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很热吗？还是很冷？埃莉诺·卡莱尔不能确定。有时她觉得灼热，随即又冷得战栗。
她没有听到控方律师的结辩陈词。她的思绪完全回到了过去，她慢慢地再次回顾了一遍整个事情的经过，从收到那封可怕的信开始，到那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警察以流利得可怕的语气说：
“埃莉诺·凯瑟琳·卡莱尔，我这里有一份你的逮捕令，你被控于今年七月二十七日以下毒的方式谋杀了玛丽·杰拉德。我必须提醒你，你说的每句话都将记录在案，并有可能作为呈堂证供。”
太可怕了，如此流利。她觉得自己被一台四平八稳、运转流畅的机器逮捕，冷冰冰的，不带一点感情。
而现在，她竟然站在被告席上，众目睽睽之下，数百双眼睛无情又残忍地看着她，写满了幸灾乐祸。
只有陪审团不看她。他们似乎不好意思，故意把目光看向别处。她想，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马上要说什么。
现在是洛德医生在做证。这是那个彼得·洛德吗？在H庄园那个满脸雀斑、高高兴兴、格外友善的年轻医生吗？他现在却板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他的回答简单明了。他被电话叫去H庄园，但是已经太晚了，做什么都没用了，玛丽·杰拉德在他到达几分钟后就死了。死亡的症状，依他看来，符合一种不太常见的吗啡中毒现象，这种吗啡是“猝死性”品种。
埃德温·布尔默爵士起身质询。
“你是已故的韦尔曼夫人的主治医生吗？”
“是的。”
“今年六月你拜访H庄园期间，有没有看见被告和玛丽·杰拉德在一起？”
“见过好几次。”
“你怎么描述被告对玛丽·杰拉德的态度？”
“相当愉快自然。”
埃德温·布尔默爵士略有些不屑地微微一笑：“你从来没见过其他人提到很多次的那种‘嫉恨’的任何迹象吗？”
彼得·洛德一咬牙，坚定地说：“没有。”
埃莉诺想，可是他见过。他为了我而说了谎。他知道的。
彼得·洛德之后的一位证人是法医。他的证词更长、更详细。死亡原因是一种“猝死性”品种的吗啡中毒。他能否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他似乎很乐意这样做。吗啡中毒引起的死亡可能导致几种不同的表现症状。最常见的是先有一段时间的高度兴奋，继而嗜睡昏迷，眼睛的瞳孔收缩。
另一种症状不那么常见，法文称之为“猝死性”。在这种情况下，大约十分钟内，就会陷入昏睡，眼睛的瞳孔通常会放大……
法庭短暂休庭后重新开庭。接下来几个小时都是医学专家做证。著名病理分析师阿兰·加西亚医生津津有味地用满篇的术语解释了死者胃里的残留物。面包、鱼糜、茶、吗啡等等——更多专业术语和各种小数点。死者服下的剂量估计有四格令（重量的最小单位，1格令等于0.065克。——译者注）。而一格令的剂量就足以致命。
埃德温爵士仍然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我希望能厘清一件事。你在死者胃里发现的除了面包、黄油、鱼糜、茶和吗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食物残留？”
“没有了。”
“也就是说，死者在死前一段时间里，只吃过三明治和茶，是吗？”
“是这样。”
“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什么东西是吗啡的特定载体？”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把这个问题简化一下。吗啡有可能是放在鱼糜里，或者在面包里，或者是面包夹的黄油里，或者茶里，或者加到茶里的牛奶里吗？”
“当然。”
“有没有特殊的证据表明，吗啡是放在鱼糜里，而不是其他媒介里吗？”
“没有。”
“那么，事实上，吗啡也可能是单独服下的——也就是说，不放在任何载体里，是吗？它也可以是以其原本片剂的形式直接吞服，是吗？”
“是这样的，当然。”
埃德温爵士坐了下来。
塞缪尔·阿坦伯利爵士重新质询。
“尽管如此，依你看来，不管吗啡是以何种形式服下的，它是和其他食物在同一时间服用的，是吗？”
“是的。”
“谢谢你。”
布里尔警探机械而流利地宣誓。他以军人的笔挺姿态站在那里，用训练有素的自如态度说出他的证词。
“我接到报案来到庄园……被告说，‘一定是鱼糜坏了’……我搜查了房间……一个已经洗过的鱼糜空罐子摆在厨房的沥水板上，另一个还剩一半……我又进一步搜查了餐具室……”
“你发现了什么？”
“在桌子后面的地板裂缝中，我发现了一小张纸片。”
证物展示给陪审员。
标签
吗啡。CLOR
1/2格令
“你认为那是什么？”
“印刷标签的碎片——像是贴在吗啡瓶子上的。”
辩护律师不慌不忙地站起来。
他说：“你在地板缝里发现了这张纸片？”
“是的。”
“是某个标签的一部分吗？”
“是的。”
“你有没有发现其他的部分？”
“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可能贴着这个标签的玻璃管或玻璃瓶？”
“没有。”
“你发现这个纸片的时候，它的状况如何？是干净的还是脏的？”
“它挺新的。”
“挺新的，这是什么意思？”
“表面上沾了一些地板的灰尘，但除此之外还是挺干净的。”
“它会不会在那里放了很长时间？”
“不会，应该是最近才掉在那里的。”
“那么，你是说它是在你发现它的那天才掉到那里的，而不是在那之前？”
“是的。”
埃德温爵士咕哝一声坐下了。
霍普金斯护士在证人席上，她的脸通红，一副兴奋自信的样子。
尽管如此，埃莉诺觉得霍普金斯护士也没布里尔警探那么可怕。布里尔警探令人胆寒的正是他的不近人情，就像是一个巨大机器的一部分。而霍普金斯护士有人类的情感——偏见。
“你的名字是杰西·霍普金斯吗？”
“是的。”
“你是一位职业社区护士，目前住在H庄园的玫瑰小屋，是吗？”
“是的。”
“今年六月二十八日你在哪里？”
“我在H庄园。”
“你是被人叫去的吗？”
“是的。韦尔曼夫人中风了，第二次中风。我去帮助奥布莱恩护士，直到他们找到第二个护士。”
“你随身带着一个小药箱吗？”
“是的。”
“告诉陪审团里面装着什么。”
“绷带、敷料、皮下注射器，还有一些药物，包括一管盐酸吗啡。”
“为什么带着吗啡？”
“村里有一个病人早晚都需要皮下注射吗啡。”
“管子里有多少剂量？”
“有二十片药片，每片含半格令盐酸吗啡。”
“你怎么处理你的药箱？”
“我把它放在门厅。”
“那是二十八日晚上。后来你是什么时候再次打开药箱的呢？”
“第二天早上大约九点钟，就在我准备离开房子的时候。”
“少了什么东西吗？”
“那管吗啡不见了。”
“你跟人提过这事吗？”
“我告诉了奥布莱恩护士，就是照顾病人的那个护士。”
“这个药箱就放在门厅，那儿总是人来人往的吧？”
“是的。”
塞缪尔爵士停了一下。然后他说：“你认识死去的那个姑娘玛丽·杰拉德吧，你们关系很亲密？”
“是的。”
“你对她有什么看法？”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一个好姑娘。”
“她性格开朗吗？”
“很开朗。”
“你知道她有什么烦恼吗？”
“没有。”
“在她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让她烦心或是担心自己的未来吗？”
“什么都没有。”
“她应该没有理由自杀吧？”
“毫无理由。”
询问就这样继续——还是那个该死的故事。霍普金斯护士如何陪同玛丽去门房，埃莉诺出现，她激动的样子，邀请她们吃三明治，盘子最先递给玛丽。埃莉诺建议把餐具都洗干净，她还提议霍普金斯护士和她一起上楼，帮她整理衣服。
埃德温·布尔默爵士时不时地打断和抗议。
埃莉诺想。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她确信如此。她肯定是我杀的。而且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这是最可怕的地方。都是真的。
再一次，她抬头朝法庭对面望去，她看到了赫尔克里·波洛的脸，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她，那目光近乎和蔼可亲。他的目光里带着对她太多的理解。
一块粘贴着那片标签碎片的纸板交给了证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标签的碎片。”
“你能告诉陪审团是什么标签吗？”
“是的。这是装药片的管子上的标签的一部分。半格令吗啡，像我丢失的那个。”
“你确定吗？”
“我当然能确定，就是从我那管药上掉下来的。”
法官说：“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记号可以让你能认出它就是你丢失的那管药的标签？”
“没有，大人，不过它就是一模一样的。”
“实际上，你的意思是说它和你丢失的那个极其相似，对吗？”
“嗯，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法庭休庭。
又是新的一天。埃德温·布尔默爵士在进行交叉询问。他现在一点也不温和了。他严厉地说：
“关于这个我们一再提起的药箱，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是整晚都放在H庄园的门厅吗？”
霍普金斯护士表示同意：“是的。”
“这可太不小心了，不是吗？”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红了。“是的，我想是这样。”
“你习惯把这些危险的药物随便乱放，让什么人都能拿到吗？”
“不，当然不是。”
“噢！不是？但你那天碰巧忘了是吗？”
“是的。”
“事实是不是如此，只要愿意，房子里的任何人都能够拿到那个吗啡？”
“大概是的。”
“不要猜测。是还是不是？”
“嗯，是的。”
“不是只有卡莱尔小姐能够拿到它吧？任何仆人都可以，对吧？或者洛德医生？或者罗德里克·韦尔曼？或奥布莱恩护士？或者玛丽·杰拉德自己？”
“大概是，是的。”
“就是如此，是不是？”
“是的。”
“有谁知道你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我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
“没有。”
“所以，事实上，卡莱尔小姐不可能知道那里有吗啡，是吗？”
“她也许已经看过了。”
“这不大可能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肯定不知道。”
“有人可能比卡莱尔小姐更清楚吗啡在哪里。比如说，洛德医生。他应该知道。你使用吗啡是根据他的医嘱，是不是？”
“当然。”
“玛丽·杰拉德也知道你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不，她不知道。”
“她经常去你的小屋，不是吗？”
“不是很经常。”
“我提醒你，她去得很频繁。而且她比大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猜到你的药箱里有吗啡。”
“我不同意。”
埃德温爵士暂停了一分钟。“你在第二天早上告诉奥布莱恩护士吗啡不见了吗？”
“是的。”
“我提醒你，你实际上说的是，‘我把吗啡忘在家里 了。我得回去拿。’”
“不，我没有这样说。”
“你没说吗啡落在你的小屋的壁炉架上了吗？”
“嗯，因为我找不到它，所以我以为一定是忘在家里了。”
“其实，你并不真的知道你把它放哪儿了！”
“不，我知道的。我把它放在药箱里了。”
“那你为什么在六月二十九日早上说你忘在家里了？”
“因为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那我得说，你是个很粗心的女人。”
“这不是真的。”
“你有时陈述得相当不准确，不是吗？”
“不，不是的。我对自己说的话很谨慎。”
“你有没有说过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玛丽·杰拉德去世的那天你被玫瑰的刺刺到了？”
“我不明白那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法官说：“这和案子有关吗，埃德温爵士？”
“是的，大人，这是辩护的重要部分，我打算传唤证人，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骗人的。”
他继续问。“你还是坚持在七月二十七日，一棵玫瑰树上的刺刺伤了你的手腕吗？”
“是的，我坚持。”霍普金斯护士挑衅地看着律师。
“什么时候刺到的呢？”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就在离开门房到大房子里去的时候。”
埃德温爵士怀疑地说：“那株玫瑰是什么样的？”
“攀爬在门房外的花架上，开着粉红色的花朵。”
“你确定？”
“我相当确定。”
埃德温爵士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坚持说六月二十八日你到H庄园来的时候，吗啡是在药箱里的？”
“是的。我随身带着它。”
“假定此刻奥布莱恩护士来到证人席，发誓说你说过你可能把它留在家里了，你要怎么说呢？”
“它在我的药箱里。我十分肯定。”
埃德温爵士叹了口气。“吗啡不见了，你不觉得不安吗？”
“不，我没有不安。”
“是吗，尽管大剂量的危险药物不见了，你竟然还是很放心？”
“我当时没想到是被人拿走了。”
“我懂了。你只是不记得你到底把它放哪儿了？”
“不是。我把它放药箱里了。”
“二十片半格令的药片，也就是说十格令的吗啡。足以杀死好几个人了，不是吗？”
“是的。”
“但是，你没有感到不安，甚至没有正式上报吗啡丢失一事？”
“我认为没问题的。”
“我请你考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那么吗啡不见了，你应该正式报失。”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很红，她说：“嗯，我没有那么做。”
“这肯定是你的严重疏忽。看来你并不怎么负责任。你有没有经常把这些危险药品放错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询问持续了好几分钟。霍普金斯护士心慌意乱，面红耳赤，自相矛盾，轻易地溃败于埃德温爵士的老辣技巧。
“七月六日，也就是星期四，死者玛丽·杰拉德是否立了一份遗嘱？”
“是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就做了。”
“你确定那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对未来没有把握才立的遗嘱吗？”
“胡说。”
“然而，这表明死亡的念头是曾出现在她脑海里，她考虑过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她只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是这份遗嘱吗？署名是玛丽·杰拉德，由糕点店的店员艾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为证人，把她去世后所有的一切都留给玛丽·莱利，也就是伊丽莎·莱利的妹妹，对吗？”
“没错。”
遗嘱交给陪审团。
“据你所知，玛丽·杰拉德有什么财产吗？”
“当时没有，她没有财产。”
“但她不久后就会有？”
“是的。”
“是不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两千镑，卡莱尔小姐赠予玛丽的。”
“是的。”
“有没有什么强制的要求让卡莱尔小姐这样做呢？还是完全是她的慷慨举动？”
“她是自愿这么做，是的。”
“但是，如果说她像大家说的那样憎恨玛丽·杰拉德的话，她就不会心甘情愿地送给她一大笔钱吧。”
“这是有可能的。”
“你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是吗？那么，你有没有听说关于玛丽·杰拉德和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的任何闲话？”
“他喜欢上了她。”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就是知道而已，没有别的。”
“哦？你‘就是知道而已。’恐怕这对陪审团来说不是很有说服力。你是否曾经说过，玛丽拒绝过他，因为他和埃莉诺小姐有婚约在身，后来在伦敦又同样拒绝过他一次？”
“这是她告诉我的。”
再次轮到塞缪尔·阿坦伯利爵士发问：“当玛丽·杰拉德和你一起讨论遗嘱的措辞时，被告是不是从窗外向里看？”
“是的，她是那么做了。”
“她说了什么？”
“她说，‘这么说，你在立遗嘱，玛丽。这可真有趣。’她笑了起来。笑个不停。依我看，”证人恶狠狠地说，“就在那一刻，她心里动了念头。除掉那个姑娘的念头！就在那一刻她起了杀心。”
法官严厉地说道：“请只针对询问的问题进行回答。后面的说法将在记录中删除。”
埃莉诺心想，多么奇怪。当有人说出真话时，他们却要删除。
她想歇斯底里地大笑一场。
奥布莱恩护士在证人席上。
“六月二十九日早上，霍普金斯护士有没有告诉你一件事？”
“是的。她说她的药箱里有一支装着盐酸吗啡的管子不见了。”
“你做了什么？”
“我帮她去找了。”
“但是你找不到？”
“是的。”
“据你所知，药箱整夜都放在门厅吗？”
“是的。”
“韦尔曼先生和被告两人在韦尔曼夫人去世的时候，都在大房子里吗，也就是在六月二十八到二十九日？”
“是的。”
“你能告诉我们，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韦尔曼夫人去世后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吗？”
“我碰巧看见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与玛丽·杰拉德在一起。他告诉她说他爱她，还试图亲吻她。”
“他当时和被告还有婚约吧？”
“是的。”
“之后发生了什么？”
“玛丽告诉他，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他已经和埃莉诺小姐订婚了！”
“依你看来，被告对玛丽·杰拉德是什么感觉？”
“她恨她。她看着玛丽的神情好像要毁了她。”
埃德温爵士跳了起来。
埃莉诺想，他们为什么争吵呢？这有什么关系？
埃德温·布尔默爵士进行交叉询问：“霍普金斯护士是不是说过，她认为她把吗啡忘在家里了？”
“嗯，你瞧，是这样的。毕竟——”
“请回答我的问题。她是不是说过，她可能把吗啡忘在家里了？”
“是的。”
“当时她并没有真的为这事担心吧？”
“是的，她没有。”
“因为她认为她把吗啡落在家里了。所以很自然，她并没有感到不安。”
“她想不到有人会拿走它。”
“没错。直到玛丽·杰拉德因吗啡中毒而死，她的想象力才发挥作用。”
法官打断了他：“我认为，埃德温爵士，你已经在前一位证人的问话中表达过这一观点了。”
“遵命，阁下。
“那么，说到被告对玛丽·杰拉德的态度，她们两人有没有吵过架？”
“没有吵过架，没有。”
“卡莱尔小姐对那个姑娘一直是和颜悦色的吗？”
“是的。 但她看她的神情不对。”
“是，是，是。不过我们不能依赖这种想象。我想，你是爱尔兰人？”
“是的。”
“而爱尔兰人想象力向来丰富，是不是？”
奥布莱恩护士激动地大叫起来：“我告诉你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杂货商艾伯特先生站在证人席上。他感到慌张，没有自信（不过，稍微有点激动，觉得自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证词很短。被告那天买了两罐鱼糜。
被告曾说：“经常有鱼糜引起的食物中毒。”她看上去有些激动和古怪。
没有交叉询问。
辩护方开场陈词：
“陪审团的先生们，我想要向各位指出，本案并非针对被告。举证的责任在控方，到目前为止，在我看来，而且，我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完全什么都没有证明！控方提出埃莉诺·卡莱尔取得了吗啡（在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可以拿到吗啡，而且吗啡到底是否真的曾经在房子里还存在很大的疑问），继而毒害了玛丽·杰拉德。控方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依赖于机会。他们试图证明杀人动机，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他们一直没能做到的。因为，各位陪审员，没有动机！控方提到破裂的婚约。我问问你们，一个破裂的婚约！如果一个破裂的婚约都能成为杀人的动机，那岂不是每天都要死人？而且这个婚约，我提醒你们，并不是出于什么冲昏头脑的激情，主要是出于家族利益考量而缔结的。卡莱尔小姐和韦尔曼先生青梅竹马，他们一直喜欢彼此，渐渐地发展为一种温暖的亲情，但我打算向你们证明，他们之间只是一种温吞的感情。”
（噢，罗迪，罗迪。一种温吞的感情？）
“此外，这桩婚事的解除并不是韦尔曼先生提出来的，而是被告。我向你们指出，埃莉诺·卡莱尔和罗德里克·韦尔曼之间的婚约订立主要是为了让老韦尔曼夫人高兴。她去世后，双方都意识到，他们的感情没有强烈到足以让他们进入婚姻的殿堂。不过，他们仍然是好朋友。此外，埃莉诺·卡莱尔继承了她姑姑的财富，由于她善良的天性，打算赠予玛丽·杰拉德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而她竟然被指控毒杀了那个女孩！整件事是一出闹剧。
“唯一对埃莉诺·卡莱尔不利的，就是下毒的场合。
“控方实际上说的是：
“除了埃莉诺·卡莱尔，没有人能够杀死玛丽·杰拉德。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个可能的动机。但是，正如我对你说的，他们一直无法找到任何动机，因为根本没有。
“那么，这是真的吗，除了埃莉诺·卡莱尔，没有人能够杀死玛丽·杰拉德？不，不是的。有一种可能性是玛丽·杰拉德是自杀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人趁埃莉诺·卡莱尔离开房子去门房的时候，偷偷在三明治里下毒。此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如果相同的证据表明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的话，就必须宣告被告无罪释放。我要向各位指出，在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人有同等的机会毒死玛丽·杰拉德，而且还有更充分的动机。我将会提出证据，证明给你们看，另有一人可以拿到吗啡，而且还有很好的动机杀害玛丽·杰拉德，我可以证明这个人有同样有利的机会这样做。我将向你们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陪审团会给我的当事人定罪，因为证据只能证明她有机会而无动机，可是我能证明还有另一个人，不但有证据，还有令人无法忽视的动机。我也将传唤证人，以证明法庭的证人当中有人故意做伪证。但首先，我要传唤被告，她会告诉你们她自己的故事，这样你们可以自己发现，对她的指控是多么毫无根据。”
她宣誓完毕，用低沉的声音回答埃德温爵士的问题。法官俯身向前，让她大声一点说话。
埃德温爵士声音温和，语气中带着鼓励。所有问题的答案她都事先演练过。
“你喜欢罗德里克·韦尔曼吗？”
“非常喜欢。他就像我的兄弟或者说表兄弟。我一直把他当作表兄弟。”
订婚，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和一个你认识了一辈子的人结婚应该会非常愉快……
“不，也许，能否称之为充满激情的关系？”
（激情？哦，罗迪。）
“嗯，不，你瞧，我们对彼此太了解了……”
“韦尔曼夫人去世后，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点紧张？”
“是的，有点。”
“你怎么解释呢？”
“我认为有一部分是因为钱的缘故。”
“钱？”
“是的。罗德里克感到不舒服。他觉得人们可能会以为他是为了钱跟我结婚。”
“你们解除婚约不是因为玛丽·杰拉德吗？”
“我认为罗德里克确实相当喜欢她，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真的是因为玛丽的原因，你会感到心烦意乱吗？”
“哦，不会。我会觉得这么做相当不妥，仅此而已。”
“那么，卡莱尔小姐，六月二十八日，你有没有从霍普金斯护士的药箱里拿走吗啡？”
“我没有。”
“你有没有曾经身上带着吗啡？”
“从来没有！”
“你知道你姑姑没有立遗嘱吗？”
“不知道。遗嘱的事我也非常吃惊。”
“你认为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她临死前是否竭力想给你留下遗言？”
“我明白她是因为没有为玛丽·杰拉德做好安排，所以急着这样做。”
“而为了执行她的遗愿，你自己准备拨一笔钱给那位姑娘？”
“是的。我想完成劳拉姑姑的遗愿，而且我也很感激玛丽平时为我姑姑做的一切。”
“七月二十八日，你是不是从伦敦来到梅登斯福德，住在国王纹章饭店？”
“是的。”
“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出价买H庄园，买家希望尽快入住。我必须去清理我姑姑的个人物品以及处理好各方面的事务。”
“七月二十七日，你在去H庄园的路上买了不少东西？”
“是的。我觉得带一些吃的东西过去比回到村里吃饭要方便。”
“后来你去了庄园，清理了你姑姑的私人物品了吗？”
“是的。”
“后来呢？”
“我下楼到厨房，做了一些三明治。然后我去了门房，邀请社区护士和玛丽·杰拉德一起到大房子来一起吃。”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帮她们省点事，不必在大热天往返于门房和村子之间。”
“确实，你这么做很自然也很周到。她们是否接受了邀请？”
“是的。她们和我一起走到大房子。”
“你做的三明治放在哪儿？”
“我把它们放在备餐室的一个盘子里。”
“当时窗户开着吗？”
“是的。”
“你不在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备餐室吧？”
“当然可以。”
“如果有人从外面看到你正在切三明治，他们会怎么想？”
“我想，他们会认为我正准备简餐。”
“他们不可能知道，有没有人和你一起用午餐吧？”
“是的。邀请她们两人也是在我看到食物分量还挺多的时候临时想到的。”
“所以，如果有人趁你不在进入屋里，并把吗啡放在其中一个三明治里的话，这个人试图毒死的，应该是你吧？”
“嗯，是的，确实如此。”
“你们一起回到家里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走进晨间起居室。我拿来了三明治，递给她们俩。”
“你和她们一起喝东西了吗？”
“我喝了水。桌子上有啤酒，但霍普金斯护士和玛丽想要喝茶。霍普金斯护士去了备餐室泡茶。她把茶放在一个托盘里端出来，玛丽倒的茶。”
“你喝了吗？”
“没有。”
“不过，玛丽·杰拉德和霍普金斯护士都喝了茶？”
“是的。”
“之后发生了什么？”
“霍普金斯护士去关掉煤气。”
“留下你和玛丽·杰拉德单独在一起？”
“是的。”
“之 后发生了什么？”
“几分钟后，我收拾了托盘和放三明治的盘子，拿到厨房去。霍普金斯护士在那里，我们一起洗了餐具。”
“霍普金斯护士当时是挽着衣袖的吗？”
“是的。她洗餐具，我把它们擦干。”
“你是否对她手腕上的一处伤口表示过疑问？”
“我问她是不是刺到了自己。”
“她怎么回答？”
“她说，‘这是门房外的玫瑰的刺。我等下就把刺挑出来。’”“她当时神态如何？”
“我觉得她一定觉得很热。她满头大汗，脸色也很奇怪。”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上楼，她帮我整理姑姑的遗物。”
“你们再下楼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一个小时后了。”
“玛丽·杰拉德在哪里？”
“她坐在晨间起居室里。她的呼吸非常奇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我在霍普金斯护士的指示下打电话给医生。他来的时候她已经快死了。”
埃德温爵士略带夸张地耸了耸肩。
“卡莱尔小姐，是你杀了玛丽·杰拉德吗？”
（轮到你了。抬头，眼睛直视前方。）
“不是！”
塞缪尔·阿坦伯利爵士登场。她的心重重一跳。现在，她落入敌手了！再没有温柔，再没有她知道答案的问题了！
不过，他的开场相当温和。
“你告诉过我们，你和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订婚了，是吗？”
“是的。”
“你喜欢他吗？”
“很喜欢。”
“我向你指出，你深深地爱着罗德里克·韦尔曼，因此你对他爱上玛丽·杰拉德感到疯狂的嫉妒？”
“没有。”（这个“没有”是不是恰当地表达了愤慨？）
塞缪尔爵士来势汹汹地说：“我向你指出，你处心积虑地计划除掉这个女孩，希望罗德里克·韦尔曼会回到你身边。”
“当然没有。”（蔑视，再带点厌倦。那会更好。）
这些问题继续进行。就像一个梦，一个噩梦，一场梦魇……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可怕的、伤人的问题。有的问题她有所准备，有的问了她一个措手不及。
要努力记住自己的角色。绝不能松懈，不能说：“是的，我确实恨她。是的，我确实希望她死去。是的，在切三明治的时候我一直想着她要是死了多好……”
要保持镇定、冷静，回答问题尽量简短，不带感情……
奋斗……
每一步都要奋斗……
终于结束了，那可怕的男人坐了下来。埃德温·布尔默先生用亲切又油滑的声音问了几个问题。轻松而愉快的问题，目的是为了消除在交叉询问中她可能给陪审团留下的一些不好的印象。
她又回到了被告席。望着陪审团，茫然地等待……
罗迪。罗迪站在那里，眨了眨眼睛，厌恶地看着眼前的情形。罗迪看起来有点不太真实。
但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颠倒了，白即是黑，上即是下，东即是西……而我不是埃莉诺·卡莱尔，我是“被告”。而且，不管他们是绞死我，还是放了我，一切都不一样了。如果能有什么东西就好了，只要有一样合理的东西能让我抓住……
（彼得·洛德的脸，也许就是它，长满雀斑，有种非凡的神气，还和过去一样……）
埃德温爵士现在问到哪儿了？
“你能告诉我们卡莱尔小姐对你的感情态度吗？”
罗迪用他一丝不苟的声音回答：“我应该说她深深地爱着我，但肯定不是那种狂热的爱。”
“你对你们的婚约满意吗？”
“哦，相当满意。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请你告诉陪审团，韦尔曼先生，为什么这样理想的婚约会破裂呢？”
“嗯，那是在韦尔曼夫人去世后，我想，是有点突然。因为我自己不名一文，我不想娶一个富婆，这让我不舒服。所以，解除婚约是双方同意的。我们都如释重负。”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与玛丽·杰拉德的关系？”
（哦，罗迪，可怜的罗迪，他该有多讨厌这一切！）
“我觉得她很可爱。”
“你爱上她了吗？”
“只是一点点。”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应该是七月五日或六日。”
埃德温爵士用冷冰冰的声音说道：“我认为你之后还见过她。”
“不，我去了国外，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
“你回到了英国，是什么时候？”
“我接到电报后，让我想想，在八月一日，肯定是的。”
“但实际上，七月二十七日你是在英国的。”
“不是。”
“得了吧，韦尔曼先生。别忘了，你在法庭上宣过誓的。你的护照表明你在七月二十五日回到了英国，二十七日晚上再次离开，难道不是吗？”
埃德温爵士的声音里有种威胁的意味。埃莉诺皱起眉头，猛地回到了现实中来。为什么辩护律师要攻击自己的证人？
罗德里克的脸色变得相当苍白。他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勉强地说：“嗯，是的，是这样。”
“二十五日，你有没有去伦敦玛丽·杰拉德的住处拜访她？”
“是的，我去了。”
“你是不是去向她求婚？”
“呃，呃，是的。”
“她怎么回答？”
“她拒绝了。”
“你不是个有钱人吧，韦尔曼先生？”
“不是。”
“你欠了挺多债务的吧？”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知不知道卡莱尔小姐在遗嘱中把她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你在梅登斯福德吗？”
“我不在。”
埃德温爵士坐下了。
控方律师说：“你说你认为被告并没有深深地爱上你。”
“我是这么说的。”
“你是个有骑士风度的人，韦尔曼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一个女人深深地爱上了你，而你不爱她，你会觉得隐瞒这个事实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吗？”
“当然不是。”
“你在哪里上的学，韦尔曼先生？”
“伊顿公学。”
塞缪尔爵士微微一笑，说：“我问完了。”
接下来是阿尔弗雷德·詹姆斯·沃格雷夫。
“你是一位玫瑰种植者，住在伯克斯的埃姆斯沃思，是吗？”
“是的。”
“你是不是曾经在十月二十日去过梅登斯福德的H庄园的门房，察看了那里的玫瑰的生长？”
“是的。”
“请你形容一下这种玫瑰？”
“这是一种藤本月季——泽芙琳·朵格欣。它开香甜的粉红色花朵。没有刺。”
“这种玫瑰不可能刺到人吧？”
“绝对不可能。它是无刺的品种。”没有交叉询问。
“你是詹姆斯·阿瑟·利特戴尔。你是一位有资质的药剂师，受雇于詹金斯与黑尔药品批发公司，是吗？”
“是的。”
“你能告诉我这个纸片是什么吗？”
证物移交给他。
“这是我们的一个标签的碎片。”
“什么种类的标签？”
“这个标签是贴在装皮下注射片剂的管子上的。”
“这张纸片是否足够让你判断这个标签是贴在什么药品的管子上的？”
“是的。我可以肯定地指出，这个管子里装的是1/20格令的盐酸阿扑吗啡的皮下注射片剂。”
“不是盐酸吗啡？”
“不，不可能是。”
“为什么呢？”
“因为盐酸吗啡的管子上，吗啡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M。这张纸片上的第一个字母，通过我的放大镜可以看到，非常清楚，是一个小写的m的一部分，而不是大写的M的一部分。”
“请陪审团用放大镜检查证物。你有没有带标签的样品来？”
标签的样品也移交给陪审团。
埃德温爵士继续发问：
“你说这是盐酸阿扑吗啡？盐酸阿扑吗啡究竟是什么？”
“化学公式为C17H17NO2。它是一种吗啡制剂，通过将吗啡和稀释盐酸在密封管里加热皂化后产生的衍生物。吗啡失去一个水分子。”
“阿扑吗啡有什么特殊性质？”
利特戴尔先生平静地说：“阿扑吗啡是已知的最迅速和最强大的催吐剂。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发挥作用。”
“所以，如果有人吞下了致命剂量的吗啡，然后在几分钟内皮下注射一剂阿扑吗啡的话，会是什么结果？”
“几乎立即就会发生呕吐，吗啡就会排出体外。”
“因此，如果两个人吃了同一个三明治或喝了同一壶茶，假设她们吃的食物或饮料里都含有吗啡，而其中一人立即皮下注射了一剂阿扑吗啡，会是什么结果？”
“注射了阿扑吗啡的人将会吐出食物或饮料里的吗啡。”
“而那个人会受到什么身体损伤吗？”
“不会。”
法庭上突然一阵骚动，法官要求保持肃静。
“你是居住在奥克兰伯纳姆巴查尔斯街17号的阿米莉亚·玛丽·塞德利吗？”
“是的。”
“你是否认识一位德雷珀太太？”
“是的。我认识她已经有二十多年。”
“你知道她婚前姓什么吗？”
“知道。我参加了她的婚礼。她原名叫玛丽·莱利。”
“她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吗？”
“不是，她从英国来的。”
“从庭审开始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场吗？”
“是的，我一直在。”
“你有没有在法庭上见过这个玛丽·莱利或者说德雷珀？”
“有。”
“你在哪里看到她的？”
“在这个证人席上做证。”
“用的什么名字？”
“杰西·霍普金斯。”
“你能肯定，这位杰西·霍普金斯就是你认识的玛丽·莱利或叫作德雷珀的那个女人吗？”
“毫无疑问。”
法庭后面一阵轻微的骚动。
“除了今天，你最后一次见到玛丽·德雷珀是什么时候？”
“五年前。她去了英国。”
埃德温爵士一躬身，说：“证人归你问话了。”
塞缪尔爵士大惑不解地站起来，他说道：“我提醒你，塞德利夫人，你可能弄错了。”
“我没有弄错。”
“可能长得像，你搞混了。”
“我对玛丽·德雷珀太熟悉了。”
“霍普金斯护士是经过认证的社区护士。”
“玛丽·德雷珀结婚前就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指控控方的一位证人做伪证？”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爱德华·约翰·马歇尔，你曾在新西兰奥克兰住了几年，现在居住在德普特福德雷恩街14号，是吗？”
“是的。”
“你认识玛丽·德雷珀吗？”
“我在新西兰认识她好几年了。”
“你今天在法庭上有没有看到她？”
“我有。她自称霍普金斯，但她就是德雷珀夫人没错。”
法官抬起头。他小声但是清楚、有力地说道：“我认为有必要重新传唤证人杰西·霍普金斯到庭。”
法庭暂时无声，庭警嚅嚅地回复说：
“大人，杰西·霍普金斯在几分钟前离开了法庭。”
“赫尔克里·波洛。”
波洛走上证人席，宣读了誓言，捻了捻他的胡子，静静地等着，他的头微微偏向一边。他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地址、电话。
“波洛，你认得这份文件吗？”
“当然认得。”
“它是如何到你手里的？”
“这是由社区护士霍普金斯护士给我的。”
埃德温爵士说：“大人，如果你允许，我想大声朗读这份文件，然后交给陪审团。”
辩护方的结案陈词：
“陪审团的先生们，现在责任落到你们肩上。由你们决定，埃莉诺·卡莱尔是否可以无罪释放，恢复自由之身。如果你们在听取了所有证据之后，仍然觉得是埃莉诺·卡莱尔毒杀了玛丽·杰拉德，那么你们有责任宣判她有罪。
“但如果在你看来，同样有力的证据，也许更加有力的证据，是针对另一个人的话，那你们有责任刻不容缓地释放被告。
“你们如今应该已经明白，这件案子的真相与最初呈现出来的样子大不相同了。
“昨天，在赫尔克里·波洛先生给出戏剧性的证据后，我请了其他证人出庭证明，毫无疑问，玛丽·杰拉德是劳拉·韦尔曼的私生女。这是真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正如大人指出的，韦尔曼夫人血缘最近的亲属，不是她的侄女埃莉诺·卡莱尔，而是她的私生女玛丽·杰拉德。因此，玛丽·杰拉德应该在韦尔曼夫人去世后继承巨额财富。先生们，这就是案子的关键所在。将近二十万英镑的财富将由玛丽·杰拉德继承。但她自己不知道真相。她也不知道霍普金斯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你们可能会想，先生们，玛丽·莱利或者说德雷珀可能有一些完全正当的理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霍普金斯。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她不出面说明原因呢？
“我们所了解到的事情是这样的：在霍普金斯护士的鼓动下，玛丽·杰拉德立下了一份遗嘱，把她所有的一切留给‘玛丽·莱利，伊丽莎·莱利的妹妹。’我们知道，霍普金斯护士出于职业的原因，能够获得吗啡和阿扑吗啡，并且非常熟悉它们的属性。此外也已经证明，霍普金斯护士说自己的手腕被一株无刺的玫瑰刺到这件事也不是真的。她为什么要撒谎，还不是她想急忙掩饰刚刚进行了皮下注射而留下的针孔？别忘了，被告也曾经提到，当她进到餐具室的时候，看到霍普金斯护士看起来好像不舒服，她的脸色是青绿色的——联系到她刚刚用药物强烈催吐过，就不难理解了。
“我要强调另外一点：如果韦尔曼夫人能多活一天，她会立下遗嘱，而极大的可能是，她会为玛丽·杰拉德做出适当的安排，但不会将她的大部分财产留给她，因为韦尔曼夫人坚信，她的私生女如果留在另一个生活圈子，将会更加幸福。
“我所要做的，并不是宣布对另一个人不利的证据，只是要表明，这个人有同样的机会和更强烈的谋杀动机。
“从这一点来看，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向你们提出，指控埃莉诺·卡莱尔谋杀的案子不成立。”
摘自大法官白丁菲尔德的总结陈词：
“……你们必须完全确信，这个女人确实于七月二十七日用致命剂量的吗啡毒杀了玛丽·杰拉德。如果你们不能确信，必须无罪释放被告。
“控方曾陈述，被告是唯一有机会给玛丽·杰拉德下毒的人。辩护方力图证明有其他的可能性。有一种说法认为玛丽·杰拉德是自杀，但唯一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是，玛丽·杰拉德在去世前不久曾立过遗嘱。但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她心情沮丧或不开心，或处于可能导致结束自己生命的精神状态。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吗啡可能是有人趁埃莉诺·卡莱尔去门房的间隙，偷偷进入厨房加到三明治中的。在这种情况下，投毒的目标应该是埃莉诺·卡莱尔，玛丽·杰拉德是被误杀。辩护方提出的第三种说法是，另一个人有同样的机会取得吗啡，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毒药不是放在三明治里而是在茶里。为支持这一说法，辩护方传唤了证人利特戴尔，他发誓说，在备餐室里发现的纸片是装有盐酸阿扑吗啡的管子上所贴标签的一部分，盐酸阿扑吗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催吐剂。已经提交了两种不同的标签样品给你们。在我看来，警方在这方面是粗心失察的，没有更仔细地检查原始纸片就贸然得出这是吗啡的标签的结论。
“证人霍普金斯说，她被门房的玫瑰刺伤了自己的手腕。证人沃格雷夫察看过那株玫瑰，上面没有刺。你们必须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霍普金斯护士手腕上的伤口，以及她为什么要说谎。
“如果控方说服了你们，是被告而非他人犯下此罪，那么你们就必须宣告被告有罪。
“如果辩护方提出的说法是可信的，而且与证据一致，那么被告就必须无罪释放。
“我会要求你们根据摆在你们面前的证据，以勇气和勤勉，慎重考虑你们的判决。”
埃莉诺被带回法庭。
陪审团鱼贯而入。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得出一致的判决了吗？”
“是的。”
“看着被告席上的人，宣告她是有罪还是无罪。”
“无罪。”
他们从侧门带她离开法庭。
她看到很多面孔在迎接她——罗迪，还有那位小胡子侦探。
但是她转向了彼得·洛德。
“我想离开。”
她和他现在坐在平稳行驶的戴姆勒车中，迅速离开伦敦。
他什么也没有说。她享受着这难得的沉默。
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她离得越来越远。
新的生活……
这正是她想要的……
新的生活。
她突然说道：“我，我想去个安静的地方，看不见任何人的地方。”
彼得·洛德平静地说：“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会去一家疗养院。安静的地方。有美丽的花园。没有人会打扰你，或找到你。”
她叹了口气，说：“是的，这正是我想要的。”
她想，因为他是医生，所以能够理解。他知道，也不来烦她。幸好和他一起安安静静地来到这里，远离这一切，远离伦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她想忘记，忘记一切。一切都不再真实。全都不见了，消失了，结束了，过去的生活和旧日的感情。她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毫无戒备的生物，简陋、原始，一切重新开始。很奇怪，很害怕。
但是和彼得·洛德在一起令人宽慰。
他们现在已经出了伦敦，穿行在郊区。她终于说：“全靠你，多亏你。”
彼得·洛德：“全靠波洛。这家伙是个魔法师！”
但埃莉诺摇摇头。她固执地说：“是你。是你抓着他，让他做的吧！”
彼得笑了。“好吧，是我让他做的。”
埃莉诺说：“你知道我没那么做，还是你也不确定？”
彼得干脆地回答：“我从来都不十分确定。”
埃莉诺说：“所以我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差点说了‘我有罪’，因为，你瞧，我确实那么想过……那天，当我在小屋外面笑个不停的时候，我确实那么想过。”
彼得说：“是的，我知道。”
她不解地说：“现在想想觉得很奇怪，就像中了邪。那天我买了鱼糜，在切三明治的时候，我假装编一个故事，我想着‘我把毒药混进去，她吃了就会死掉，然后罗迪就会回到我身边。’”
彼得·洛德说：“假装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人们纾解情绪。这不是坏事，真的。你通过幻想把这些情绪从心里排解出来。就像出汗把废物从身体里排泄出来一样。”
埃莉诺说：“是的，这是真的。因为它一下子就消失了！我指的是，内心的阴暗！当那个女人提到门房外的玫瑰时，一切就恢复了，回到了正常的心态。”
然后她打了一个寒噤，说：“后来，当我们走进晨间起居室，她已经死了，快死了。我当时的感受是：设想谋杀和实施谋杀有多大区别？”
彼得·洛德说：“天差地别！”
“是的，但有那么大吗？”
“当然有！设想杀人并没有真正造成任何伤害。有些人愚蠢地认为这等同于策划一起谋杀！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想的时间足够长，你会突然间克服了那种阴暗的情绪，觉得这一切都很傻！”
埃莉诺哭着说道：“噢！你真能安慰人。”
彼得·洛德回答得语无伦次：“一点也不。只是常识。”
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埃莉诺说：
“每一次在法庭上，我都会看着你。它给了我勇气。你看起来如此普通。”
然后她笑了起来。“我太失礼了！”
他说：“我明白了。当你身处梦魇之中时，普通反而是唯一的希望。总之，普普通通的东西是最好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她坐进汽车以来第一次，转过头看着他。
看到他的脸没有像看到罗迪的脸那样，总是让她感到痛苦，那上面没有混合着大喜大悲的心潮起伏，相反，让她感到温暖和安慰。
她想，他的脸多么好看，好看而且有趣，还有，是的，令人宽慰。
车子继续行驶。最后，他们来到一扇大门前，驶向上山的行车道，直到抵达一座位于山丘一侧的宁静的白色房子前。
他说：“你在这里会很安全。没有人会打扰你。”
她冲动地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她说：“你，你会来看我吗？”
“当然。”
“常来吗？”
彼得·洛德说：“你想我来我就来。”
她说：“请来，请常来。”
赫尔克里·波洛说：“所以你看，我的朋友，别人告诉我的谎言和真话一样有用。”
彼得·洛德说：“难道每个人都对你撒谎了？”
波洛点点头。“哦，是的！你知道的，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其中一位，将真相视为一项义务，而这个人既敏感又执拗，那个人是最困扰我的！”
彼得·洛德喃喃地说：“埃莉诺自己！”
“正是。证据表明她是有罪的。而她自己，由于她那敏感而苛求的良心，不作任何辩解。她指责自己有过那样的想法，尽管没有真正行动，她已经几近于放弃一场令人厌恶的肮脏的斗争，打算在法庭上承认一项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
彼得·洛德恼怒地叹了口气。“太不可思议了。”
波洛摇摇头。“确实非常不可思议。她谴责自己，因为她用比普通人更加严格的道德标准来审判自己！”
彼得·洛德若有所思地说：“是的，她就是那样的。”
赫尔克里·波洛继续说：“我的调查刚刚开始的时候，结果总是指向埃莉诺·卡莱尔，她有极大的可能性犯下了她被指控的罪行。但是，我履行了我对你的承诺，我发现了另一个人可能犯下一桩更大的罪行。”
“霍普金斯护士吗？”
“开始的时候不是。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是罗德里克·韦尔曼。对他的调查也是从一个谎言开始。他告诉我，他七月九日离开英国，八月一日回国。但霍普金斯护士曾轻描淡写地提到玛丽·杰拉德不管是在梅登斯福德还是‘当她在伦敦再次看见他’都拒绝了罗德里克·韦尔曼的求婚。你告诉过我，玛丽·杰拉德是七月十日去的伦敦——是罗德里克·韦尔曼离开英国后一天。那么玛丽·杰拉德是什么时候和罗德里克·韦尔曼在伦敦见的面呢？我请了我那位神偷朋友协助，通过检查韦尔曼的护照，我发现他从七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在英国。他故意撒谎了。
“那段时间有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是当埃莉诺·卡莱尔去门房的时候，三明治一直放在厨房的盘子里。我一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埃莉诺才是那个预期的受害者，而不是玛丽。罗德里克·韦尔曼有没有杀害埃莉诺·卡莱尔的动机？是的，一个非常充分的动机。她立了遗嘱，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留给他，而且通过巧妙的提问，我发现罗德里克·韦尔曼自己可能知道这个事实。”
彼得·洛德说：“那你为什么又认定他是无辜的呢？”
“因为另一个谎言。一个愚蠢、拙劣、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谎言。霍普金斯护士说，她被玫瑰刺到了手腕，所以手上扎了一根刺。当我去那里的时候，看见玫瑰上并没有刺。所以很明显霍普金斯护士说了谎——而这个谎言太愚蠢，看似毫无意义，这才把我的注意力引到了她身上。
“我开始怀疑霍普金斯护士。在那之前，她给我的印象是个可靠的证人，自始至终怀着对被告的强烈的偏见，鉴于她对于死去的女孩的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但现在，一旦那个愚蠢、没有意义的谎言在我脑海里生根，我开始仔细地思考霍普金斯护士和她的证据，我意识到一些我之前由于不够聪明而没有发现的东西。霍普金斯护士知道一些关于玛丽·杰拉德的事情，她急于要把这些事情揭发出来。”
彼得·洛德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是反过来？”
“从表面上看，是的。她给了别人一种知道什么事情却不愿意说出来的印象！但是，当我仔细思考后发现，她说的关于这件事的每一个字，都在表示截然不同的目的。我和奥布莱恩护士谈话后，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观点。霍普金斯在奥布莱恩护士浑然不觉的情况下，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她。
“这样一来就很明显，霍普金斯护士在玩着她自己的把戏。我对比了这两个谎言，她的和罗德里克·韦尔曼的。是否两者都有无罪的解释呢？
“首先看罗德里克的情况，我立即给出了答案。是的。罗德里克·韦尔曼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要让他承认自己无法信守留在海外的计划，而是偷偷溜回来去见他喜欢的姑娘，而那姑娘又对他无意，这对他的自尊心是极大的伤害。既然无人怀疑他是否曾经出现在谋杀现场附近，他也对谋杀一无所知，所以他选择了最省事的做法，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最典型的性格特质！），所以故意隐瞒了自己曾匆匆回国的事实，只说他是八月一日接到谋杀案的消息才回国的。
“现在来看看霍普金斯护士，她的谎言有没有无罪的解释呢？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就越是觉得不对劲。不过是一个手腕上的伤口，霍普金斯护士为什么要说谎？这个伤口意味着什么？
“我开始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被偷走的吗啡属于谁？霍普金斯护士。谁能够给老韦尔曼夫人服用吗啡？霍普金斯护士。是的，但她为什么要告诉人们吗啡不见了呢？如果护士霍普金斯是有罪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另一起谋杀，谋杀玛丽·杰拉德，早已经计划好，而且替罪羊也已经选好，但这个替罪羊必须被证明有获得吗啡的机会。
“其他的事情也都吻合了。写给埃莉诺的匿名信。这封信是要挑拨埃莉诺和玛丽之间的感情。原先的设想无疑是埃莉诺会来到庄园，阻止玛丽对韦尔曼夫人施加的影响。而罗德里克·韦尔曼热烈地爱上了玛丽，当然这是完全没有预见到的——但霍普金斯护士很快意识到了。对于替罪羊埃莉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动机。
“但犯下这两桩罪行的原因是什么？霍普金斯护士有什么动机要除掉玛丽·杰拉德？我开始看到了一点光，还非常微弱的光。霍普金斯护士对玛丽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利用这种影响力做的事之一是促使玛丽立了遗嘱。但遗嘱并没有惠及霍普金斯护士。受益的是玛丽住在新西兰的姨妈。然后我想起了一次偶然的谈话，村里有人曾告诉我，那个姨妈曾是医院的护士。
“现在，光线已经不再那么黯淡了。犯罪的模式和构想越来越明显。接下来的步骤就简单了。我再次拜访了霍普金斯护士。我们彼此都把戏演得很精彩。最后，她半推半就地说出她早就计划好要说的一切！只不过，或许说得比她计划的要早了一点！但机会是那么好，她无法抗拒。而且，毕竟，真相早晚都要公开的。所以，她假装十分不情愿地拿出了一封信。然后，我的朋友，事情不再是我的猜测了。我知道了！这封信出卖了她。”
彼得·洛德皱了皱眉头，说：“为什么？”
“亲爱的朋友（原文为法语。——译者注。）！那封信的收信人是这样写的：给玛丽，在我死后寄给她。但是，信的内容中却说得非常清楚，玛丽·杰拉德不应该知道真相。此外，信封上写着‘寄给’（而不是‘交给’）也是一种启示。这封信不是写给玛丽·杰拉德的，而是另一个玛丽。这是写给她的妹妹，住在新西兰的玛丽·莱利的，伊丽莎·莱利在信中告诉了她真相。
“霍普金斯护士不是在玛丽·杰拉德去世后，在门房找到这封信的。这封信一直带在她身边很多年了。她在新西兰收到了这封信，是在她姐姐去世后收到的。”
他停了一下。“一旦人们用心灵的眼睛看穿真相后，剩下的就很容易了。快捷的航空旅行使得住在新西兰认识玛丽·德雷珀的证人可以及时出现在法庭上。”
彼得·洛德说：“要是你弄错了呢，霍普金斯护士和玛丽·德雷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怎么办？”
波洛冷冷地说：“我永远不会错！”
彼得·洛德大笑起来。
波洛继续说：“我的朋友，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叫玛丽·莱利或德雷珀的女人更多的事情。在她突然离开新西兰之前，新西兰警方一直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给她定罪，但他们盯上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一个她看护的病人，一位老太太，给‘亲爱的莱利护士’留下了非常可观的一笔遗产，她的死让她的主治医生十分困惑。玛丽·德雷珀的丈夫生前投了一大笔人身保险，受益人是她，而他的死是突然的，难以解释的。对她来讲不幸的是，虽然他给保险公司开出了支票，却忘了将它寄出去。还有其他人的死亡可能与她有关。可以肯定的是，她是一个冷血无情、不择手段的女人。
“可以想见，她姐姐的来信给她那足智多谋的头脑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当新西兰对她来说已经风险太大、危机四伏的时候，她来到了这个国家，并以霍普金斯的名字重操旧业（这是她以前医院的同事的名字，那个人在海外去世了），梅登斯福德是她的目的地。她也许曾经考虑过勒索。但老韦尔曼夫人不是那种甘心被勒索的女人，而莱利护士，或者说霍普金斯，非常明智没有试图这样做。毫无疑问，她做了调查，发现韦尔曼夫人是个非常富有的女人，而韦尔曼夫人无意中的一些话可能暴露了这样的事实：这个老太太没有立遗嘱。
“因此，在六月的那天晚上，当奥布莱恩护士告诉她的同事说韦尔曼夫人要请律师时，霍普金斯毫不犹豫就动手了。韦尔曼夫人必须不立遗嘱就死去，这样才能让她的私生女继承她的钱。霍普金斯早已经和玛丽·杰拉德成了好朋友，并且对这个姑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服女孩订立遗嘱，把她的钱留给母亲的妹妹，她非常谨慎地使用遗嘱里的措辞。上面没有提到亲属关系，只是写着‘玛丽·莱利，已故的伊丽莎·莱利的妹妹。’一旦写下这份遗嘱，玛丽·杰拉德就注定要死。那个女人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我想，她已经计划好了犯罪的方法，使用阿扑吗啡以确保自己有不在场证明。她可能打算让埃莉诺到她的小屋去，但是当埃莉诺来到门房，邀请她们两人去吃三明治，她立刻意识到这是完美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埃莉诺几乎肯定会被定罪。”
彼得·洛德慢慢地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她已经被定罪了。”
波洛连忙说：“不，是你，我的朋友，她要感谢你救了她一命。”
“我？我什么也没做。我努力——”
他打住了。波洛微微一笑。 “我的朋友（原文为法语。——译者注），你非常努力，不是吗？你很不耐烦，因为我似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且你也很害怕，毕竟她可能是真的有罪的。因此，你极端无礼地竟然对我撒谎！但是，亲爱的朋友（原文为法语。——译者注），你还不够聪明。将来，我劝你还是专注于麻疹和百日咳，不要去破案了。”
彼得·洛德的脸红了。他说，“你一直都知道吗？”
波洛严肃地说：“你把我领到灌木丛中的一块空地上，还帮我找到了你刚刚放在那里的德国火柴盒！这都是幼稚的小把戏（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彼得·洛德哆嗦了一下。他呻吟道：“别提了！”
波洛继续说：“你和园丁谈话，并诱导他说出他看到了你的车停在路上，然后你又吃惊地假装这不是你的车。你死死地盯着我，要确保我意识到那天早上有个陌生人在那里。”
“我是个该死的傻瓜。”彼得·洛德说。
“你那天早上在H庄园干什么？”
彼得·洛德的脸红了。“只是犯傻。我听说她来了。我去大房子里希望能有机会看到她。我不是说要跟她说话。我只是想看看她。从灌木丛中的那条小径上我看到她在厨房里切面包和黄油——”
“夏绿蒂和诗人维特。（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译者注）继续说，我的朋友。“
“哦，没有什么可讲的。我只是溜进灌木丛，在那里看着她，直到她走开。“
波洛温和地说：“你第一次看见埃莉诺·卡莱尔就爱上了她？”
“我想是的。”
长时间的沉默。
彼得·洛德说：“哦，好了，我想她和罗德里克·韦尔曼从此以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波洛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可完全想错了！”
“怎么错了？她会原谅他和玛丽·杰拉德的事。反正，那只是他一时的头脑发热。”
波洛说：“不止如此。有时候，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鸿沟比你想象的要深。当一个人走出死亡荫翳的幽谷，走到阳光之下，那时，亲爱的朋友（原文为法语。——译者注），就是新生活的开始。过去将留在过去。”
他等了一分钟，然后接着说：“一个新的生命，这正是埃莉诺·卡莱尔现在要开始的，是你给了她新的生命。”
“不是。”
“是的。是你的决定，你那傲慢的坚持，强迫我按你的要求去行动。现在承认吧，她应该感激的人是你，是不是？”
彼得·洛德慢慢地说：“是的，她非常感激。现在，她要我去看她，经常去。”
“是的，她需要你。”
彼得·洛德激动地说：“她更需要的是——他！”
波洛摇摇头。“她从来不需要罗德里克·韦尔曼。她爱他，是的，但不快乐，甚至是绝望的。”
彼得·洛德一脸严峻，不以为然地说：“她永远不会像爱他那样爱我。”
波洛轻声说：“也许不会。但她需要你，我的朋友，因为只有和你在一起，她才能够开始新的生活。”
彼得·洛德没有说话。
波洛的声音非常温柔：“你不能接受事实吗？她爱过罗德里克·韦尔曼。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和你在一起，她才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