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回来后的几个月，劳拉的情绪始终飘忽不定。我父母担心不已。她在1974年10月回到了学校，但11月又再次退学了。紧接着，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她失踪了。
一个星期四的早上，我在餐厅里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知道她在哪里。她前一晚10点左右睡的觉，可到早上妈妈去叫她时却没人应。她的床整整齐齐没有动过，谁也没听见她离开家。我们给朋友和邻居打了一圈电话，可谁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到了星期五早上，她还是没有回来，妈妈都快急疯了。星期三早上，妈妈跟劳拉说话时，她非常平静，连妈妈都以为她终于转过弯来了。她们还商量着周末一起去买双新靴子。妈妈之前看到一双靴子，她很喜欢，觉得很适合劳拉。妈妈说她们打算星期六一起进城去那家店。劳拉说她很期待重回学校，期待一切恢复正常，也承认在法国这一年其实非常煎熬，她说她早该跟我一起回家。妈妈安慰她说大家都能理解，只要她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一切都会慢慢步入正轨的。我们让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她们当时的对话，不放过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却始终没发现有任何值得恐慌和不安的迹象。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后来在劳拉的衣橱里找到一个盒子，里面有双崭新的靴子，正是妈妈喜欢的那一款，但却不是劳拉的尺码。靴子是妈妈的尺码，购买于星期三下午。
星期五一早，我们开始往各家医院打电话。一个人会有多大概率以一种失忆且身份不明的状态出现在医院里？我想，对于像我们一样正在苦苦寻找他们的人而言，这样的概率实在太低了。星期五下午，卫队的人来到家里采集口供。他们想把劳拉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手里她最美的一张照片是在法国用我的爱克发即时成像相机拍摄的。那天我们都喝醉了。劳拉歪着头靠在上身赤裸的奥利弗肩上。她闭着双眼，脸部有四分之一被前面地上的几个酒瓶子挡住了。照片中的她面带着微笑，仿佛心中藏着一个没人知道的秘密。大家都觉得这张照片不适合刊登出来，爸爸找了一张去年圣诞节的照片，上面的她一脸的开心，但神情中隐约透着一丝凝重。面对即将到来的公众关注，我父母颇为惊恐。我们一家向来行事低调，在他们的眼中，我妹妹遭遇的精神崩溃是不可告人的丑闻。
太阳照常升起照常落下，门厅里大座钟的指针打着痛苦的节拍，不断有车辆驶过，孩子们经过我家门前时，传来阵阵笑声，可我们的生活仿佛被掏了一个大洞，我们脑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却找不到答案。那张照片按计划会在星期一刊登在报纸上并在电视上进行播放，可星期天的下午卫队打来电话，请爸爸过去一趟。我们明白一定是事情有了新进展，但爸爸不让妈妈陪他一起去。他离开后，我陪着妈妈在家等待着，我们猜测究竟是有了什么样的突破，我们都不敢把心里已有的答案说出来，担心一旦说出口就会变成现实。
爸爸没过多久就跟妈妈的弟弟，也就是阿丹舅舅一起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个年轻的警察。我不知道警察为什么会跟他一起回来。或许是政策规定，又或许是出于礼貌，为了保证爸爸平安回到家。
劳拉的尸体是在那天早上被冲上西科克郡的查古纳海滩的。一个遛狗的人（为什么这种事总少不了遛狗的人？）前一晚在悬崖边看见过一个人，还向卫队报备过。据说她是衣着整齐地走进了海里。我们都认为那不可能是她。她为什么会去那里呢？但我们心里其实都非常清楚，那里正是她会去的地方。我们小时候去斯基伯林看望外祖母时，都会在那片海滩上玩耍。卫队还在附近找到了她的手提包。虽然包里没有标记，但也有足够的东西来证实她的身份。那晚我们都去了西科克郡进行正式的身份鉴定。爸爸和阿丹舅舅试图劝阻我和妈妈，让我们不必去看她。老天宽恕，我也赞同，可妈妈却坚持要去，于是妈妈和爸爸一同推开门走了进去，而我和阿丹舅舅则留在外面等候。我听到瓷砖地板上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接着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我和阿丹舅舅的呼吸声，还有工业制冷机在嗡嗡作响。在悲剧面前，时间再一次变得毫无意义，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我们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去确认那个我们在心里早已确认过无数遍的事实。阿丹舅舅一度提议我们诵念万福玛利亚来祈祷。可我不明白这样能对最终的结果起到什么作用。
若干年后，我父母去世了，我想他们是由于悲伤过度而死的。当我们联系到薇洛妮克夫人时，她也无法解释劳拉为什么会自杀。她说劳拉在法国期间一直非常认真地工作，她也从未发现劳拉有任何异常。她说我们应该为这样一个聪明又能干的小姑娘感到骄傲。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宽慰不少。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劳拉生前最后几年的情况。在我们去法国前，她还是个聪明又反复无常，喜欢打情骂俏的女孩，未来一片光明。1973年的夏天，她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薇洛妮克夫人对她的赞扬让我很是意外，但同时也颇为欣慰。
葬礼当天我们伤心欲绝。奥利弗没有出席，只是寄来一张卡片，言辞优美地表达他的惋惜哀悼之情。除开我的各种愤怒和哀伤情绪，他的做法也让我略有些生气。这对我的父母和我很失礼，也是对劳拉的不尊重。究竟是何等大事能让他缺席劳拉的葬礼？
在卫队的帮助下，我们得以阻止那张照片在电视上播放，也只让一家报社刊登了出来。葬礼很私密，随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们陆续收到很多的吊唁卡片。那个时候，自杀还是个禁忌话题，人们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表达对我们的同情，所以我们只是在家人之中默默地为她哀悼，以免让朋友们难堪。我觉得人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在那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变化。当有人因癌症去世后，会留下其病程及随后各阶段病情恶化情况的公开记录，可换作自杀，就绝不会有人公开讨论它，你也无处抒发自己的哀伤。这仅仅是已故者家庭里一个见不得光的小秘密。
我知道劳拉的精神状态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不知道造成她精神抑郁的关键因素是否就在奥利弗身上。毕竟他是劳拉最亲近的人。我甚至想过劳拉也许在跟我们分别时已经怀孕了，但我无法想象我认识的那个劳拉会堕胎或是遗弃一个婴儿，虽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会让人名誉扫地。除此之外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她怀孕后流产了。我跟奥利弗提起过这个想法，但他却为此大为震怒。他从未这样想过。结果我反倒后悔跟他提这个了，因为这样一来好像是我要把劳拉的死怪到他头上一样。
多年之后，奥利弗将他的故事书中一位英雄般的人物命名为劳拉。我很感激他。他只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跟我联系过一次，小心地问起能不能在我们的餐厅举办婚宴。
那个时候，德莫特已经来到我的餐厅当领班，而我则是主厨。虽然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相当尴尬，但后来却发现他其实非常擅长跟人打交道，他会记住别人的名字、生日，还有喜欢的酒。他的组织能力也非常强，还从全城各处挖来了最好的服务员。那些回头客之所以来我们的餐厅，既是为了享用美味的食物，同时也是为了享受德莫特和他的团队所提供的细致入微的服务。
餐厅坐落在一栋偏僻的大楼里，我舒适的小家就在餐厅楼上的公寓里。我的专长是烹调法式乡村菜肴，曾经被一位讨厌的评论家贬称为“农民菜”，不过对当时的都柏林人来说却是相当复杂精美的菜肴了，再加上我们持有卖酒执照，还接受临时预订，很快餐厅就在戏剧圈里变得红火起来。这其实也是件喜忧参半的事，一方面他们酒量惊人，还能为餐厅增添点明星光环，但他们又经常不付账，到打烊的时候时常要把他们抬到休息区去过夜。我所知道的那些都柏林戏剧节的后台荒唐事都能让报纸的八卦专栏作家失业了，不过我们一直谨言慎行，德莫特有时候宁愿把我逼疯都不肯告诉我谁跟谁又睡到一起了。
时隔这么久再次收到奥利弗的来信我很高兴，也很愿意承办他的婚宴。此外，我也很想让他看到，我也很成功，也有了认真交往的对象，让他看看我不是个怪胎。
然而，他所选择的新娘却让我非常意外。艾丽斯，她也算漂亮，可奥利弗向来以只交往绝代佳人闻名，而艾丽斯的姿色的确够不上这个标准。她跟劳拉完全没法比。可怜的艾丽斯。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至少那一天她是非常幸福的。婚宴上，奥利弗的家人一个都没有出席。我早就怀疑他时不时提起的有钱的父母根本就是个幌子。我猜他可能是个孤儿，而婚礼上他家人的缺席恰好证明了我的猜测。
到如今我已经多年未曾见过奥利弗，只在电视上时不时看到他。他也很久没有来过餐厅了。当他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时，我非常为他开心。我没有孩子，只读过一两本他的书，我也知道这些书的目标读者并不是我，但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些作品有多么出类拔萃。有一些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由好莱坞的大明星出演，所以我看过的故事比读过的要多。他的名字时常在媒体上出现，每当想到他，我总会先想起自己当年主动出柜时的情形，顿时觉得无比尴尬，接着当我想起我美丽的妹妹劳拉时，又会有无尽的悲伤袭上心头。
现在奥利弗的真面目显露了出来，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劳拉的精神崩溃是否有可能是奥利弗造成的。她去世的时间是我们法国之行的一年之后，但我从未如此确信，那年夏天在劳拉和奥利弗之间的确曾发生可怕的事情，以致她要怀揣着沉重的岩石一步步让自己堕入深不见底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