算是某种遗传上的意外，但这个女孩绝对是我的女儿，是我和劳拉的女儿。就在见到她那一刻之前，我都还存有一丝疑虑。她有着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身上洋溢着一种活力和使命感，就如同我初见时的劳拉一样，但她通过我，遗传到了我母亲的肤色。
刚见面我们彼此都有些尴尬，我施展着个人魅力，让她放松下来，最后终于把气氛调节得轻松而愉快。我问了问她的儿子，我的外孙，她给我看了张那个小男孩的照片，照片中的孩子大约两岁，坐在她和她丈夫中间。孩子脸上洋溢着淘气的笑容，能看出他很快乐。我很高兴。我问她是否觉得幸福，她咧嘴一笑，蓝色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看向下方。
她就坐在我对面，看着她紧张地把昂贵的丝质衬衣袖扣反复解开又扣上，我无法再否认摆在眼前的事实。
然而，我可以否认她。
我承认自己跟劳拉很熟，我们大学期间曾经交往过，也曾在波尔多一起度过了一个夏天。我告诉安娜丽丝她的母亲是个勇敢、美丽的女孩，而且一定非常想自己抚养她。我说自己从不知道劳拉怀过孩子，也无法解释她为何会说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告诉她1973年的夏天，在葡萄园还有一些南非劳工，暗示劳拉一定是跟他们其中一人有染。我回忆说他们都是善良、强壮又快乐的男孩，但很遗憾我完全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我告诉她做DNA测试毫无意义。我把我父母的情况告诉了她，我母亲是玛丽（娘家姓墨菲），父亲弗朗西斯·瑞恩在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牧师。我猜安娜丽丝一定已经知道这个小细节了。我甚至特意为她唤起了自己最早期的记忆：在一个大花园里，我坐在父亲膝上，我的父母坐在长椅上开心地笑着拥抱着彼此。全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一家。我的母亲有着一头红发，她脸上戴着眼镜涂着口红。我那面带微笑的父亲则穿着一身高腰西服。长椅在一棵树下，一根树枝矮矮地垂下来，满枝沉甸甸的花蕾就坠在父亲的头顶。母亲把我抱过去放进了一张秋千里。秋千上有一条安全横杆。她轻轻地推着我，我喜欢空气飞快拂过肚子的感觉，开心地大笑着。我想要她把我推得再高些，可她有些害怕。于是换我父亲来推，她又回到长椅上坐了下来。父亲推着我越荡越高，我兴奋极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用脚做刹车让秋千停下来，我感觉到沙砾摩擦着鞋底，扬起了厚厚的尘土。我跑到妈妈身边跳到了她腿上。她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我知道父亲正在一旁满心骄傲地看着我们。浓浓的暖意和安全感充满了我的心。
我告诉安娜丽丝我母亲数年后离开了我们，而我父亲跟一个女人再婚了，她不愿意抚养我。我佯装生气，说不愿意谈论此事。安娜丽丝满怀同情，没有再追问更多细节。于是我跟她说了我是如何在寄宿学校长大的。
“我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没什么神秘可言，抱歉让你白跑一趟了。”
我祝她接下来的调查能够顺利。
我想，她看上去松了口气。听到这些她很高兴，毕竟她父亲不是坐在她面前的这个恶魔。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在我的掌心里，暖暖的。
我葬送了那么多条生命，她还是不知道为好。能够保守这样一个秘密，我很自豪。保护她是一项慷慨无私之举。我想努力做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