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7

电文使费伯心烦,因为它逼迫他去面对他一直回避着的问题。

他发出呼号后,他们发回的不是通常的“知悉——进行”,而是“到第一接头点联络”。

他把无线电放回皮箱里,随即蹬着他的自行车离开了厄瑞思沼泽——他的掩护身份是观鸟人——上了通往布莱克希斯的大路。在骑车返回他那狭窄的两个房间的寓所路上,费伯思考着要不要服从那道命令。

他有两点不服从的理由:一个是职业上的,一个是个人的。

职业上的理由是:“第一接头点”是个老代码,早在一九三七年由卡纳里斯制定。这意味着他要到莱斯特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之间某家商场的门口去和另一名特工接头。两个人各自拿着一本《圣经》作为记认。接头的暗语是:

“今天是哪一章?”

“《列王记》第十三章。”

之后,如果他俩都确定没人跟踪,就要一致表示,这一章是“最鼓舞人心的”。否则,一个人就要说:“恐怕我还没有读过它呢。”

那家商店可能已不存在了,但这还不是费伯感到麻烦的原因。他认为,卡纳里斯可能已经把这个代码告诉了大多数于一九四〇年越过英伦海峡并落入军情五处手中的蹩脚间谍(费伯之所以知道他们落网,是因为英国政府在绞死他们之前,曾进行公开宣传,以安抚民心)。现在英国人可能知道了那个老的接头代码。如果他们这次截获了汉堡发出的电文,那家商店门口此时一定拥满了伶牙俐齿的年轻英国人,手拿《圣经》,练习着用德国腔说“最鼓舞人心的”。

在入侵英伦三岛看似指日可待的日子里,德国情报机构忘乎所以,把一切专业守则都抛诸脑后。从那时起,费伯就不信任汉堡了。他不告诉他们他的住址,拒绝与派驻英国的其他特工联系,变换着使用发报频率,根本不管是否混用了其他间谍的频率。

假如他对上司唯命是从,就不会幸存这么长时间了。

在伍尔威治,一大群骑车的人和他一路,他们当中许多是妇女,那是兵工厂白天班下班的时间,工人从厂里一涌而出。他们虽然面带倦容,却精神愉快,这使费伯想起他拒不服从的个人理由: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输掉这场战争。

俄国人和美国人参了战,非洲失守了,意大利人垮台了。同盟国肯定会在今年——一九四四年——挥兵法国。

费伯不想毫无目的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他回到家中,把自行车放到一边。在洗脸的时候,他突然心念一动,完全违背常理地决定去接头。

明知一个事业在失败还要去冒险是愚蠢的,但他技痒难耐地非要一试不可。常规性地发报,观鸟,骑自行车,享用寄住公寓的茶点——他没经历过什么像点样的行动已有四年之久了。没有任何危险,反使他过得心惊肉跳,因为他会幻想是不是有什么看不到的威胁。只有能辨出危险并采取措施来化解时,他才会感到放心。

对,他要去接头。但不是按他们设想的方式。

尽管是在战时,伦敦西区仍然熙熙攘攘,费伯不知道柏林是不是也这样。他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哈查德书店买了一本《圣经》,塞进他外套的里袋里。那天温和湿润,还断续下着毛毛细雨,费伯拿着一把雨伞。

这次接头定的时间是上午九十点之间或者下午五六点之间,按照安排,一个人要每天到那儿去直到另一方露面。如果接连五天没有接上头,随后的两周里每隔一天去一次。再接不上头,就放弃行动。

费伯在九点十分到达莱斯特广场。接头人就在那儿,站在烟草商店的门口,腋下夹着一本黑皮的《圣经》,伪装避雨。费伯从眼角瞥着他,低着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那人很年轻,胡须金黄,面孔丰润。他穿了一件双排扣的防雨外套,嘴里嚼着口香糖,正读着一份《每日情报》。他不是熟人。

费伯在街对面第二次走过时,发现了“尾巴”。一个矮壮的男人,身穿军用塑胶雨衣,头戴英国便衣警察喜欢的软毡帽,正站在一座办公大楼的门厅里,透过玻璃门,盯着街对面门口的间谍。

有两种可能,如果那间谍不知道他被盯上了,费伯只需须把他从接头地点引开,甩掉“尾巴”就成了。然而,另一种可能是:那间谍已经被捕,站在门口的是个替身,在这种情况下,费伯不能让他和那“尾巴”看到自己的面孔。

费伯做最坏的设想,然后便想出了一条对策。

广场上有一个电话亭。费伯走了进去,记住了那电话的号码。然后他找到《圣经》中《列王记》第十三章那一页,撕下来,在纸边空白上草草写道:“到广场的电话亭里去。”

他绕到国家美术馆后面的街道,找到一个小男孩,年纪约十岁或十一岁,正坐在一个门口,向水洼里扔石子。

费伯说:“你知道广场上那家烟草店吗?”

那男孩说:“知道。”

“你喜欢口香糖吗?”

“喜欢。”

费伯把从《圣经》撕下的那页递给他。“那家烟草商店的门口有个人。你把这个给他,他会给你一些口香糖。”

“好吧。”那男孩说着,站起身来,“那家伙是美国佬吧?”

费伯说:“是。”

男孩跑开了。费伯跟着他。男孩走近那间谍时,费伯溜进对面大楼的门洞。“尾巴”仍在那里,隔着玻璃门窥视着。费伯站在门外,挡住“尾巴”的视线,让他看不到街对面。费伯拿着雨伞,却装作打不开的样子,直到看到间谍给了男孩什么东西之后,走开了。于是费伯结束了摆弄雨伞的把戏,朝间谍去的相反方向走去。他扭回头,看见“尾巴”跑到街上,寻找消失了的间谍。

费伯在最近的一处电话亭前面停下,拨了广场上那个电话亭的号码。过了一会儿,总算通了。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说:“喂?”

费伯说:“今天是哪一章?”

“《列王传》第十三章。”

“最鼓舞人心的。”

“是啊,一点不错。”

那傻瓜根本不知道他遇到了麻烦,费伯想。他提高了声音:“什么事?”

“我得见你。”

“这不可能。”

“可是我必须见你!”费伯觉得,他声音有种近似绝望的调子,“指令来自最高层——你明白吗?”

费伯装出犹豫的口气:“那好吧。一星期后上午九点,我在尤斯顿火车站的拱门下见你。”

“你不能早一点吗?”

费伯挂断电话,走了出去。他快步绕过两个街角,来到能看到广场电话亭的一处地方。他看到那间谍向皮卡迪利广场方向走去,后面不见有“尾巴”了。费伯跟着那间谍。

那人走进皮卡迪利的地铁车站,买了一张去斯托克威尔的车票。费伯马上想到,他可以抄近路赶到那儿。他走出车站,快步走到莱斯特广场,上了一列北行的火车。那间谍要在滑铁卢车站换车,而费伯的车却是直达,因此,费伯会比他先到斯托克威尔。

结果,费伯在斯托克威尔车站外面等了二十五分钟,那间谍才到达。费伯又跟上他。他进了一家咖啡馆。

附近绝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一个人理由充分地站上一会儿:没有橱窗可以窥视,没有椅子可坐,没有公园可逛,也没有汽车站、计程车站或公共建筑物。这是一片空旷、沉闷的郊野。费伯只好沿街走来走去,摆出像是要去哪儿的样子,直到走出咖啡馆的视线,然后再折返,这当儿,那间谍一直坐在热气腾腾的咖啡馆里,喝茶吃烤面包。

半小时后他走了出来。费伯尾随着他穿过一个住宅区。那间谍看起来不慌不忙,样子像个正要回家的人。他没有回头看,费伯心想:又是个门外汉。

最后,他进了一栋不起眼的简陋出租公寓——无论在什么地方,这种公寓都是间谍爱租用的住处。屋顶上有个天窗,那准是那间谍的房间,高高在上,便于接收无线电讯号。

费伯走过去,眼睛瞄着街的对面。对了——在那儿。在楼上有一扇窗户背后有个人影一闪,他瞥见了一件上装的领带,一个盯梢的面孔缩了回去:正好在这里的对面。那间谍昨天准是去过了接头地点,被军情五处的人盯上了——当然,这是假定他本人不是军情五处的特工。

费伯转过街角,沿旁边一条平行的街道走着,一边走,一边默数着住房。几乎在那间谍进入的住宅的正背后,有一栋房子被炸得只剩下了空壳,好极了。

在走回车站的路上,费伯感到了一阵激动。他的步伐轻快,心跳稍稍加速,明亮的眼睛饶有兴味地四下张望。很好,游戏开始了。

当夜,他穿上了一身黑衣服:毛线帽,高领套头毛衣,外面罩一件飞行员穿的皮夹克,裤子塞进袜子里,穿上胶底鞋,全身上下一色黑。在伦敦灯火管制的黑洞洞的夜里,他几乎是别人无法看见的。

他骑车穿过寂静而昏暗的街道,始终避开大街。时过午夜,他没看到人。他把自行车放在离目的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锁在一家酒馆的院篱上。

他没有去那间谍的住宅,而是去了邻街那栋炸成空壳的建筑。他小心翼翼地挑着路,穿过前院的瓦砾堆,进入了张着大嘴的门洞,通过房子到达屋后。四周黑漆漆的,一层厚厚的云幕低垂着,遮住了月亮和星星。费伯不得不把双手伸在前面,缓慢地走着。

他来到花园尽头,跳过篱笆,又穿过两座花园。在其中一座住宅里,一条狗叫了一阵子。

出租公寓的花园乱七八糟。费伯走进了一丛黑莓,绊倒了。棘刺扎着他的脸。他从一根晒衣绳下钻过去,亮光足以让他看见那根绳子。

他找到了厨房的窗户,从口袋里掏出一件有勺状刃锋的小工具。玻璃四周的油灰老得发脆,有些地方已然剥落了。他悄无声息地工作了二十分钟,把玻璃从窗框中取下来,轻轻放到草地上。然后向窗内闪了下电筒,看清通路上没有什么会发出声响的障碍之后,便爬了进去。

漆黑的房子里有一股蒸鱼和消毒剂的气味。费伯进入门厅之前,先把后门的锁打开——这是一项准备快速逃跑的措施。他把铅笔式手电筒开关了一下。在瞬间的闪亮中,他看见一道瓷砖铺的过道,一张腰形桌,墙上衣钩挂着一排衣服,右边是铺了地毯的楼梯。

他轻手轻脚地爬上楼梯。

他刚爬上一半,走到拐角,准备上第二段楼梯时,看到了旁边的门下有亮光。接着是一声咳嗽声和马桶的冲水声。费伯两步就跨到了门边,紧贴着墙一动也不动。

门开了,灯光泻到楼道上。费伯把他的锥形匕首从袖管中抽出。那老人走出厕所,穿过楼道,但灯还亮着。他走到他的卧室门口嘟囔了一声,转过身又往回走。

他准看见我了,费伯想。他握紧了刀柄。那老人半睁的眼睛直盯着地板。他在摸灯绳时抬眼看了一下,这时费伯几乎就要出手杀了他——但从老人那摸索开关的样子,费伯意识到他没睡醒。

灯灭了,老人拖着脚步回到了床上。费伯松了口气。

楼梯第二段的顶端只有一扇门。费伯轻轻试了一下。门锁着。

他从他皮夹克的口袋里取出了另一件工具。抽水马桶的冲水声掩盖了费伯撬锁的声响。他打开门,听了听。

他能够听见有节奏的深呼吸声。他迈步进了房间。鼾声来自房间的对角,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极慢地走过漆黑的房间,每迈一步都先用手摸摸前面,这样一直走到床边。

他左手握着手电筒,锥形匕首缩在袖管里,右手则空着。他打开手电筒,右手死死掐住床上的人的喉咙。

那间谍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眼中充满了恐惧,但他发不出声。费伯跨上床,骑坐到他身上。然后低语:“《列王传》第十三章。”这才松开对方的喉咙。

“是你!”那间谍说。他盯着电筒光,想看清费伯的面孔,边揉着脖子上费伯刚掐的地方。

费伯嘘声说:“别动!”他用电筒直射那间谍的眼睛,用右手抽出那把锥形匕首。

“你难道不打算让我起身吗?”

“我宁愿你躺在床上,以免你带来更大的危害。”

“危害?更大的危害?”

“你在莱斯特广场被盯了梢,又被我跟踪到这里来,而且他们正在监视这栋房子。我能信得过你任何事情吗?”

“我的天,我很抱歉。”

“他们为什么派你来?”

“这项指令必须当面向你送达。命令来自元首本人。”那间谍闭上了嘴。

“是吗?什么命令?”

“我……必须确认是你。”

“你怎么确认呢?”

“我得看你的脸。”

费伯迟疑了一下,然后迅速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自己:“满意了吧?”

“‘针’。”那人喘出一口气。

“那你又是谁?”

“弗雷德里希·卡尔多少校,我听凭你的吩咐,长官。”

“应该我叫你长官才对。”

“哦,不,长官。你出勤在外这段时间晋升了两次,现在你已是中校了。”

“他们在汉堡就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了吗?”

“你难道不高兴吗?”

“要是能把冯·布劳恩少将弄去扫厕所,我会很高兴。”

“我可以起来了吗,长官?”

“当然不能。如果真的卡尔多少校被关进旺兹沃思监狱,你只不过是个冒牌货,怎么办?”

“想得很周到。”

“嗯——来自希特勒本人的命令是什么?”

“是这样,长官,元首认为,盟军计划今年会在法国进行登陆。”

“高明,高明。说下去。”

“我们相信,巴顿将军正在叫作东英格兰的地区集结美国第一集团军。如果那支军队就是登陆部队,那就可以断定,他们将以加来为登陆地点。”

“有道理。但是我还没有察觉到有巴顿这支军队存在的迹象。”

“在柏林的最高层中也有些怀疑。元首的星象学家——”

“什么?”

“是的,长官,元首有个占星相学家,他建议要保卫诺曼底。”

“我的天。那儿的事情有这么糟吗?”

“他也得到许多平庸的建议。我个人相信,其实元首认为那些将军们全都判断错误,但又驳不倒他们,所以弄个星象学家来当代言人。”

费伯叹了口气。他一直害怕这类消息。“说下去。”

“给你的任务是弄清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人员数目、火力和空中支援情况——”

“我懂得怎么计算一支军队的实力,谢谢你。”

“当然。”他停顿了一下,“我奉命强调这一任务的重要性,长官。”

“这一点你已经做到了。告诉我:柏林的情况有那么糟吗?”

那间谍迟疑了一下,说:“不,长官。士气很高,军火生产每月增加,老百姓对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嗤之以鼻——”

“算了。”费伯打断他的话,“我可以从我的收音机里听到这些宣传。”

那年轻人沉默了。

费伯说:“你还有别的什么要告诉我吗?我指的是官方的。”

“有。在执行任务期间,你有一处特别的撤退线路。”

“他们居然会看重这一点?”费伯说。

“一艘潜水艇会在一个叫作阿伯丁的小镇正东十英里的北海海面等你。你只要用正常的无线电频率呼叫,潜水艇就会浮出海面。汉堡一旦知道我已把命令传达到你手中,那条线路就会开启。潜艇每星期五和星期一的下午六点等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阿伯丁可是个大城市。你有精确的地图参数吗?”

“有的。”那间谍背诵了数据,费伯默记在心。

“都说完了,少校?”

“是的,长官。”

“你打算拿军情五处派到街对面房子里的先生们怎么办?”

那间谍耸了耸肩。“我要乘他们不备溜掉。”

费伯心里想:这样不好。“你见到我之后的行动,命令中是怎么讲的?你有撤退的办法吗?”

“没有。我得去一处叫韦默思的地方,偷一艘小船,返回法国。”

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计划。费伯心想:卡纳里斯应该已经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说:“如果你被英国人抓住,加以刑讯呢?”

“我有自杀药片。”

“你肯用吗?”

“绝对肯定。”

费伯看了看他。“我想你会的。”他说。他把左手放到那间谍的胸口上,把自己的体重压上去,仿佛要按着他下床。这样他就能准确地摸出肋骨尽头和软腹起始的地方。他把锥形匕首的刀尖刚好插入肋骨上方,向上朝心脏捅去。

那间谍一时惊吓得睁大了眼睛。他的喉咙涌上一声叫喊,但没来得及喊出来。他的身体抽搐了一下。费伯的锥形匕首又向里面插了一英寸。那双眼睛闭上了,身体瘫软了。

费伯说:“谁叫你看到了我的脸。”

8

“我看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情况的控制。”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

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点点头表示同意,又补充了一句:“这怪我。”

高德里曼心想,小伙子看起来很疲乏。他面带倦容已经快一年了,是他妻子的尸体被从住宅的瓦砾堆中抱出来那天夜里开始的。

“我对责任归属问题不感兴趣。”高德里曼爽快地说,“在莱斯特广场你失去那金发男子踪迹的那一会儿,一定出现了什么情况。”

“你看见他们接上头了吗?”

“可能。”

“等他回到斯托克威尔,我们又盯上他时,我认为他已经放弃了当天的接头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会在昨天和今天再设法接头才对。”高德里曼在他的办公桌上用火柴摆着图案,这种帮助思考的办法已经养成了习惯,“在那栋住宅里还没有动静吗?”

“没有。他已经在屋里待了四十八个小时了。”布劳格斯又说了一遍,“这怪我。”

“别啰唆了,老弟。”高德里曼说,“是我决定放他跑的,以便能把另外的人引出来,我仍然认为这一招没错。”

布劳格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表情茫然,双手插在雨衣的口袋里。“如果他们已经接过头,我们就不能耽搁,立刻把那金发的家伙抓起来,弄清他的任务。”

“那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机会,没法跟踪‘金发人’找到真正危险的人了。”

“你决定吧。”

高德里曼用火柴摆了一座教堂。他瞪着那图案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半便士硬币,往空中一扔。“背面。”他盯着说,“再放他二十四小时。”

房东是个来自克莱尔郡利斯敦瓦纳的中年人,他是爱尔兰共和党分子,暗中希望德国人赢得这场战争,以便绿宝石岛永远摆脱英国人的压迫。他拖着犯关节炎的腿,一瘸一瘸地围着那栋旧住宅转,收每周的房租,脾气很坏。

在第一层,他敲响那老人的门。这个房客总是很高兴见到他。老人大概见到谁都高兴。他说:“喂,莱利先生,你想喝一杯茶吗?”

“今天没时间。”

“哦,好吧。”那老人把钱递过来,“我以为你已经看到厨房的窗子了。”

“没有,我没到那儿去。”

“哦!是吗,那儿有块玻璃不见了。我用遮光窗帘把那儿蒙上了,但是还是透风。”

“谁把玻璃打碎了?”房东问。

“说来有意思,玻璃没打碎,就在草地上平放着呢。我想是油灰太老,自己掉了。要是你能弄点油灰来的话,我可以自己把它修好的。”

你这老傻瓜,房东心里想,但他说:“我看你没想到你可能被窃了吧?”

那老人面露惊异:“我从来没想到这个。”

“没人丢失什么值钱的东西吧?”

“没人跟我说起过。”

房东向门口走去。“好吧,我下去的时候看看好了。”

那老人跟着他走了出去。“我觉得新来的那家伙不在,楼上那个,”他说,“我有两天没听到动静了。”

房东嗅了嗅。”他在房间开伙吗?”

“我可不知道,莱利先生。”

两个人上了楼梯。那老人说:“要是他在家的话,可够安静的。”

“不管他做的是什么菜,不能让他再做了。这气味真他妈的糟透了。”

房东敲起门。没人应答。他打开门,走了进去,那老人跟着他。

“哎哟哟,”老警官热衷地说,“我看你们这儿死了人了。”他站在门口,扫视着房间,“你碰过什么东西了吗,帕迪?”

“没有,”房东回答,“另外,请称呼我莱利先生。”

老警官不理他。“不过,死的时间不算长。我嗅到过比这更糟的味道。”他查看了旧五斗柜、矮柜上的箱子、那块褪色的地毯、天窗上的旧窗帘和屋角皱巴巴的床。没有搏斗过的迹象。

他走到床前。那年轻人的面部平静,双手搭在胸前。“要不是他这么年轻,我就会怀疑他是心脏病发。”没有可以表明他是自杀的空安眠药瓶子。他拿起五斗柜上面的皮夹,把里面翻了一遍。有一张身份证和一张配给证,还有相当厚的一叠钱。“文件都整整齐齐,他没有被窃。”

“他住到这儿只有一个星期左右,”房东大着胆子说,“我对他一点不了解。只知道他从北威尔士来,在一家工厂做工。”

警官评论着说:“如果他像他外表这样健康的话,他应该在部队服役的。”他打开了桌上的箱子,“见他妈的鬼,这是什么玩意儿?”

房东和那老人这时都挤进了屋里。房东说:“这是无线电电台。”那老人忽然说:“他身上有血!”

“别碰尸体!”老警官说。

“他肚子上挨了一刀。”老人坚持说。

警官小心地把死者的一只手从胸前举起,露出一小块血痂。“他原先淌过血。”他说,“离这儿最近的电话在哪儿?”

“再过去五户人家。”房东告诉他。

“把房间锁上,在外面等我回来。”

警官离开了这栋房子,敲响有电话的那家邻居的门。一位妇女开了门。“早安,夫人。我可以用一下您的电话吗?”

“请进。”她指给他放在厅里的一个立架上的电话,“出什么事了——发生了什么让人震惊的事情吗?”

“就在这条路旁边一家出租公寓的一个房客死了。”他一边拨电话一边告诉她。

“被谋杀的吗?”她睁大眼睛看。

“这要由专家来下结论。喂?请琼斯局长听电话。我是坎特。”他看着那女人,“我可以请您在我向上司报告时到厨房回避一下吗?”她失望地走开了。

“喂,局长。这具尸体挨了一刀,他还有一部手提发报机。”

“再说一遍地址好吗,警官?”

坎特警官告诉了他。

“对,他就是他们监视的那个人。这是军情五处管的案子,警官。到四十二号去,把你发现的情况告诉监视小组。我也同时通知他们的负责人。快去吧。”

坎特谢过那女人,便穿过街道。他很激动:在他三十一年任大都会警察的生涯中,这才是他遇到的第二件谋杀案,原来还牵扯到间谍!他可能会就此晋升成警长。

他敲起四十二号的门。门开了,两个男人站在门里。

坎特警官说:“你们是军情五处的特工吗?”

布劳格斯和特警处的探长哈里斯同时到达,布劳格斯在苏格兰场当警官时就和他认识了。坎特领他们看了那具尸体。

他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看着蓄着金色胡须的年轻人平和的面孔。

哈里斯说:“他是谁?”

“代号叫‘金发人’,”布劳格斯告诉他,“我们认为他是两周前跳伞来的。我们截获了发给另一个间谍、要与他接头的电报。我们知道那密码,所以能监视接头地点。原本希望‘金发人’会把我们引向一名潜伏间谍,那家伙要危险得多呢。”

“这么说,这儿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哈里斯看着那间谍胸口上的伤。“锥形匕首?”

“好像是。干得干净利落。从肋骨下边捅进去,向上一下刺进心脏。很快。”

“这么死算是痛苦少的了。”

坎特警官说:“你们想不想看一看进来的办法?”

他引着他们下楼到了厨房。他们看了那个空窗框和平放在早地上完整无缺的玻璃。

坎特说:“还有,卧室的门锁是撬开的。”

他们坐在厨房的桌边,坎特煮了茶。布劳格斯说:“这次谋杀就发生在我在莱斯特广场把他跟丢了的当天夜里。全怪我把事情办砸了。”

哈里斯说:“世界上没有完人嘛。”

他们默默地喝了一会儿茶。哈里斯问:“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很少到苏格兰场来了。”

“太忙。”

“克里斯琴好吗?”

“给炸死了。”

哈里斯的眼睛瞪大了。“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你都好吗?”

“我弟弟在北非送了命。你以前见过约翰尼吗?”

“没有。”

“他还是个孩子。可要是喝起酒来,你从没见过那样子的。他把钱都花在酒上了,娶不起亲啦——反正都一样,就是这么回事。”

“大多数人都失去了亲人。”

“找个星期天到我们那儿去吃顿晚饭吧。”

“谢谢,现在我星期日也工作。”

哈里斯点点头。“什么时候都可以。”

一名警探从门外探进头来,对哈里斯说:“我们可以开始收拾那些证据了吗?头儿?”

哈里斯看着布劳格斯。

“我的事情办完了。”布劳格斯说。

“好吧,孩子,动手吧。”哈里斯告诉那警探。

布劳格斯说:“假定在我跟丢了他之后,他接上了头,并安排那个潜伏间谍到这里来。那个潜伏间谍可能怀疑是个圈套——这可以解释他穿窗而进和撬锁的原因。”

“这表明他是个凶残狡诈的坏蛋。”哈里斯评论说。

“这可能正是我们始终抓不到他的原因。不过,既然他进了‘金发人’的房间,还把他叫醒了,那他就应该知道这不是圈套了,对吧?”

“对。”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掉‘金发人’呢?”

“也许他们吵架了。”

“这儿没有搏斗过的迹象。”

哈里斯冲着他的空杯子皱着眉。“大概他观察到‘金发人’正受到监视,担心我们会抓住那小子,让他把真话吐出来。”

布劳格斯说:“这表明他冷酷无情。”

“这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抓到他的原因。”

“请进。坐下。我刚刚接到军情六处的电话。卡纳里斯被解职了。”

布劳格斯走进来,坐下,说:“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很坏的消息。”高德里曼说,“发生在最不该发生的时刻。”

“我可以听听为什么吗?”

高德里曼眯起眼睛瞄着他,然后说:“我认为你有必要知道。此刻,我们有四十名双重间谍向汉堡发出有关盟军即将登陆法国的假情报。”

布劳格斯吹了声口哨。“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我猜这些双重间谍会对德方说,我们要在瑟堡登陆,实际却是在加来,或者反过来。”

“差不多吧。显然,我不需要知道细节。反正他们没有告诉我。不过,整个事情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了解卡纳里斯;我们知道他一直被我们蒙在鼓里。但一个新上任的家伙可能不信任他前任的特工。

“再说,去年我们犯了个大错误,把一个叫埃里克·卡尔的德国人遣返回德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德国情报机构的间谍——一个真正的间谍。当他被关押在马恩岛时,可能已听说了两个双重间谍的事。

“假如再有一个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得知了有关‘坚韧’——那是我们兵力伪装计划的代号——的情况,整个登陆计划就岌岌可危了。说句老实话,这有可能会让我们输掉这场鸟战争。”

布劳格斯强忍着没笑:他记得有一段时间,高德里曼教授还不懂得这种粗话的意思呢。

教授继续说:“双十委员会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期待我能保证,在英国境内没有一个德国情报机构的干练间谍。”

“上星期我们本来还挺自信,以为没有呢。”布劳格斯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

“而且我们让他从我们的指缝间溜掉了。”

“因此,眼下我们非重新找到他不可。”

“我可没把握。”布劳格斯愁着眉苦着脸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国内的哪个地方活动,我们一点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他实在狡猾,发报时我们用三角测向法也抓不到他。我们连他的代号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从何入手呢?”

“从那些没破的案件。”高德里曼说,“你要晓得,一个间谍很难说不干些违法的勾当。他要伪造证件,要偷窃汽车和弹药,要逃避检查关卡,要私闯禁区,要偷拍照片,一旦被人发觉,他还要杀人灭口。警察局肯定有一些这类犯罪记录。只要我们查阅战争开始以来的这类未破的罪案,就会找到蛛丝马迹。”

“你难道不知多数罪案都没破吗?”布劳格斯用怀疑的口吻说,“那些卷宗能装满阿尔伯特大教堂!”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这样吧,我们把范围缩小到伦敦,而且先从谋杀案入手。”

他们在查找的第一天,就发现了他们要找的线索。

刚好是高德里曼看到的,起初他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那是一九四〇年在海格的一位叫尤娜·加顿太太的谋杀案。她的喉咙被割破,并遭到猥亵,但没有被强奸。她是在一个房客的卧室被发现的,血液中含有大量的酒精。当时的情景很清楚:她和那房客幽会,他的进一步要求超出了她准备允许他的程度,他们争执起来,他就杀死了她,这下抵消了他的情欲。但警察从没有找到那个房客。

高德里曼本来打算放过这宗案子了:间谍是不会卷入奸杀案件的。但他是个十分重视资料记录的人,所以还是仔细阅读了档案中的每一个字,结果却发现,倒霉的加顿太太除了喉头那致命重伤外,背部还有用锥形匕首捅的伤口。

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在老苏格兰场的档案室里,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木桌的两侧。高德里曼把卷宗推过桌子,说:“我看就是了。”

布劳格斯从头看了一遍,说:“锥形匕首。”

他们签字调走了那份卷宗,回到不远的陆军部。他们回到高德里曼的办公室时,桌上摆着一份破译的电报,他随便看了一眼,激动地一拍桌子:“就是他!”

布劳格斯读道:“命令收悉。向威廉致意。”

“还记得他吗?”高德里曼说,“‘针’?”

“记得,”布劳格斯迟疑地说。“针。不过这里没什么信息。”

“想一想嘛!一把锥形匕首像是一根针。是同一个人:加顿太太的遇害,一九四〇年那些我们追踪不到的无线电信号,同‘金发人’的接头……”

“可能。”布劳格斯沉思着。

“我能加以证明,”高德里曼说,“记得我到这儿来的第一天,你给我看的关于向芬兰派远征军的电报吗?就是发到一半中断的那一份?”

“记得。”布劳格斯到档案堆里找到了那份资料。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那份电报的发报时间和这次谋杀的日期是一致的……而且我敢打赌,谋杀的时间与发报中断的时间也恰好相同。”

布劳格斯看了一眼档案里的电文:“两者的时间相同。”

“是啊!”

“他在伦敦活动了至少有五年了,直到现在我们才逮住他的狐狸尾巴。”布劳格斯恍然说,“要抓他可不容易啊!”

高德里曼的表情突然凶狠起来。“他可能很聪明,但聪明不过我,”他狠狠地说,“我他妈的要把他钉死在墙上。”

布劳格斯放声大笑:“我的天,你变了,教授。”

高德里曼说:“你意识到没有,这是你一年来第一次开怀大笑?”

9

供应船在蔚蓝的天空下绕过海角,嗒嗒响着驶进了风暴岛的海湾。船上有两位妇女:一位是水手的太太(她丈夫已应召入伍,掌船的任务由她来接替),另一位是露西的母亲。

露西的母亲下了船,她穿着一套实用的服装——一件男式外套和一条不到膝盖的裙子。露西用力拥抱了她。

“妈!真想不到!”

“可是我写信告诉了你啊。”

那封信和其他邮件还在船上——露西的母亲忘记了邮件每两周才会送来风暴岛一次。

“这就是我的外孙吗?真是个小大个子呢!”

小乔快三岁了,害羞地躲在露西的裙后。他满头乌发,很漂亮,对他的年龄来说,长得够高的。

母亲说:“他真像他父亲!”

“是啊,”露西说,她的附和中有一丝不同意的语气,“你大概冻坏了——快回家吧。你在哪儿弄了那么条裙子?”

她们拿起各种食品,走上通往崖顶的斜坡。一路走,母亲聊个不停,“这是时新的样式呢,亲爱的。省材料,不过在那边没有这岛上冷。多大的风!珍和一个美国兵订婚了——谢天谢地,是个白人,而且不嚼口香糖。如今我只剩下四个女儿要出嫁了。你父亲在国民军里当了一名队长,我跟你提过了吗?他要在野外巡逻半夜,等着德国人跳伞。史蒂芬叔叔的仓库被炸了——我知道他要怎么办,这事有关战争法案什么的——”

“别忙嘛,妈,你有十四天时间跟我讲这些新闻呢。”露西笑着说。

她们到了屋舍前面。母亲说:“这不是挺可爱吗?”她们进了屋,“我看这里真可爱极了。”

露西让母亲坐在厨房桌边,煮好茶。“汤姆会把你的箱子拿上来的。一会儿他就来这儿吃午饭。”

“那个牧羊工吗?”

“是的。”

“那么说,是他给大卫找活儿干了?”

露西笑了。“恰恰相反。我相信他会亲口跟你讲的。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亲爱的,是我该来看你的时候了。我知道我们不该做不必要的出游,但四年一次总不过分,是吧?”

她们听到了门外的吉普车响,过了一会儿,大卫就摇着轮椅进来了。他吻了岳母并介绍了汤姆。

大卫在炉子上烤着手。“天气真冷。”

母亲说:“看来,你是真干上牧羊这一行了?”

“羊的数量已经是三年前的两倍了,”大卫告诉她,“我父亲从来没认真地在这座岛上开垦过。我在崖顶上竖了六英里长的篱笆,改良了牧草,引进了现代饲养方法。我们不仅有了更多的羊,而且每只羊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和羊毛。”

母亲试探着说:“我猜,重活由汤姆干,命令由你下?”

大卫笑了:“我们是平等的伙伴,妈。”

这顿午饭吃得很痛快,两个男人吃了一大堆马铃薯。母亲对乔的餐桌举止夸赞不止。饭后,大卫点燃了一支香烟,汤姆吸起他的烟斗。

母亲说:“我一心想知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抱第二个外孙。”她开心地笑着。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嗯,依我看,大卫面对生活的态度蛮不错的。”母亲说。

露西说:“是啊。”话音中仍流露着不尽同意的口气。

她们在崖顶上散步。母亲来后的第三天风就停了,现在天气晴暖,可以出门活动了。她们带着小乔,给他穿了一件渔民的毛衣和皮外套。她们在一个高岗处停了下来,眺望着大卫、汤姆和那条狗放牧羊群。露西从母亲的脸上看得出,她内心很关心他们但又顾虑重重。她决定替母亲解围,免得她难以启齿。

“他不爱我。”她说。

母亲很快地看了一眼小乔,确信他离得远,听不见。“我相信不至于那么糟,亲爱的。不同的男人表现爱的方式也不——”

“妈,我们一直没做真正的夫妻,从我们结婚那天起。”

“可是……”她朝着小乔的方向点了下头。

“那是在婚前一星期。”

“哦!哦!亲爱的。”她吃了一惊,“是不是因为那次车祸?”

“是,但不是你想的那种理由。不是生理上的原因。他只是……不愿意。”露西轻声地抽泣起来,泪水顺着她让风吹成褐色的面颊淌下。

“你们谈过这件事吗?”

“我试过。妈,我该怎么办?”

“也许随着时间——”

“已经快四年啦!”

一阵沉默。她们继续往前,走过石南丛,来到无力的午后斜阳中。小乔追逐着海鸥。母亲说:“有一阵子,我几乎离开你父亲。”

这次轮到露西吃惊了:“什么时候?”

“珍出生后不久。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不怎么富裕,你父亲还在为你祖父干活,而且生意又不景气。三年之内,我三年之内怀了三胎,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生小孩和过穷日子的生活,那种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抒解。我还发现,你父亲常与他的一个老情人布兰达·西蒙兹在幽会——后来她搬到贝辛斯托克去了,你从来不认识她。我突然问我自己,我是为了什么而活?我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露西对那些日子有些模糊零碎的记忆:她爷爷长着白胡子;她父亲像爷爷,只是身材较瘦长;在农舍的大厨房里全家一起吃饭;那儿阳光充足,家畜极多,大家一天到晚说说笑笑。即使在当时,她也以为她父母的婚姻美满牢靠。她问:“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哦,那年头,人们不流行这个,没有离婚这回事,而且女人也找不到工作。”

“现在妇女什么工作都做了。”

“上次大战时,她们也是都有工作,但战后情况就改变了。我推断这次也一样。一般来说,男人的路要宽得多啊。”

“你没有为自己决定留下来感到遗憾。”这不是个疑问句。

“我这个年纪的人不会对生活发表看法啦。不过我的生活一直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日子,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都这样,为维系婚姻的稳定而付出,有人觉得是一种牺牲,其实也不见得。不管怎么说,我不打算给你出主意。你也不见得会接受,就算接受了,我估计,出了问题还要埋怨我。”

“哦,妈。”露西微笑了。

母亲说:“我们回去吧!我看,一天散步走这么远就足够了。”

一天晚上,在厨房里,露西对大卫说:“我希望妈能再待两个星期,如果她愿意的话。”

母亲正在楼上哄小乔睡觉,给他讲着故事。

大卫说:“两个星期还不够你们剖析我的人品吗?”

“别傻了,大卫。”

他摇着轮椅凑近她的椅子。“你敢说,你们没议论我吗?”

“当然我们谈论过你——你是我丈夫嘛。”

“那你都跟她说些什么来着?”

“你何必这么担心呢?”露西说,有点怨气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妈的,我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没人喜欢一对长舌妇议论他的私生活。”

“我们没对你说长道短的。”

“你们说了什么?”

“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

“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我想离开你,她竭力劝说我别这样。”

他把轮椅一转,就摇走了:“告诉她用不着为我操心。”

她叫道:“你是这意思吗?”

他停住了:“我不需要别人,你懂吗?我一个人可以活下去。我只靠自己。”

“那我呢?”她轻声地说,“也许我需要别人。”

“要他干什么?”

“爱我。”

母亲走了进来,感到了屋里的气氛。“他睡熟了。”她说,“我还没讲到灰姑娘赶到舞会,他就睡着了。我想我得收拾些东西,别都留到明天。”她说完就出去了。

“你认为这还能改变吗,大卫?”露西问。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还能不能……恢复原先那样,像结婚以前?”

“我的腿再也长不出来了,如果你指的是这个。”

“哦,天啊,你难道不知道我不在乎那个?我只想得到爱。”

大卫耸耸肩。”那是你的问题。”他没等她哭起来就出去了。

母亲没有再多待两个星期。第二天,露西送她一路走下码头。雨下得很大,她们母女俩都穿着雨衣。她们默默地站着,等候那艘小船,望着大雨落到海面上,砸出点点涟漪。母亲抱着小乔。

“你知道,时候到了,事情自然会改变的。”她说,“四年对一场婚姻来说算不上什么。”

露西说:“我看他不会变,但是除了试试看,我也没别的办法。有小乔,还有这场战争,而大卫又残废了——我怎么能离开呢?”

船到了,露西把三盒食物和五封信从船上取下来,让母亲上去。海面很不平静。母亲坐进小小的船舱。他们站在海角那里向她挥手告别。露西觉得十分孤独。

小乔哭了起来:“我不想让外婆走!”

“我也不想。”露西说。

10

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并肩走在一条被轰炸过的商店街道上。他们是外形很不相称的一对:教授戴着水晶眼镜,叼着烟斗,鸟似的弓腰驼背,也不看路,只迈着碎步;布劳格斯金发碧眼,身穿侦探喜欢的风衣,头戴式样夸张的便帽,步伐坚定稳健。

高德里曼说:“依我看,‘针’大有来头。”

“为什么?”

“不然的话,他不能如此胆大妄为又不受惩罚。就是那行‘向威廉致意’,准是指的卡纳里斯。”

“你认为他是卡纳里斯的心腹吗?”

“反正他是某个人的亲信——也许是比卡纳里斯更有权势的人呢。”

“我觉得这条线索会给我们一些什么。”

“有来头的人一般是在中学、大学或者军校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看看那个。”

他们正好在一家商店外面,原先的玻璃橱窗如今成了一个大空洞。一个粗制滥造的招牌,钉在窗框上,上面一行用手写的字:“比先前更开放。”

布格劳斯哈哈大笑,说:“我在一个挨了炸弹的派出所外面看到过一个牌子:‘乖一点,我们还在办公’。”

“这倒成了一门小型艺术了。”

他们继续走着。布劳格斯说:“这么说来,如果‘针’确实与某个高层人物同过学,又怎么样么?”

“上学的时候,人们总喜欢合影。在肯辛顿的地下室——那栋房子战前是军情六处的办公室——米德温特收集了成千张德国军官的照片:在学校的留影、军官聚会的合影、毕业检阅典礼、和希特勒握手、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应有尽有。”

“我懂啦,”布劳格斯说,“如果你是对的,而且‘针’上过德国的伊顿和桑赫斯特这类学校,我们很可能找得到他的照片。”

“几乎可以肯定找得到。间谍通常忌讳照相,但他们在成年当上间谍之前不会。我们在米德温特的档案里找到的将是一个年轻时的‘针’。”

布劳格斯说:“但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谁也没见过他啊。”

“不,有人见过。加顿太太的房客对他很熟。”

那幢维多利亚式的红砖住宅矗立在俯瞰伦敦的一座小山上。布劳格斯认为,那样子像是忿忿然地盯视着希特勒对它的城市造成的破坏。住宅高高在上,是发射电波的好地方。“针”大概是住过顶层。布劳格斯想不出,在一九四〇年的黑暗日子里,“针”从这里向汉堡发过什么秘密情报:飞机工厂和炼钢厂的地图参数?海岸布防详情?政治传闻?防毒面具?防空洞和沙包?英国人的士气?轰炸破坏报告?“干得好啊,老兄,你们终于把克里斯琴·布劳格斯给炸死了——”别想了。

一个身穿黑色上装和条纹裤子的老年人打开了门。

“早安,我是苏格兰场的布劳格斯探长。我要和屋主说句话,劳驾啦。”

布劳格斯看到那人的眼睛里跳动着恐惧,随后门洞里出现了一位年轻妇女,说:“请进来吧。”

地面铺着花砖的门厅泛着地板蜡的气味。布劳格斯把他的帽子和外衣挂到一个立架上。老人消失在房子的深处,女人领着布劳格斯进了一间客厅。屋里摆着贵重的家具,有一种旧式陈设的富丽。在一辆小推车上有一瓶瓶的威士忌、杜松子酒和雪利酒,全都是未打开过的。那女人坐到一把雕花的扶手椅上,架起二郎腿。

布劳格斯说:“那个老人为什么害怕警察?”

“我公公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一九三五年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来到这里,一九四〇年你们却把他关进了集中营。我婆婆见前途无望,就自杀了。他刚刚才从马恩岛被释放出来。他有一封国王给他的信,对给他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布劳格斯说:“我们没有集中营。”

“集中营确实是我们英国人发明。在南非。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埋首研究自己的历史,却老是忘记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实在善于对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

“那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怎么说?”

“一九三九年,我们何尝不是对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我们不可能打赢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但看看后来的演变。”

“我公公也是这么说的。他不像我那么犬儒主义。我们能帮苏格兰场做些什么?”

布劳格斯很喜欢和这位女士像这样谈话,但现在他不得不把注意力回归到工作上。“是有关四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

“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冒出来了一些新的证据。”

“我当然知道那宗谋杀案。这里原先的房主被一个房客谋杀了。她没有继承人,我丈夫从她的遗嘱执行人手里买下了这栋房子。”

“我想找当年的房客问问情况。”

“好的。”那女人的敌意消失了,她那张聪慧的脸上现出正在努力回想的表情,“我们刚搬进来时,原先住在这儿的三个房客还在:一名退役的海军军官、一位推销员和一个约克郡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后来参了军——他还给我们写信。那位推销员应征入伍,死在了海上。我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他的五位太太中有两位与我们还有联系!至于那退役军官,现在还住在这儿。”

“还住在这儿!”真是好运气,“我想见见他,劳驾。”

“没问题。”她站起身,“他有一把年纪了。我来带你到他的房间去吧。”

他们走上铺了地毯的楼梯,来到二楼。她说:“你先跟他聊聊,我去找参军的那小伙子最近来的那封信。”她敲起门。布劳格斯苦笑想着,我的房东太太才懒得为自己找这种麻烦。

一个声音在屋里回答:“门开着呢。”布劳格斯走了进去。

那位退役军官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膝上裹着一条毯子。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戴着衬领,打着领带,架着眼镜。他的头发稀疏,胡子灰白,曾经很坚毅的脸上如今皮肤松弛,布满皱纹。这房间成了一个靠回忆度日的男人的家:有几幅航船的绘画、一台六分仪和一架望远镜,还有他本人年轻时在“文契斯特号”军舰上的留影。

“你瞧瞧这个,”他头也不回地说,“告诉我那小子为什么不参加海军。”

布劳格斯走到窗口。屋外路边上停着一辆马拉的面包店送货车。那个所谓的“小子”是个穿裤子留短金发的女人。她有着硕大的胸脯。布劳格斯笑了。“那是个穿裤子的女人。”他说。

“哎呀,果然是!”那军官转过身来,“你知道,这年头是男是女可真说不准。女人居然穿裤子!”

布劳格斯作了自我介绍。“我们重新审理了一九四〇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我相信你和那个叫亨利·费伯的凶嫌,曾经同时住在这儿。”

“没错!我能帮什么忙吗?”

“你对那个费伯记得清楚吗?”

“清楚极了。高大的个子,深色的头发,谈吐文雅,举止安详。穿得相当破旧——你要是以服装取人,可就要看走眼了。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只是我没那份心思去好好了解他,而且他似乎不想让人了解。我估算他的年纪大概和你相仿。”

布劳格斯忍住没笑:他已经习惯人们只因为他是警探就把他的年纪估计得偏大了。

那军官又补充说:“我肯定他没干那事。你知道,我对人的性格还有点了解——你不学点这方面的本领,是没法指挥一艘军舰的——那个人要是色情狂的话,我就是赫尔曼·戈林了。”

布劳格斯突然联想到,这老头儿把穿裤子的金发女人误认为男人,还错估了他的年龄,肯定是不中用了,不禁感到失望。他说:“你知道,你总该要求看一看警察的证件的。”

那老军官有点吃惊:“那好吧,咱们看看吧。”

布劳格斯把打开皮夹,把克里斯琴的相片给他看:“请看。”

老军官端详了一会,然后说:“拍得真不错。”

布劳格斯叹了口气。老头子的眼睛几乎全瞎了。

他站起身。“这次就谈这些吧。”他说,“谢谢你。”

“欢迎你随时来,我一定尽力相助。如今我对英格兰没有多少价值了——连国民军都不要的人,确实够不中用的了,唉。”

“再见。”布劳格斯向外走。

那女人在楼下的客厅里。她递给布劳格斯一封信。“地址是一个军队信箱号码,”她说,“毫无疑问,你能找得到他在哪儿。”

“你知道,老军官没什么用啦。”布劳格斯说。

“我猜也是。不过,有个客人,他这一天过得总算有点意思。”她打开门。

布劳格斯一时冲动,说:“你肯赏光和我一起吃顿晚饭吗?”

她脸上掠过一道阴影。“我丈夫还在马恩岛呢。”

“对不起——我原以为——”

“没关系。我感到荣幸。”

“我想请你放心,我们不是盖世太保。”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孤单的女人难免会变得刻薄。”

布劳格斯说:“我妻子死在空袭中。”

“那你应该了解,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对,”布劳格斯说,“它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他走下台阶。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开始下雨了。

克里斯琴死的那天也有雨。布劳格斯因为和高德里曼翻阅一些新资料,回家晚了,他拼命往家里赶,希望可以在克里斯琴出去开救护车之前,和她一起待上半小时。天黑了,雨已经下起来了。

布劳格斯为她感到骄傲,很骄傲。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说,她这样的一个女人胜过两个男人。她在灯火管制的伦敦街上开车驰骋,像个老兵似的拐弯时只用两轮着地,尽管这城市四处起火,她却吹着口哨,谈笑风生地穿行其间。人们都说她无所畏惧。布劳格斯比他们更了解她:她心里是害怕的,只是不表露出来罢了。他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早晨他起床而她上床时,他看到了她的眼睛。这种时候,夜里的可怕情景已经过去了几小时,她也不用再那么强撑着了。他知道,她并非不害怕,但却勇气十足,他感到骄傲的正是这个。

他从火车上下来时,雨下得更大了。他向下拉了拉帽子,把衣领竖起来。他在一个商店给克里斯琴买了香烟——她像很多妇女一样,最近也抽起烟来了。店主只卖给他五包烟,因为货源短缺。

一名警察拦住了他,要验看他的证件——又耽搁了两分钟。一辆救护车驶过他身边,很像是克里斯琴开的那辆,那是一辆征用来的水果运输卡车,漆成了灰色。

他走进家门时,心情开始紧张起来。爆炸声听着越发近了,而且他还能清楚地听到飞机声。今天夜里,东区又会伤痕累累,看来他又得要在莫瑞森防空洞睡觉了。很近的地方又有一次爆炸,他加快了步伐。他连晚饭也要在防空洞里吃了。

他拐进自己那条街,看到了许多辆救护车和救火车,赶紧拔腿跑起来。

有炸弹落在了他家的街上,离街的中央部位不远,应该就在他家附近。老天爷,可千万不要是我家,不要——

屋顶上被直接命中,房子彻底被炸平了。他向人群冲过去,那儿聚着邻居、消防队员和志人员。“我太太没事吧?她出来了吗?她还在里面吗?”

一名消防队员同情地看着他:“没人出来,老兄。”

救护人员在翻着瓦砾堆。突然,一个人叫道:“在这儿了!”随后他又说,“倒大霉啦,是无所畏惧的克里斯琴!”

布劳格斯冲到那人身前。克里斯琴在一大堆砖头下面。可以看得见她的脸:她双眼紧闭。

那个救护人员叫着:“吊车,哥儿们,赶快。”

克里斯琴呻吟了一声,动了动。

布劳格斯说:“她还活着!”他跪到她身边,把手伸到一块大砖垛的下面。

那个救护人员说:“你抬不动的,孩子。”

但那块砖垛却被抬了起来。

那个救护人员说:“天哪,你会砸死自己的。”一边说一边赶紧弯腰来帮忙。

大砖垛抬起离地面两英尺高时,他们用肩膀扛住了它。现在重量不再压住克里斯琴身上了。又来了一个人,再来了一个。四个人一起把大砖垛撑了起来。

布劳格斯说:“我把她抬出来。”

他爬到斜坡砖顶的下面,把妻子搂在怀里。

有人叫道:“该死,往下滑啦!”

布劳格斯把克里斯琴紧紧搂在胸前,赶紧往外爬。他刚刚出来,那几个救护人员就松开了砖垛,跳到了一边。砖垛落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布劳格斯意识到,这块大砖垛刚才就是这样落到克里斯琴身上的,心里明白她是没救了。

他把她抬到救护车上,车子马上开走了。她死前又睁了一次眼,并且说:“你们只好靠自己来赢这场战争,我可帮不上忙了,孩子们。”

一年多后,当他从海格特顺着下坡走到伦敦市区时,泪水又涌了出来,和落到脸上的雨水交织在一起,他想起刚才女主人说的那句至理名言: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十八岁的比利·帕金,本该在他父亲开在斯卡伯罗的皮革厂中当学徒,却因为战争的需要被军队按二十一岁接收,并一路被提升为中士。现在,帕金正受命率领他的先遣班穿过一座燥热的树林,向一个尘土飞扬的意大利村庄前进。

意大利人已经投降,但德国人还没有,正是德国人在意大利抵御着英美联军。联军在向罗马挺进,对帕金中士这个班来说,这是一次长途行军。

他们在一座山顶上走出树林,卧倒在地,观察位在山脚下的村庄。帕金取出他的望远镜,说:“我现在他妈的要是能喝上一杯茶该有多好。”他学会了喝酒、吸烟、睡女人,说的话和其他当兵的人没两样,也不再参加祈祷会了。

这些意大利的村庄有的有设防,有的没设防。既然不知道哪里有设防哪里没设防,在接近这些村庄时就一概得小心翼翼。这得消耗掉不少时间。

山的下坡上没有多少隐蔽之处——只有几片灌木丛。村子的外围有几栋白色的房舍,然后是一条河,河上有座木桥,然后是更多的房子,中间有个小广场,边上有镇公所和钟楼。从钟楼到木桥视野开阔:如果这里驻有敌人,一定在办公所里。周围的田地里有几个人影在干活。天晓得他们是谁:可能是地道的农民,也可能是法西斯党徒、黑手党分子、游击队员、共产党人……甚至可能是德国人。在没有开火之前,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们会站在哪一边。

帕金说:“上吧,下士。”

五分钟之后,瓦特金斯下士踏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头上戴了一顶便帽,军装外面裹了一条肮脏的旧毯子。他肩上扛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说不上,从一口袋洋葱到一只死兔子都可能。他跌跌撞撞地,不像是在走路。到了林边,消失在一座低矮的农舍黑乎乎的屋里。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贴墙站着,这样从村子方向便看不到他了。他向山顶上的士兵们望过去,挥起手:一次,两次,三次。

全班爬下山坡,进了村子。

瓦特金斯说:“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的,中士。”

帕金点点头。

他们从房子之间运动到河边。帕金说:“该你了,哈德森。把这条小河当作密西西比河游过去吧。”

二等兵哈德森把他的装备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摘下钢盔,脱下皮靴和紧身军上衣,溜进窄窄的溪流。

他在对岸露出水面,爬上岸去,消失在房舍中间。这次等候的时间长些,因为要察看的范围更大。最后,哈德森走回木桥这边。“要是这儿有德国人,他们也都藏着呢。”他说。

他重新装备整齐,全班通过木桥,进入村子。他们靠着街道两侧,向广场前进。一只鸟从一间屋顶上飞起,惊动了帕金。他们经过一座座房舍时,有人踢开了一些房门。里面没有人。

他们站在广场边上。帕金向办公所点了下头。“你到那里边去过了吗,哈德森?”

“去了,长官。”

“这样看来,这村子是我们的了。”

“是的,长官。”

帕金向前走,准备通过广场,这时,猛烈射击爆发了。随着枪声大作,子弹冰雹般落在他的周围。有人尖叫了一声。帕金躲闪着,弯腰低头地奔跑着,在他前面的瓦特金斯用手掐着腿,痛得直叫;帕金把他抱了起来。一颗子弹“砰”的一响,掠过他的钢盔。他冲向最近的一间房舍,撞开门,摔进了屋里。

射击停止了。帕金冒险向门外窥视。有一个人受伤倒在广场上:是哈德森。真不公平。哈德森动了一下,跟着就响了一枪。随后他便不动了。帕金说:“这些该死的杂种。”

瓦特金斯叫着:“唔!”随后龇牙一笑,举起了什么东西,“不在里面了。”

帕金又向外面看去。“他们在钟楼里,”他说,“那儿没大空间,不会有很多人的。”

“不过他们可是会开枪的。”

“是啊,他们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帕金皱了皱眉,“有炸药吗?”

“嗯。”

“咱们看看。”帕金打开瓦特金斯的背囊,取出了炸药,“有了。给我装一支十秒钟的引信。”

其余的战士在街道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帕金向他们叫着:“哎!”

那门口露出一张脸。“中士?”

“我打算扔个番茄。我一声令下,你们立刻开枪掩护我。”

“好的。”

帕金点燃一支香烟。瓦特金斯递给他一包炸药。帕金大叫:“开火!”他用香烟点着引信,跨到街上,抡开手臂,把炸药投向钟楼,然后立即转身,钻回屋里。自己人的火力在他耳中轰轰作响。一个子弹擦过门框,激起的木屑擦着了他的下巴。继而是炸药的爆炸声。

没等他看,街对面就有人喊:“炸个正着!”

帕金走出屋外。那座古老的钟楼坍塌了。就在烟尘落到废墟上时,听到了一声不合时宜的钟声。

瓦特金斯说:“你以前是打板球的吧?那一下掷得可真他妈的准。”

帕金走到广场的中央。看来,那些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刚好是三个德国人。他说:“这钟楼也实在太不结实了。就算我们一块朝它打喷嚏,大概也会震塌的。”他转过身去,说道,“多活一天,多赚一天的美金。”这是美国大兵的俚语。

“中士,您的电话。”通讯员说。

帕金走回来,从他手中接过话筒。“喂,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少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实际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真实年龄。

“上面要你回伦敦。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把你的班交给你的下士负责,返回基地来。路上有车接你。”

“是的,长官。”

“命令还说,你绝对不准以任何理由拿你的生命冒险。懂了吗?”

帕金咧嘴一笑,想到了钟楼和炸药。“懂了。”

“好吧。上路吧。你这个走运的小子。”

布劳格斯想,别人之所以都叫帕金小子,是因为他们认识他,都是在他参军之前。毫无疑问,帕金如今已道道地地是个男人了。他迈着优雅和自信的步伐,用锐利的目光四下张望,与上级军官在一起不卑不亢。布劳格斯知道他在年龄上撒了谎。倒不是因为他的模样和举止,而是由于每当提及年龄时他流露出来的细小反应——那种小反应,像布劳格斯那样经验丰富的刑讯官,会出于职业习惯一下子注意到的。

他们刚告诉他要他看一些照片时,他还挺开心。现在,他到米德温特先生在肯辛顿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的第三天,那种开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乏味。最让他烦恼的则是不准吸烟的规定。

其实,布劳格斯更烦,因为他不得不坐在旁边看着帕金。

有一天,帕金说:“你们不会把我从意大利叫回来帮着破一宗四年前的谋杀案吧?那完全可以等到打完仗再说。还有,这些照片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这宗案子需要我守口如瓶,你们最好告诉我。”

“你的确该守口如瓶。”布劳格斯说。

帕金又回去看照片了。

那些照片全是些旧照片,大多数都已发黄、褪色,许多还是从书籍、报刊上剪下来的。有时候,帕金还要使用米德温特先生周到地提供的放大镜,更仔细地辨认合影中的小面孔;每逢这种时候,布劳格斯的心就怦怦直跳,直到帕金把放大镜放在一旁,拿起另一幅照片时,他的心跳才缓和下来。

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午饭。和战时的大多数啤酒一样,这儿的啤酒很淡,但布劳格斯依然认为,应该明智点,只让年轻的帕金喝上两品脱——要是任他喝,他会一口气灌下个一加仑的。

“费伯先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帕金说,“你不会认为他有那种动机。跟你说,女房东长得不错,而且她还想干那种事。回想起来,要是我当时懂得怎么上手,搞不好我自己就会把她占有啦。嘿,我当年只有——十八岁。”

他们吃了面包和起司,帕金吞下了一打腌洋葱。他们回去时,在大门外停留了一阵子,以便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他是个大个子,长相漂亮,谈吐优雅。但我们都没怎么重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衣着很差,骑着一辆自行车,而且也没钱。我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他带着询问的意味,扬起了眉毛。

“可能吧。”布劳格斯说。

当天下午,帕金足足找出了三张费伯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九年前才拍的。

米德温特先生把这几张照片翻拍了。

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穆勒-古德(“咱们还是叫他费伯好了。”高德里曼说着,笑了一声)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叫作奥伦的村子里。他家世代都是当地殷实的领主,父亲是家中的次子,他本人也是次子。次子都是要做军官的。他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位高级军官之女,生来就受到教育,要做贵族夫人,也果真如愿以偿。

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巴登的卡尔斯鲁赫军校,两年后转入柏林附近更有名望的格罗斯-李奇特菲尔德军校。两所军校都以艰苦训练、纪律严明著称,学员的思想是靠藤条、冷水澡和粗劣的食物来磨炼的。海因里希在那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还学习了历史,最后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分通过了毕业考试。在他就学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三条记录: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反抗当局,直至半夜溜出校门,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他姑妈家;在一次训练中,折断了他的摔跤教官的手臂,还因为不服从上级挨过鞭子。

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见习军官在韦塞尔附近的腓特烈菲尔德中立区短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梅兹的军校接受军官训练,并于一九二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你那次用的什么字眼?”高德里曼问布劳格斯,“‘相当于伊顿和桑赫斯特的德国贵族学校’,对不对?”)

随后的几年里,他在五六处地方短期执勤。他也是个成绩出众的田径运动员,尤其是在长跑项目上。

他和人从不深交,从未结过婚,还拒不参加纳粹党。由于国防部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怀孕这件事不明不白地牵连到他,他晋升为中尉一事被延迟了,但最终在一九二八年他还是当上了中尉。他和上级军官谈话时仿佛是同级,这一习惯之所以得到接受和原谅,是因为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军官,而且是普鲁士的贵族。

二十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校成为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的挚友,并多次在他家的奥伦庄园中度假。一九三一年,还没上台当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是那里的座上客。

一九三一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到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

大约从那时起,他似乎就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我们可以推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德国情报机构训练他掌握了无线电发报、使用密码、测绘地图、盗窃、讹诈、破坏和暗杀。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来到伦敦,有充分时间为自己弄到可靠的掩护身份——也许是两个。他的孤独习性是间谍生涯磨炼出来的。战争一爆发,他就认为已获准杀人了。”他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照片,“他是个挺帅的家伙。”

那是第十汉诺威狙击营长跑队的合影。费伯的位置居中,举着一只奖杯。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下巴,蓄着短短的头发,一张小嘴上缀着窄窄的胡须。

高德里曼把照片递给比利·帕金。“他变化大吗?”

“他的样子要老多了,不过也可能是他……装的。”他沉思着端详着那照片,“他的头发现在长多了,胡须也不见了。”他隔着桌子把照片递过去,“不过这就是他,没错。”

“档案里还有两条,都是推断。”高德里曼说,“第一,他们说他可能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了情报机构——一名军官的履历没有明显的原因而中断时,一般都会这么猜测。第二条是谣传,未经任何可靠来源证实,说他当过几年的斯大林亲信顾问,用的名字是瓦西里·赞可夫。”

“这难以置信。”布劳格斯说,“我不相信。”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在希特勒上台的那段时间,有人劝说斯大林处决了他的军官中的精英。”

布劳格斯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高德里曼想了想。“咱们把帕金中士调过来。他是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亲眼见过‘针’的人,他了解的情况很多,我们不能让他在前线冒险了。另外,把这幅照片好好复制一下,由一位修版师把他的头发加厚,把胡须去掉。然后我们就把照片分发下去。”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通缉他吗?”布劳格斯疑惑地说。

“不,目前我们要悄悄地动手。如果我们一登报,他就会闻风而遁。当前只要把照片送到警察部队就可以了。”

“只做这些?”

“我想就这些。除非你另有主意。”

帕金清了清喉咙。“长官?”

“嗯。”

“我当真宁愿回部队去,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士。在这个斗争的舞台上,多一个少一个意大利村庄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个叫费伯的人却可能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用美国人的话说:‘我不是在开玩笑。’”

11

费伯钓鱼去了。

他平躺在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小船甲板上,四肢伸展开,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船以每小时三海里的速度沿运河漂流,他的一只手懒洋洋地握着舵杆,另一只手放在鱼竿上,鱼线拖在船后。

整整一天,他也没钓到一条鱼。

除了钓鱼之外,他还观鸟。这两件事都令他觉得乏味,不过却给了他携带望远镜的借口。这一天一早,他还看到了一只翠鸟的巢呢。

诺维奇船厂的人巴不得把船租给他半个月。如今生意萧条,他们只有两艘船,其中一艘从敦刻尔克撤退以来还没派过用场。费伯为了做样子,故意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他们把一箱罐头食品扔上船,这才成交。

他在附近一家商店买了鱼饵,渔具则是他从伦敦带来的。他们说了一些祝他满载而归之类的话,没有人要求看他的身份证。

到此为止,一切顺利。

困难的事就会到来了,因为估计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谈何容易。你首先要找到那支军队。

在和平时期,军队会挂起自己的路牌来帮助你。现在,路牌都摘掉了,不光是军队的,什么路标都不见了。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加上一辆汽车,尾随着你遇到的第一辆军车,直到军车停下为止。可惜,费伯没有汽车,一个平民百姓要租车也简直不可能;而且,就算你有辆车,也弄不到汽油。更何况,一个平民百姓跟在军车后面到处转,张望军营,肯定会被捕的。

于是他便选择船。

几年前,当出售地图还合法的时候,费伯就发现英国有上千英里的内河水路。原有的河网在十九世纪又被蛛网似的运河加长了。在某些地方,河道几乎和公路一样多。诺福克郡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

驾船有许多优越性。在公路上,一个人总要有行驶的目标;而在河上,可以无目的地漂流。在停着的汽车中睡觉,会引人生疑;但在泊着的船上睡觉则很自然。水路上人迹稀少。再说,谁听说过河上有关卡的呢?

但也有不利之处。机场和营房都得靠近公路,选址时从不考虑靠近水边。因此,费伯只好在夜间上岸,去侦察田野。他离开停泊的小船,在月色下探勘山坡,一夜疲惫地往返四十英里。但由于天黑或根本来不及去察看每一平方英里,很容易就会错过他寻找的目标。

每当天亮后几小时回到船上时,他就一觉睡到正午,然后继续前行,偶尔停下来,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四下巡视一番。在船闸处、在孤独的农舍和河畔酒馆中,他总要和人们攀谈,巴望着能够探听出驻有军队的线索。到目前为止,仍然一无所获。

他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找错了地方。他曾经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就是巴顿将军,要在东英格兰找一处进攻法国的基地的话,会找哪里?显然要在诺福克郡——这里有广袤的僻静乡野、大面积的平地供飞机起降,而且面临大海,便于出发;沃什湾更是军舰集结的理想之地。不过,他的这番猜测可能——出于某种他所不知道的原因——是错误的。可能很快他就得考虑穿越田野到一个新地区去:也许就是芬斯。

他的前方出现了一道船闸,他调整船帆,减慢船速,缓缓地滑进闸区,轻轻撞到闸门上。闸门看守员的房舍就在岸上。费伯用双手拢着嘴呼喊了一声,然后便定下心来等候着。他已经听说,看闸门的人都是催不得的。更何况,现在是午茶时间,在这种时候,他们更是难得一动。

一个女人来到房子的门口,向他招手。费伯挥手作答,然后便跳到岸上,把船拴好,走进屋去。闸门看守员只穿着衬衫,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他问:“你不忙吧,嗯?”

费伯微微一笑:“一点不忙。”

“给他倒杯茶,玛维斯。”

“不必了,真的。”费伯客气地说。

“没什么,我们刚刚沏了一壶。”

“谢谢。”费伯坐下去。小小的厨房通风又洁净,给他端来的茶盛在一只漂亮的瓷杯里。

“钓鱼度假吗?”看船闸的问。

“钓鱼和观鸟。”费伯回答,“我正打算收拾起来,在陆地上待上两天。”

“哦,这样。那你最好把船泊在对岸。河的这一边是禁区。”

“真的?我可不知道原来这一带驻有军队!”

“嗯,从这儿再过去半英里左右就进入禁区范围了。至于是不是军队,我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

“对,我们没必要知道。”费伯说。

“嗯。那就喝茶吧,待会儿我来送你过闸。谢谢你让我把茶喝完。”

他们离开了房子,费伯下到船里,解开缆绳。他后面的闸门慢慢关上了,随后,闸门看守员把泄水的闸门打开。小船随着闸内的水位逐渐下降,这时看闸门的人又打开了前面的闸门。

费伯扬帆驶出。看闸门的人向他挥手告别。

他在四英里左右之外的地方再次停了下来,把船缆系在岸上一株粗树上。他等着黑夜降临,吃了一罐罐头香肠和一些饼干,喝了一瓶瓶装自来水当晚餐。他穿起他的黑衣服,把他的望远镜、照相机和一本《东英格兰的稀有鸟类》装进一个肩袋,把指南针放进口袋,拿起了手电筒。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他关了防风灯,锁好舱门,跳上岸去。用手电筒光照了一下指南针,便钻进了沿运河的一带树林里。

他从船上向正南方走了大约半英里,碰上了一道铁丝网:有六英尺高,编成方格状,顶上绕着带刺勾的铁丝。他往回退进树林,爬上了一棵高树。

天空上飘着朵朵浮云,月亮时隐时现,铁丝网之外是一片缓缓升高的开阔地。费伯先前在奥德肖特的比金山及其他一大片南英格兰军事区做过这类事情。这种军事区一般有两种防范措施:沿铁丝网巡逻的哨兵和在军事设施旁的固定岗哨。

只要有耐心和警觉,这两种哨兵都是可以回避的。

费伯从树上下来,回到铁丝网前面。他在一片树丛后面伏下来,守候着。

他需要弄清楚流动哨经过这一地点的时间。如果到黎明还没有走过来,他只好第二天夜里再来了。如果他走运,哨兵会很快走过。从警戒区表面的面积来看,他估计他们每夜只能转上一圈。

他很走运。十点刚过,他就听到了脚步声,三个人在铁丝网的内侧迈步走了过去。

五分钟之后,费伯越过了铁丝网。

他向正南方走去——当各个方向都有同等价值时,直线便是最佳选择了。他没有用手电筒,尽可能靠近土岗和树林,而避免在高处行走,以防突然露面的月亮会照出他的身影。这一片荒野全是黑色、灰色和银色的交织。脚下的土地有些水汪汪的,就像附近有沼泽。他面前有一只狐狸穿越而过,像灰色猎犬一样迅疾,像猫儿一样优雅。

夜里十一点半的时候,他遇到了第一处军事设施的迹象——但那些迹象看起来有些古怪。

月亮出来了,他看到在他前方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有好几排平房,排列之整齐,一眼就可断定是军队营房。他立刻卧倒,但随即怀疑这眼前景象的真实性,因为那里既无灯光也没声响。

他一动也不动地趴了十分钟,想看看出现什么情况可以解释他的怀疑,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有一只獾笨拙地爬进他的视野,看了看他,就又溜掉了。

费伯匍匐向前。

他凑得更近时才看明白,那些营房不仅没有主人,而且根本还没有盖好。大多数建筑只是几根角柱撑起一个屋顶,有些有一面墙。

一个突然的响声惊动了他,他卧倒不动:原来是一个人在笑。他静卧着观察。一根火柴划着了,又熄灭了,余下了两个红光点——在一座未完成的房子里有两名哨兵在吸烟。

费伯触了触袖中的锥形匕首,然后又继续向前,向远离哨兵的营地另一侧爬去。

那些建了一半的营房既没铺地板,也没打地基。附近没有建筑车辆,没有手推车,没有水泥搅拌机,没有铁铲,也没有砖堆。从营房有一条泥路穿越田野,但从车辙里长满的野草表明,这条路已好久没车经过了。

似乎有人曾一度决定在这里驻扎上万的军队,但在动工兴建营房几个星期之后又改变了主意。

不过这地方有些情况无法这样解释。

费伯蹑手蹑脚地四下走动,以免惊动哨兵。在营地中央有一批军车。辆辆破旧生锈,而且全是空壳,没有一辆引擎或任何机件。如果有人想拆卖车辆零件,为什么不把外壳也一起当废铁呢?

那些有一面墙的房子,全都位于最外圈,而且一律面朝外。看起来倒更像是电影布景,而不像是建筑工地。

费伯觉得他已经把这地方侦察得一清二楚了,他向营地的东端走去,然后再卧倒爬行,直至来到一道土坡背后不被人看见。他往前又走了一英里,来到一个土岗的顶部,再回头望去。现在,刚才他到过的那地方看上去又活脱脱像一座兵营了。

一个念头在他头脑里闪过,不过他还需要时间去消化。

地面依然比较平展,只是略有起伏。这里有一片片的林地和沼泽灌木丛,费伯可以充分利用。有一处地方,他还不得不绕过一座湖,在月光下,湖面有如一面银镜。他听到一只猫头鹰在哀鸣,便朝那个方向望去,看到远处有一座颓败的仓房。

再向前五英里,他看到了机场。

停放在这里的飞机比他原先估计皇家空军所拥有的全部飞机加起来还要多。这里有投掷照明弹的“开拓者”,还有进攻前轰炸用的“兰斯洛特”和美国的“B-17”,有用于侦察投射的“旋风式”“喷火式”和“蚊子”。这些飞机足够供应一次登陆作战所需。

这些飞机的起落架毫无例外地都陷入了软土之中,肚皮贴着泥地。

这里也是既无灯光又无响声。

费伯仍采用先前的步骤:向机群匍匐前进,直到看见哨兵。在机场的中央有一顶小帐篷。微弱的灯光从帆布中透出。那儿有两个人,也许是三个。

费伯向机群靠过去,那些飞机似乎变得扁平了,仿佛都给压过似的。

他接近最近的一架飞机,伸手一摸,吃了一惊。原来那只是一块半英寸厚的三夹板——它被切割成“喷火式”战斗机的外形,涂上了伪装,用绳子系在地面上。

别的飞机也都一样。

足足有一千多架。费伯站起身,用眼角的余光瞥着那顶帐篷,只要稍有动静,就卧倒在地。他绕着伪装的机场走了一圈,看着那些伪造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思索着他所发现的这一切的含意。

他明白,如果他继续侦察,他就会发现更多这样的机场,更多建了一半的营房。如果他到沃什湾去,他会看到一支由三夹板的驱逐舰和运输舰组成的舰队。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而又耗资巨大的骗局。

这些伪装不大可能长时间地欺骗一个旁观者,但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蒙蔽地面观察者的眼睛。

它是做给空中侦察看的。

即使一架装有最新型摄影机和高速底片的低空侦察机,拍到的也只是足以表明确有集结的照片。

难怪总参谋部会认定登陆行为将出现在塞纳河以东了。

他推测,还有其他手段来加强这种欺骗行为。英国人会使用明知要被破译的密码和美国第一集团军进行通讯联络。这种手法不一而足。

英国人花费了四年时间武装自己,准备这次反攻欧洲大陆的行动。大部分德国军队这时正在和俄国人作战。盟军一旦在法国的土地上得到一个立足点,将势不可挡。德国人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海滩逮住他们,趁他们从运输舰上下来时一举予以歼灭。

如果德国人守候在错误的地点,他们就会失去这唯一的机会。

整个战略一下子清晰了。简单,但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费伯必须通知汉堡。

他不清楚,他们会不会相信他。

战争的部署很少会因一个人的一句话而改变。他的话相当有分量,但有分量到那个程度了吗?

他需要取得证据,然后带到柏林。

他需要照片。

他要把这支庞大的假军队给拍照下来,然后到苏格兰去与潜艇会合。他要把照片亲手交给元首。

拍照需要光源,他只好等待天亮。刚才来的路上不远处有一座破仓房,他可以在那里度过下半夜。

他看了看指南针,便出发了。仓房比他想象的要远,他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它是座旧木板建筑,顶棚上有些洞。由于没有粮食,连老鼠也早就离开了这里,但在储草料的顶棚上还有蝙蝠栖息。

费伯躺倒在一些模板上,却无法入睡,因为他想到,如今凭他一人之力,就能改变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战争的结果。

黎明应在五点二十分到来。四点二十分,费伯离开了仓房。

虽然他没有睡觉,但两个小时躺着不动,使他的身体得到休息,头脑也冷静了,现在他的精神又饱满了。西风扫清了残云,尽管月亮已经落下,但星光灿然。

他的时间把握得很准。在“机场”进入他的视野时,天空已经亮得可以让人看清事物了。

哨兵还在他们的帐篷里。要是走运,他们大概在睡觉——费伯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执勤的时候,最后这几小时最难坚持。

万一他们出来,他就只好杀掉他们了。

他选好位置,在照相机里装上三十六张一卷的三十五毫米底片。他希望底片的感光药剂没有失效,因为那已经是从战前就一直保存在他箱子里的了。如今,在英国是买不到底片的。他一直把它们保存在防光袋内,不让它受热,应该是还能用的才对。

当太阳的红边露出地平线时,他开始拍照。他从各种有利角度和不同距离拍了一连串的照片,最后拍了一张假飞机的近景:这些照片会把假象和实情都表现出来。

他在拍摄最后一张照片时,从眼角瞥到一点动静。他卧倒在地,爬到一架“蚊子”式飞机下面。一个士兵从帐篷中出来,走了几步,在地上小便。那人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向机场周围看了一圈,打了个冷战,回到了帐篷里。

费伯站起身,跑了起来。

跑出了四分之一英里之后,他回头看了看。机场已经出了视线。他朝西向军营走去。

这可远远不是一般的间谍活动。希特勒一向独断专行。如果有人能带来证据,再次说明元首正确而所有的专家都错了,那他所能够得到的褒奖绝不仅仅只是在后背轻拍一下而已。费伯深知,希特勒早已把他列为德国情报机构最出色的特工:这次成功很可能会让他得到卡纳里斯的职务。

他加快了步伐,慢跑了二十码,走上二十码,又慢跑了二十码,这样他在六点三十分到达了“军营”。这时天已大亮,他无法过于靠近,因为那些哨兵不再待在帐篷里,而是进了一处没墙的营房中,对四周看得一清二楚。他卧倒在一道土坎旁边,从远处拍照。普通照片只能看出营房,但放大之后,就可揭示骗局的细部。

他返回去,朝小船走,这时他已拍好了三十张照片。他又匆忙走起来,因为此时的他十分令人生疑——一个身着黑衣的人背着一袋设备,在禁区的荒野中慢跑。

一个小时后他来到铁丝网前面,他四下张望,除了大雁之外,不见别物。他攀过铁丝网,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下来。出了铁丝网,他便处于有利的地位了——他可以恢复他那观鸟、钓鱼、划船的角色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他溜达着穿过那一带林地,然后站定,顺一下呼吸,让整夜里都绷得紧紧的精神松弛下来。他决定把船先向前开几英里,再停下来睡上几小时。

到达运河边的时候,他心想:好啦,一切都过去啦。小船在晨曦中看着那么漂亮。他打定主意,一上路就要沏上一杯茶,然后——

一个穿军服的人从船舱走出来,说:“嗯?喂,你是什么人?”

费伯站着一动也不动,让他的冷静和本能发挥出来。闯到他船上的人穿的是国民军的上尉军装。他有一支手枪,插在皮带上的枪套里。他高大瘦削,不过看样子快六十岁了,帽子下露出白发。他没做拔枪的动作。费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便说:“你在我的船上,所以依我看,该由我来问你是什么人。”

“国民军上尉斯蒂芬·兰厄姆。”

“我是詹姆士·贝克。”费伯站在岸上不动。他知道,一名上尉是不会独自巡逻的。

“你在做什么?”

“在休假。”

“你到哪儿去了?”

“在观鸟。”

“在天亮以前吗?把枪对准他,沃森。”

一个身穿粗斜纹棉布军装的年轻人,手持滑膛枪从费伯的左边靠上来。费伯四下扫了一眼。还有一个人在他右边,他身后还有第四个人。

上尉叫道:“他从哪个方向来,下士?”

回答来自一颗橡树的顶部。“从禁区来,长官。”

费伯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双方的人数对比:四比一。还不算要从树上下来的下士。他们只有两支枪:指着他的那支滑膛枪和上尉的手枪。而且他们都不是正规军人。小船也有帮助。

他说:“禁区?我只看到了一段铁丝网。喂,请把那支大口径老枪对准别处好吗?它会走火的。”

上尉说:“没人在夜间观鸟的。”

“如果在黑暗的掩护下找好藏身之地,鸟醒来时就看不见你。这是公认的好办法。喂,我说,国民军精忠爱国、精明干练是没错,但做事也不要做得太过火,好吗?检查检查我的证件,再打个报告,不就行了吗?”

上尉脸上掠过一层疑云:“你那帆布袋里有什么?”

“望远镜、照相机,还有一本参考书。”费伯的手伸向袋子。

“你不要动。”上尉说,“沃森,看看那里面。”

这就是外行的过失了。

沃森说:“举起手来。”

费伯把双手举过头顶,右手贴近左衣袖。费伯盘算着接下来几秒钟的行动:千万不能有枪响。

沃森端着枪对准他,从费伯的左边靠上来,打开了费伯的帆布袋的盖子。费伯从衣袖中抽出锥形匕首,越过沃森的防卫线,把匕首从上向下捅进了他的脖子,直至没柄。费伯的另一只手从年轻人的手中把滑膛枪扭了过来。

岸上的另外两名士兵向他奔来,那名下士开始噼噼啪啪地从橡树枝上下来。

费伯从沃森的脖子上拔出匕首,那人随即瘫倒在地。上尉慌乱地掀着枪套的盖。费伯跳到船上。船摇晃起来,上尉立脚不稳。费伯用匕首向他刺去,但上尉离他太远。刀尖顺着上尉军上衣的翻领上向上一滑,扎到他的下巴上。他那只拔枪的手离开枪套,去捂住伤口。

费伯转过身来,面对河岸。一个士兵跳了过来。费伯向前进了一步,右臂直挺挺地伸出。跳过来的士兵撞到了八英寸长的锥刀上。

这一撞使费伯站不住脚,手也松开了锥形匕首。那士兵倒在了匕首上。费伯跪起身——上尉已经打开枪套,他来不及去拔匕首了。费伯向上尉跃过去,一只手直奔军官的面部。手枪抽出来了。费伯的两个拇指抠向上尉的一只眼睛,他痛得大叫,用力推开费伯的手臂。

第四名士兵这时“砰”的一声跳到了船上。费伯即时转过身去——上尉这时即使能打开手枪保险栓,也因看不见而无法开火了。第四个人握着一根警棍,用力朝下打来。费伯向右一闪。警棍没打到他的头,却击中他的左肩,让他的左肩登时麻木了。他用右手的掌侧向那个人的脖子劈下去,那是有力而准确的一击。奇怪,那人居然挺住了,又举起警棍砸下来。费伯靠上去。他的左臂恢复了知觉,疼得钻心。他的双手掐住了那士兵的脸,连推带扭。那人的脖子随着咔啪一响断了。警棍也同时落了下来,这次砸到了费伯的头上。他头昏眼花地转过身。

上尉跌跌撞撞地朝他扑了上来,费伯把他一推。他往后一绊,帽子飞出,随后他翻过船帮,落入运河,溅起大片水花。

下士从橡树六英尺高的地方跳到了地上。费伯从先前撞上来的卫兵身上抽出了锥形匕首,跃上岸去。沃森还活着,但拖不了多久了——血从他头部的伤口上喷涌而出。

费伯和下士面对着面。下士握着一支枪。

他给吓坏了。就在他爬下树的短短瞬间,这个陌生人已经杀掉他的三个伙伴,还把上尉扔进了运河。他的眼睛中闪着恐惧的亮光。

费伯看了一眼那支枪。枪很旧——样子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那个下士要是对那支枪还有信心,早就开火了。

下士向前迈了一步,费伯注意到他特别在意他的大腿——大概是在从树上跳下来时受了伤。费伯在左侧移动,迫使下士在转身瞄枪时,把身体的重心放在伤腿上。费伯用靴尖挑起一颗石子。趁下士的眼睛向石子一转的瞬间,费伯扑了上去。

下士扣了扳机,没有打响。那支老枪卡住了。即使枪响了,也不会射中费伯——下士的眼睛正看着石子,伤腿让他站不稳,而且费伯也已经移开了。

费伯刺中他的脖子,杀死了他。

只剩上尉了。

费伯一看,瞧见上尉正在河对岸露出水面。他找到一块石头,抛了过去。石头击中了上尉的头,但他上了岸,跑了起来。

费伯跑到河岸,跃入水中,划了几下水,便到了对岸。上尉已经在百码之外,还在跑着,但他毕竟上了年纪。费伯追了上去。他一步步逼近。终于,上尉放慢了速度,随后瘫倒在一棵灌木上。费伯来到他面前,把他翻转过来。

上尉说:“你是个……恶魔。”

“谁叫你看到了我的脸。”费伯这样说着,随之把他杀死。

12

一架机翼上涂着卐字徽记的Ju-52型三引擎运输机,在东普鲁士森林中的拉斯登堡被雨淋湿的跑道上跳了一下,停住了。一个身材矮小而五官硕大的人走下飞机,快步穿过柏油跑道,来到一辆等候着的奔驰轿车前面。

汽车在阴暗潮湿的森林中行驶着。德军元帅欧文·隆美尔摘下帽子,用一只神经质的手沿着退去的发线揩抹着。他知道,几周之后,将有另一个人走这条路,那人的皮包里装着一枚炸弹——炸弹要对付元首本人。于是德国的新领袖——最可能就是隆美尔自己——就可以强硬的立场同盟国谈判。

汽车行驶十英里之后,到达了“狼穴”:希特勒和他周围那伙越来越紧张的将军们现在的大本营。

毛毛细雨不停地下着,雨珠从院中高大的针叶树上滴下。在希特勒私人宅邸的门前,隆美尔戴上帽子,下了汽车。党卫军元首卫队队长拉登休伯默默地伸出手,接过隆美尔的手枪。

会议将在地下室举行,那是个阴冷潮湿而不透气的水泥遮蔽所。隆美尔走下台阶,进入了屋内。里面已经坐定了十多个人,等候着中午的会议:希姆莱、戈林、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都在座。隆美尔向他们点头致意,坐到一把硬椅上等候着。

希特勒进来时,大家都站起身。希特勒穿一件灰色上衣和一条黑色裤子,隆美尔观察到,他益发弓腰驼背了。他径直走到地下室的尽头,那儿的水泥墙上,钉着一张西北欧的大地图。他面露倦容,显得烦躁不安,开门见山地讲起了正题。

“盟军将入侵欧洲大陆,就在今年。英美联军准备从英国出发,在法国登陆。我们将在高潮线上把他们一举消灭,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的目光巡视了一周,似乎在揣摩有哪个部下敢提出异议。一阵沉默。隆美尔打了个冷战:这间地下室冷得像地狱。

“问题在于:他们要在哪里登陆?冯·罗恩尼——你报告一下。”

成功取代了卡纳里斯的阿列克谢·冯·罗恩尼上校站起身。战争开始时,他仅仅是个上尉,由于一篇有关法军弱点的出色报告而一举成名——那篇报告被认为是德国打败法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九四二年他成为军事情报局的头目,而在卡纳里斯下台后,军事情报局又合并了德国情报机构。隆美尔曾听说,这人狂妄好吹牛,但是确有本领。

罗恩尼说:“我们的情报很广,但还不是很全。盟军这次入侵行动的代号是‘霸王’。在英国集结的部队如下。”他拿起一根皮鞭,来到墙上的地图前面。“第一,沿南海岸;第二,在东英吉利亚一带;第三,在苏格兰。到目前为止,在东英吉利亚集结的军队规模最大。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入侵将分三路。

“第一路,在诺曼底作牵制性进攻;第二路,越过多佛尔海峡在加来海岸主攻;第三路,从苏格兰渡北海到挪威,构成侧翼。所有的情报来源都支持这一判断。”他坐了下去。

希特勒问:“你们说呢?”

隆美尔作为控制法国北部海岸的B集团军司令发言说:“我可以报告一个确定无疑的迹象:加来港迄今遭受的轰炸是吨位最大的。”

戈林问:“是什么情报来源支持你的判断,冯·罗恩尼?”

罗恩尼再次起立。“来源有三:空中侦察、监听敌台无线电讯号和特工人员的情报。”他坐下了。

希特勒把双手保护似的交叉在小腹前面,这种神经质的习惯是他就要发表演说的迹象。“我现在告诉你们,”他开始说,“假如我是温斯顿·丘吉尔,我会怎样思考。我面临着两种选择:塞纳河以东或者塞纳河以西。东边有一个优越性:距离较近。然后在现代战争中只有两种距离——战斗机航程以内和战斗机航程以外。上述的两种选择都在战斗机航程以内,因此,距离不在考虑之内。

“西边有一个大港口瑟堡,但东边却没有。而更重要的,东边比西边有更多重兵把守,敌人也有空中侦察。

“因此,我要是丘吉尔,我会选择西边,那我该怎么做呢?我要竭力把德国人引向相反方向去想!我每派一架轰炸机去诺曼底,就派两架轰炸机去加来港。我要设法炸掉塞纳河上的每一座桥。我要发出错误的无线电讯号,送出假情报,在部署军队时制造假象。我要让隆美尔和冯·罗恩尼那样的傻瓜上当。我还指望能欺骗元首本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戈林首先发言:“我的元首,您把丘吉尔说得和您一样英明,是抬举他了。”

在令人不舒服的地下室里,紧张的空气明显地松弛了。戈林说得恰到好处,他用吹捧的方式表达了异议。别人纷纷附和他,一个比一个说得更有力:盟军会选择较短的海路,以求速度;较近的海岸会掩护作战的飞机在较短的时间内加油和返航;东南部多海湾和港口,是发动进攻的更好的阵地;若说所有的情报都是错的,似乎不大可能。

希特勒聆听了半个小时,然后举起一只手表示肃静。他从桌上拿起一叠发黄的文件,在手中挥着,说:“一九四一年,我就发布了《构筑海岸防线》的指示,我在其中预测到,盟军关键的登陆将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突出部分,那里良好的港湾将是理想的滩头阵地。这是我当时的直觉告诉我的,也是我现在的直觉告诉我的!”几片白沫出现在元首的下唇上。

冯·罗恩尼说话了(隆美尔心想,他比我有勇气):“我的元首,我们的调查还在继续——这是很自然的。还有一条特别的管道,你大概是知道的。几周前,我派了一名密使到英国去,和叫作‘针’的特工取得了联系。”

希特勒的眼睛亮了:“啊!我知道那个人。说下去。”

“给‘针’的指令是要他弄清驻扎在东英吉利亚的巴顿将军麾下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实力。如果他发现情报被夸大,那我们就一定要重新考虑我的判断了。如果他的报告证实那支军队和我们目前相信的实力相同,那么,对于目标是加来这一点,就没什么怀疑了。”

戈林盯着冯·罗恩尼:“这个‘针’是谁?”

希特勒回答了这个问题:“是卡纳里斯招到的唯一一个像样的特工——因为是我指示他招募的。”他说,“我了解他的家庭——帝国的支柱。坚强、忠诚、正直的德国人。‘针’是个卓越的人才,十分卓越!我看过他所有的报告。在英国人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就在伦敦了。再早,他在俄国——”

冯·罗恩尼打断说:“我的元首——”

“嗯?”希特勒瞪了他一眼,但似乎明白了这位间谍头目制止他是对的。

冯·罗恩尼试探着说:“那么说,您会接受‘针’的报告了?”

希特勒点点头:“那个人会找出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