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两个月，在报纸的头条上总能看到奥利弗·瑞恩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拒绝再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对于他袭击他妻子的事，我总感觉自己多少也有一定的责任。虽然很可悲，但每当听到他的名字，我总会立刻不自觉地想起1973年的收获季，四十年前的伤疤便又一次被揭开，那彻骨的伤痛丝毫没有一点减轻。
无论你多么努力，人对于自己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能改变曾经发生的事。假如当时这样做了，假如当时那样做了……可是时间终究无法使伤口愈合，伤痛始终还在。只是人会渐渐习惯那个伤疤的存在，仅此而已。
但是，在事情被渐渐淡忘之前，我必须要弄清楚事情的所有头绪。要解释这一切就必须要追溯到我父亲生活的时代，要理清所有的因果关联。
因为饱受战争的摧残，父亲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战争时期我还是个年幼的孩子，只知道有段时间总会有一拨一拨的访客来到家里。现在我知道他们是受到父亲庇护的犹太人家庭，到我家是为了躲避维希政权下的波尔多州长对他们的迫害。据后来披露，这位公仆曾下令将包括二百二十三名儿童在内的共一千六百九十名犹太人从波尔多境内驱逐至巴黎附近的德朗西临时难民营，随后再移送到东部的死亡集中营。
如此多的同胞没有任何过错却要经受这样的残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想，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每天都仍有种族屠杀在发生，只是对我们而言，关掉电视机或略过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假装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要更容易些罢了。
我父亲是个英雄，既有智慧又有高尚的品德。在我们的家园被敌军占领不久后，我母亲就去世了，这令父亲伤心欲绝，但母亲在临终前就预料到了即将发生的惨剧，并要父亲向她保证，一定会竭尽所能保护我们的朋友，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我们住在我父亲家族历经七代传下来的城堡里，生活十分安逸。我们生产的美酒佳酿销往欧洲各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父亲不像母亲那般具有生意头脑，母亲去世之后他只能艰难地支撑着。维希政府的暴行让他震惊不已、心烦意乱。
他邀请了几个犹太裔家庭在露台台阶下的酒窖里安家，尤其是在1942到1944年期间，是法国当权者全力推行种族集中隔离的时期。父亲拒绝沉默，曾经多次向地方行政区的秘书长陈情，最终都徒劳无功。于是他只得凭借自己的力量，依靠当地线人提供的信息，在政府的集中行动开始前，就抢先一步把人都集中起来。我的塞西尔姨妈积极活跃在城市里的抵抗运动前沿，通过朋友们的关系网，她成功地配合营救了许多被盖世太保盯上的家庭。这些家庭必须要避人耳目，虽然城堡里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容身，父亲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我们的城堡所处的山谷被两山夹抱，很容易被监视，所以白天他们全都不能出来。如果有突击检查，也不能留下他们的任何踪迹。所以父亲着手把地窖改造得更适宜居住些。他明白这样做是在拿家族生意冒险，毕竟这期间家里的酿酒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他通过一些朋友从瓦朗斯订购了一些油灯、毯子、书籍和衣物，以免在本地订购引起怀疑。他都是在夜间收货，他和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起，为那些无处藏身的家庭创建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直到能有机会送他们北上穿越国界去瑞士，到了那里，他们就能够免遭迫害。作为一个孩子，家里时常有新的面孔进进出出，对我来说很是激动。但那时的我太年幼，看不出他们脸上的悲伤和绝望。那个时候，我还一直接受着家庭教学，又是独生女，但父亲让我懂得了在紧要时刻保守秘密的重要性。
在开展这些行动的同时，父亲也会一如既往地腾出时间来陪伴我，他教我懂得这世间的道义所在，也让我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我永远排在第一位。
1944年5月，就在解放前夕的几个月，在盖世太保的一次午夜突袭中，栖身在我家地窖中的犹太家庭被发现了，其中还包括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和玛丽安妮。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们，后来才得知她们和她们的家人都死了，有的是在试图逃离德朗西集中营时被射杀而亡，有的则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盖世太保查封了我们的家，我父亲也被本地警方逮捕了，我则被送到了城里的塞西尔姨妈家。我有六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但每个夜晚都会祈祷他能平安归来。这些事情大都已被我淡忘，这让我多少有些羞愧，但当那些曾经经历过那场噩梦的老人给我讲起当年发生的事时，所有的一切又都历历在目。
解放后我们一家回到戴格斯城堡共度圣诞节，但我们曾经美好的家园已经面目全非。房子里的地毯、油画、家具和寝具全都已经被洗劫一空。地板也被拆来做了柴火。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在狱中遭遇的一切已经将他击垮。那时的他仅仅四十八岁。
许多年过去后，我提出让他买一台打印机，并把我们过时的文档系统进行一下现代化升级，这样用起来也比我们从前管理农场所使用的分类账要容易些。父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那时他才告诉我他在入狱期间曾经被迫用打印机打出驱逐令。这件事他从未告诉任何人，虽然他曾经有如此多的英雄事迹，但因为这件事，他心中剩下的只有耻辱。他不愿让自己所爱的人为他背负罪责，在我眼里非常崇高，然而独自承担这样的痛苦定会啃噬一个人的灵魂。正如世人所知，盖世太保的凶残程度，在其濒临溃败之际尤为甚之。
我还记得当时我和父亲相拥在仅剩断壁残垣的藏书室里，曾经摆放着诸多珍贵典籍的书架已被洗劫殆尽，我们只能从废墟之中挑选出残存的一些书籍，我甚至还记得当时父亲怀抱中的温度。父亲是位藏书家，我记得当时他就发誓一定要最先修复这个房间。
由于在藏匿那些犹太家庭期间我们的酿酒厂停止了生产（酒厂的运作必须要使用酒窖），而后来父亲的精神也变得极度脆弱，根本无法重新管理酒厂，所以我们没了收入，只能依靠他仅剩的一点祖产度日。我们封闭了房子的一侧翼楼，将自己的生活空间缩小到仅有的几个房间里。我养尊处优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了，但那时的我对生活水准并没有什么概念，自然也就谈不上留恋。当时我太过年幼，根本不懂得贫富的差异。我很高兴能够去本地的公立中学上学，而父亲则绞尽脑汁地想让那些疏于照料的葡萄树恢复生机。父亲恳求塞西尔姨妈搬来与我们同住。他坚持认为我的人生中必须要有个母亲般的角色存在。塞西尔姨妈是我妈妈的姐姐，一直未婚。从我妈妈仅剩的一些照片里还能看出她们有些许相像，但塞西尔姨妈却不像妈妈那样是个美人。她不知道要怎么跟小孩相处，我们总是为了一些荒唐的小事发生争执。我父亲也渐渐厌倦了当我们之间的调停人，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如果父亲信任她，那我也应该信任她。我现在突然想起，他们似乎曾经是情人。我脑袋里还有一些片段，好像曾经很尴尬地撞见他们在一起过，但这些都不要紧。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没有真正认识到，为了要当好我的监护人，她做出了多少牺牲。
是塞西尔姨妈告诉我要怎样做一个女人，并在我初潮来临时给我递上了卫生巾。对此我感激不尽，因为我的父亲一向古板，这样的谈话绝不可能在我们之间发生，不过后来他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
我在学校成绩平平，但最后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父亲觉得是时候让我去波尔多或者巴黎上大学了，可我是个小镇姑娘，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离开朋友、父亲和塞西尔姨妈去适应新的生活圈子。村里的女孩们都没有上过大学，我觉得自己跟她们也没什么不同。她们充其量只能在我家地里找份活儿干，我也不想让自己与众不同。她们都是善良、诚实的人。除此之外，我家的条件也无法供我在巴黎大学读三年书，而且我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都能在克洛尚学到。我并没有什么野心，并不像我父亲想的那样，想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但又不敢告诉他。当我最终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时，竟然明显地感觉到他松了一口气。父亲和我变得非常亲密，随着年岁渐长，身体逐渐衰退，他也越来越依赖我。
我被安排给市长当秘书，这是份象征性的工作，一星期只需要上五个半天的班，然而在那里工作的十年里，真正让我觉得吃力的却是要如何躲避市长不规矩的手，我时常得指出他已经年纪一大把了，还得大声地提醒他要对自己的妻儿负责。
市长对我动手动脚的事我对父亲只字未提。他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很震惊，不过我已经足够坚强，并且有能力对付那个老家伙。
我们已经开始了家里的修复工程，这个过程漫长而费力，每天下班后的下午，我都会回到家，帮着父亲和塞西尔姨妈一起养护土地、修理房屋。
我和村里的年轻人们保持着社交往来，也会参加本地的各种狂欢节和舞会，但我并不想交男朋友。有好些本地的男孩子追求我，我也会跟他们打情骂俏，互相亲吻什么的，甚至还算得上调情高手，但我却无法爱上谁。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我大多数朋友在结婚前都会有好几次恋爱经历，可我的内心里却总是会想：“父亲会愿意让这个男孩进入他家吗？父亲会愿意让我嫁给这个男孩吗？父亲能接受这个男孩吗？”对这些问题，我脑中能想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想，我的女性朋友们都很同情我，我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婚礼，她们总会安慰我说，下一个结婚的一定会是我，还会给我介绍她们的表兄弟和朋友，可我却宁愿单身。
接下来的十年里，葡萄园一点一点地重新振作了起来。我父亲在整个地区成了一个传奇般的人物。许多村民都感到万分愧疚，在最可怕的那段时期里他们没能为我们做些什么，但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恐惧。甚至连那些臭名远扬的通敌者都扭头回来帮助我们了，父亲大度地接受了他们的帮助，他知道这样其实是在帮他们赎罪。我们制订了宏伟的计划，要让这栋房子重现当年的辉煌，然而真正实施起来，进展却无比缓慢，而最后的结果也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三十二岁的时候，我亲爱的塞西尔姨妈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了，父亲又一次被夺走了挚爱的亲人。我也同样悲痛万分，但父亲却不同，无论他和塞西尔姨妈是否曾是情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彼此的知己，而据我猜测，通常他们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我。塞西尔姨妈认为父亲没有坚持送我上大学是个错误。她觉得我在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地方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丈夫。她去世后，父亲开始担心事情被她说中了。我没有子女这件事让他忧心不已。那时候，我已经有过一些约会的经历，而且早在镇上屠夫的侄子皮埃尔来克洛尚过冬时我就把处子之身给了他，到了冬末，他开始乞求我嫁给他。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同干柴烈火一般充满激情，但我却无法从中看到未来，可怜的皮埃尔只得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村子。父亲求我嫁给他，或是嫁给任何人都行，可我拒绝了，坚称自己不想要丈夫，也永远不会结婚。父亲意外地降低了他的期望，说我找个情人也行。我很震惊，震惊的不是找情人的主意，因为这对我来讲完全能够接受，我震惊的是这个提议居然会从我父亲的嘴里说出来。
“可你需要一个孩子啊！”他恳求道，“等我走了，你身边就什么人都没了！我现在一天天老了，不中用了，还有你能照顾我，可等你老了以后，谁又来照顾你呢？没有人啊！到那时又有谁来接手这些家业呢？”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可看看村里这个潜在的基因库，除了皮埃尔，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能成为我孩子的父亲，可他也已经结了婚搬去了北边的里摩日。
我跟皮埃尔那次私通到那时已经六七年了。他强壮、英俊，还爱好古老的地图和书籍。我都开始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婚了，我想他当初是真心实意的。他从未见过我父亲，可他们有很多共同兴趣，例如书籍和我，所以他们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
皮埃尔每年都会来拜访他叔叔一次，我还有生理周期这个小问题需要考虑。我知道自己这样是在自欺欺人，也许就算我告诉他真相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但我还是很害怕如果我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请求，皮埃尔与生俱来的正派原则会阻止他背叛自己的妻子。我不正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身上能有皮埃尔的优秀品质吗？
打定主意后我开始勾引皮埃尔，但他只会在他叔叔那里停留两星期的时间，他叔叔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食品商人，所以我的机会非常有限，在这期间只有四五天的时间能受孕。
一开始，出于对妻子的忠诚和对我个人幸福的考虑，皮埃尔并没有回应我，我知道他喜欢我，但还是费了好些唇舌才说服了他，谢天谢地他没有让我低三下四地觍着脸求他。接下来一连三晚，我们都一起在他叔叔的屠宰场的配楼里度过。这样的地方对孕育新生命来说算不上什么风水宝地，不过山间的微风吹走了屠宰场的血腥之气，我们在几杯茴香酒的帮助下也忘了周围的环境。皮埃尔是个热情而温柔的情人，但很遗憾这样的温情只是暂时的，很快他就要回到里摩日他妻子的身边去。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爱上一个人了。皮埃尔非常体贴，而且他身上有一种纯真，在他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纯真似乎被我给玷污了。他觉得是他引我堕落，满心的歉意使他整个人都快要发狂了，我向他保证绝不会再提及此事。我坚持让他第二年不要再回到村里来，而且在做完这件蠢事之后我们彼此都要翻过这一页不再回头，他也一定得尽最大的努力去补偿他的妻子。皮埃尔信守他的诺言，从此跟我保持距离，而我的心里则是交织着愉快与歉意。
后来我确认自己怀孕了，父亲十分高兴，1967年，我的宝贝让·吕克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出生时强壮而健康，这让我们甚是宽慰。我知道对有些家庭来说，未婚生子是件有辱家门的事，也可以肯定村子里已流言四起，但也许是出于对父亲和我的尊敬，他们开始称呼我为“那个寡妇”。在那个年代，做一个丧偶的妻子总好过当一个单身母亲。这让父亲觉得很有趣，他的调皮劲也终于又回来了，就好像我们成功地玩了一次恶作剧，把所有邻居都捉弄了一番似的。他甚至还会眨着眼说：“那位寡妇早上好呀！”
从让·吕克出生那一刻起，父亲和他就再也分不开了。父亲用皮带做了一个背带把让·吕克背在背上，无论去市场里忙生意还是去市长办公室，或是到地产经理那里办事，都会带着他。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亲的情绪也慢慢好起来，但他的身体状况仍然在渐渐走下坡路。当听到让·吕克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外公”时，我努力让自己别生气，毕竟从他出生起，父亲就一直在教他这个词了。让·吕克的存在让我和父亲的生命都变得完整。直到我生下他，并设想过没有他的生活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需要我的孩子。
接下来的几年，我的父亲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样子，整个人焕发着新的精神和活力，仿佛那场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在那片挣扎求生的葡萄园旁边我们又种下了一片桃园，另一侧则添上了一片橄榄园。让·吕克的到来一定程度上给这片庄园带来了福音，我们的经济状况也渐渐有了好转。我们开始季节性地雇用一些外来劳工到地里工作，男人和女人都有。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973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