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瓦伦太太，我看不出你因为什么不寻常的原因而不安；我也想不通，我的时间是这样宝贵，自然不能干预此事。我确实还有其他要办的事情。”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这样说，一边将身体转向他那本巨大的剪贴簿。那里面有他剪贴的一些最近的材料，他还编了索引。
不过，房东太太不但很执拗，还展现了女性的巧妙方法。她一点儿也不让步。
“去年，您替我的一个房客办过一件事，”她说，“我说的是费戴尔·霍布斯先生。”
“嗯，对，是的，很简单的一件事。”
“可他老不停地说——说您会帮忙，先生，他说您可以把没有头绪的事查清楚。当我自己感到怀疑、无所适从的时候，就想起了他说的话。我了解，除非您不愿意，否则一定可以办到。”
只要别人恭维他，福尔摩斯就变得好说话了。如果别人待他诚恳，他也会尽可能主持公道。正是这两股力量让他用一声叹息表示同意，并把胶水刷子放下，把椅子拖开。
“那好，那好，瓦伦太太，那就给我们讲讲吧。我抽烟，你会允许吧？多谢。华生，火柴。我知道，你有位新房客，待在房间里，可是你看不到，因此你很发愁。那又能怎么样，上帝保佑你，瓦伦太太，如果你的房客是我，你有时会连着几周都看不到我的。”
“那倒是，先生，不过这回是不同的情形啊。我很害怕，福尔摩斯先生，我害怕得连觉都睡不着。从一大早到深夜都只听见他走来走去的急促的脚步声，却从来连他的人影都没见过，我可受不了这个。我丈夫虽然和我一样都很紧张，可是他每天都要出去上班，而我就没法躲开了。他有什么隐瞒的呢？他都做了些什么？屋子里除了那个小姑娘外，就只有我和他了。我的神经无法承受了。”
福尔摩斯向前俯下身，伸出细长的手指放在房东太太的肩膀上。只要他需要，他安慰人的力量几乎像催眠术那么厉害，她的目光由恐惧转变成镇定，表情也不再紧张，和平常一样了。她坐在了福尔摩斯指向的那张椅子上。
“我必须了解全部细节才能办事，”他说，“别急，好好儿想想。最小的细节反而可能最重要。你说的是，十天以前这个人才来，交给你两周的住宿费和伙食费？”
“他问需要多少钱，先生。我说一周要五十个先令。房间包括一间小起居室还有卧室，在顶楼，用品很齐全。”
“其他呢？”
“他说：‘我每周给你五镑，条件是我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行事。’先生，我很穷，瓦伦先生挣的钱不多，钱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他当时就给了我一张十镑的钞票。‘如果你答应了我的条件，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半个月你都能得到这么多钱。’他说，‘否则，我不会将就你。’”
“条件是什么？”
“嗯，先生，他提出把房子的钥匙交给他。这也很正常，房客常常要钥匙。另外，他还要完全自由自在，以任何借口去打扰他都是绝对不行的。”
“这其中应该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应该没什么，从道理上说。可这又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他在这里住了十天，瓦伦先生、我和那个小姑娘一次都没有见过他。晚上、早上、中午，就听见他走过来又走过去的急促的脚步声。在第一个晚上以后，他从没走出过房门。”
“哦，第一个晚上他曾经出去过？”
“是这样，先生，回来得还挺晚的——在我们睡觉以后。他搬进来后就对我说过，他回来很晚，不让我把大门闩上。他回来时我听到了，是后半夜了。”
“他在吃饭？”
“他特意说过，只有他按铃，我们才可以为他把饭放在门外的一把椅子上。他吃完后会再次按铃，我们再到他门外把椅子上的东西收走。如果他需要其他的东西，就在一张纸上用铅字体写出来留给我们。”
“用的是铅字体？”
“对，先生，铅字体，用铅笔写的。只写一个词，没有别的。我带了一张来，您看看——肥皂。还有一张——火柴。他在第一个早上还留下了这个——《每日新闻》。每天早上，我就把报纸和早餐都放在那里。”
“我的天，华生，”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惊奇至极地看着房东太太递过来的几张大纸片，“这实在有点儿反常。我能理解深居简出，但写铅字体是为什么呢？写铅字体是一种很笨的办法。随便写为什么不行呢？这能看出什么，华生？”
“他这是想隐瞒笔迹。”
“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字被房东太太看见又有何妨？你说的有可能。另外，为什么把通知写得这样简单呢？”
“我想不出。”
“这种做法就耐人寻味了。写字用的是不同一般的笔，紫色，笔头很粗。你看，写好之后是将纸从这地方撕开的，所以撕去了‘肥皂’这个字里的‘S’的一部分。这一定代表了什么，对吧，华生？”
“代表很谨慎吗？”
“确实如此。显然，还会有一些如指纹和其他东西等记号可以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查明这是个什么人。瓦伦太太，你说此人是中等身材，黑黑的，长胡子。年纪大约多少？”
“很年轻，先生，不会超过三十岁。”
“嗯，你没更多的情况可以说啦？”
“他英语说得很好，先生，可是，通过口音我觉得他是个外国人。”
“穿着是不是很讲究？”
“是的，先生，派头像绅士一样——黑衣服，我没看到特别之处。”
“他没说他叫什么名字？”
“是的，先生。”
“他没收到过信，也没有来找他的人？”
“是的。”
“不论是你还是那个小姑娘，一定在某个早上到他的房间去过喽？”
“不，先生，一切都是他自己照料的。”
“哦？太奇怪了。行李呢？”
“一个棕色大手提包，是他随身带着的，没有别的什么。”
“嗯，看来能帮助我们的材料很少。你说没有从他房间里带出来过任何东西，一样也没有吗？”
房东太太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又把从里面取出的两根燃过的火柴和一个烟头放在了桌子上。
“这些东西是今天早上在他盘子里发现的。我拿来给你看看，因为我听说从小东西上你也能看出大问题。”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这没什么特别的，”他说。“火柴当然是点过香烟的，因为燃烧后的火柴棍剩下的只有这么一点儿，另一半是在点一支烟或是一支雪茄时烧去的。不过，唉，这个烟头有点儿怪。你曾说这位先生上唇和下巴都长了胡子？”
“不错，先生。”
“这就让我想不明白了。我认为，只有把胡子剃光的人抽的烟才会这样。嘿，华生，就像你嘴上只有那么一点儿胡子，也会被烧焦的。”
“用的是烟嘴儿吧？”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不是。烟头都被衔破了。瓦伦太太，我想不会是房间里有两个人吧？”
“不会，先生。他饭量很小，我总担心他吃这么少可能会被饿死。”
“嗯，我看我们还得等等，要找到更多的材料。反正，你没有抱怨的必要。你收了房租，这个房客虽然不寻常，但也不会惹麻烦。他出了很多钱，如果他有什么要隐瞒的，也与你并无直接关系。我们没有干预他人私事的理由，除非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事与犯罪有关。既然你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不会丢下不管。如果有新情况，请和我说；在你需要时，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帮助。”
“这里面确实有几点很有趣，先生，”房东太太走后他说，“当然，可能是小事——个人奇怪的习惯，但与表面现象比也可能有更多的奥妙。我首先想到了一种明显可能的情况，也许现在住着的根本是两个同租房间者。”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嗯，除了那个烟头，这位房客在租了房间后马上有一次外出，而且只有这一次，这难道说明不了什么吗？他回来时——也可以说某个人回来时，现在没有一个见证人。我们没有能够证明回来的人和出去的人是同一个人的证据。另外，租房间的人英语说得很好，另一个却把‘matches’写成了‘match’。我推测，这个字应该是从字典中查到的。字典里有的只是名词而没有复数。这种简短的方式也许是在掩盖不懂英语的情况。对，华生，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的房客被人顶替了。”
“目的能是什么呢？”
“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有一个调查方法十分简易明白。”他拿出一本大书，书中都是伦敦各家报纸的寻人广告栏，是他平日保存下来的。“天啊！”他翻看着说道，“真是一个呻吟、喊叫和废话的大合唱啊！也是由一堆奇闻逸事组成的大杂烩！但这对于一个异乎寻常的学者来说肯定是一个最宝贵的猎场！这个人孤零零的，给他写信就难免会泄露其中的机密。外面的消息又是怎样传到他那里的呢？途径很明显，是报上的广告。看来找不到其他办法。幸好需要我注意的只有一份报纸。这些摘录于最近两个星期的《每日新闻》：‘王子滑冰俱乐部围着黑色羽毛围巾的女士’——不去管这个。‘吉米应该不会让他的母亲伤心’——这与我们没关系。‘如果这位在布里克斯顿的公共汽车上昏倒的女士’——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每天，我的心都充满了渴望——’废话，华生，都是废话！啊，有可能的是这一段。你听：‘要有耐心。将寻找一种靠得住的方法来通信。暂时，仍用这栏。G.’这段刊登在瓦伦太太的房客住进来两天之后。这难道一点儿都不像吗？可能这个神秘的客人是懂英语的，虽然并不会写。看看，还能不能发现其他线索。嗯，这儿有——是三天之后的。‘有效安排正在作。耐心谨慎。乌云终会散去。G.’接下来的一周没有什么。这里说得就很明确了：‘已清除道路。有机会时，信号当发出，说定的暗号要记住——一为A，二为B，依此类推。消息你很快就会听到。G.’这是在昨天的报纸上刊登的。今天的报纸没有与这有关的东西。这一切与瓦伦太太那位房客的情况很一致。华生，如果我们多等等，我相信可以更好地看清这件事情。”
确实是这样。早上，我发现我的朋友在炉边的地毯上背朝炉火站着，脸上的笑容显得很满意。
“这个如何，华生？”他喊道，拿起了桌子上的报纸。‘高房子，红色，白石门面。三楼。左数第二个窗口。天黑以后。G.’这已经相当明确了。我想，我们一定要在早饭后去对瓦伦太太的这位邻居进行一下查访。啊，瓦伦太太！你今天早上会带给我们什么好消息呀？”
我们的这位委托人这时气冲冲地跑了进来，这说明事情出现了新的重大发展。
“需要找警察了，福尔摩斯先生！”她嚷着，“我真的没法忍受了！就让他拎着自己的提包走吧。本来我是想直接告诉他要他走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先听听你们有什么意见。可是我忍无可忍了，老头子被打了一顿，这时候——”
“瓦伦先生被打？”
“反正对他真是粗暴。”
“说的是谁呀？”
“哎呀，我也想知道呢！就发生在今早，先生。瓦伦先生在托特纳姆宫廷路莫顿-威莱公司做计时员，七点之前他就要出门。好了，今天早上，他出门还没走多远，有两个人从后面跑出来，用一件衣裳把他的头蒙住，捆起来装进了路旁的马车里。他们驾着车跑了一个钟头，然后开门把他拖出来。他在路上躺着，连魂儿都吓没了。他并没有看见马车是怎么一回事，慢慢站起来后，才知道那里是普斯特德荒地。他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现在还在沙发上躺着呢。我立刻就到这儿来告诉你们了。”
“真有趣，”福尔摩斯说，“他有没有看见那两个人的脸，听没听见他们说话？”
“没有，他被吓傻了。他知道的只有抬起他、扔下他都和变戏法似的。人至少有两个，也可能有三个。”
“你把这件事和你的房客联系起来了？”
“唉，我们住在这儿已经十五年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叫他请吧，钱不算什么。他要在天黑以前离开我的房子。”
“等一下，瓦伦太太。不要鲁莽。我开始有一种感觉：这件事或许比我最初看到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很显然，你的房客受到某种危险的威胁。也很明显的是，他的敌人就在你房子附近躲着等候他。在朦胧的晨光中，他们看错了，以为你丈夫就是他。在发现弄错了以后，就放了你丈夫。如果没看错，他们又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们只好这样推测。”
“那我该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
“我希望能与你的这位房客见一面，瓦伦太太。”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安排，除非你硬闯。每次我把盘子留下后下楼，就能听到他打开了门锁。”
“他要把盘子拿到屋子里。我们自然可以在一个地方躲起来看到他。”
房东太太想了想。
“好的，先生，对面有个小房间是放箱子用的。我再拿一面镜子来，如果你们在门后躲起来，大概可以……”
“太棒了！”福尔摩斯说，“他吃午饭是几点？”
“一点钟左右，先生。”
“华生和我会准时到的，不过现在嘛，瓦伦太太，咱们就再见了。”
我们在十二点半到了瓦伦太太住宅的台阶上。这是一幢黄色砖房，高大却单薄，位置在大英博物馆东北面的很窄的奥梅大街上。虽然它靠近大街的一角，但从那里一眼望去，能够看到霍伊大街和街上更豪华的住宅。福尔摩斯笑了，他向一排公寓住宅的一幢房屋指去。他注意到了房屋的设计式样。
“看，华生！”他说，“‘高房子，红色的，白石门面。’就是这个地点。地点和暗号我们都知道了，这让我的任务变得简便了。有一块‘出租’的牌子放在那扇窗户上。很明显，这套空着的住房就是那伙人的进出之处。啊，瓦伦太太，现在如何？”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如果你们二位都来，鞋子就放在楼下的楼梯平台上吧。现在我就领你们去。”
她安排了个很好的藏身处，镜子的位置也正好，这使坐在黑暗中的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对面的房门。瓦伦太太刚走，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就听见这位神秘邻居叮当的按铃声在远处响起。不大工夫，房东太太出现了，她手里拿着盘子，把盘子放在一张关着的房门旁边的椅子上，然后离开了，脚步声很重。我们在门的角落里蹲伏着，盯着镜子看。听不到房东太太的脚步声了，突然有钥匙转动的声音响起，门把手被扭动了。从门中迅速地伸出了两只纤细的手，端走了椅子上的盘子。不一会儿，盘子又被放回原处。我看见一张面孔，阴郁、美丽而惊慌，向放箱子房间的一丝门缝儿瞪视着。房门随后猛地被关上，钥匙转动了一下后一切恢复了平静。福尔摩斯拉了拉我的袖子，我们从楼梯上偷偷溜了下来。
“晚上我再来，”福尔摩斯同房东太太说，“我觉得，华生，此事我们有必要回去讨论一下。”
“你看，我的推测是正确的，”他说话时坐在安乐椅里。“房客被人顶替了。我没想到的是，我们发现的居然是一个女人，而且很不一般，华生。”
“我们被她看见了。”
“嗯，她看到了让她惊慌的情况，这点可以肯定。事情的脉络显现出来了，是不是？一对夫妇来到伦敦避难，想逃离异常可怕的和紧急的危险。他们防备的严密程度体现了危险的程度。男人要办急事，这时他想让女人住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问题很难，不过他想出了一个新颖的解决办法，效果也好极了，她的存在连送饭给她的房东太太都不知道。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白了，用铅体字写条的目的是不让别人看出这是个女人写的字。男人和女人不能接近，一接近就会把敌人引来。他直接联系不到她，就利用寻人广告栏。现在，所有的事都很清楚了。”
“可是，是什么样的根由呢？”
“啊，对，华生——这个问题很严肃又很实际！是什么样的根由呢？事情在瓦伦太太想入非非的问题下被扩大了，并且更危险的一个方面出现在了我们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并非普通的爱情纠葛。那个女人在发现危险迹象时的脸色你也看到了。我们也听说过房东先生曾经遭到袭击，这针对的无疑是这位房客。因为惊恐和拼命保守秘密，便足以看出这是一件关系到生死的大事。瓦伦先生遭袭进一步说明敌人自己——不管他们是谁——也并不知道一位男房客已经被一位女房客顶替了。此事太离奇复杂了，华生。”
“你为什么要做下去？你希望从这件事中得到什么？”
“是啊，为了什么呢？也许这就叫为艺术而艺术，华生。你在看病时，我想你会一心研究病情而忘掉出诊费吧？”
“那样为的是得到教育，福尔摩斯。”
“教育永远没有止境，华生。课程学不完，每一门都要精益求精。这件案子有很好的启发性。里面没现钱也没存款，但我们依然要查清楚。等到天黑，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调查又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又来到瓦伦太太住的地方，这时，伦敦冬天的黄昏又朦胧了许多，就像一块灰色的帷幕，在这单调的颜色中只有窗户上明亮的黄色方玻璃和煤气灯昏暗的灯光才不那么死气沉沉。寓所有一间黑洞洞的起居室，我们从里向外窥视时，又有一束暗淡的灯光在昏暗中高高亮起。
“有人在那个房间中走动，”福尔摩斯说话的声音很低，将他那急切而瘦削的脸向窗前探去。“是的，我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再次出现，手里还拿着蜡烛。他向四周窥视着，显得戒备十足。现在他晃动了灯光，这是在发信号。一下，这一定是A。华生，你也作个记录，然后我们一起核对。你看到几下？二十。我也一样。二十是T。AT——这已经很明白了！又一个T。这当然是第二个字的开头了。现在是——TENTA。停了。不会就这么完了吧，华生？AT-TENTA没有含义啊。那么三个字——AT-TEN-TA，也没有含义。或者T、A是两个人各自的姓名的缩写。又发信号了！这回是？ATTE——嗯，重复了一遍。奇怪，华生，奇怪呀！又停了！AT——嗯，再次重复，每次都是ATTENTA！他要重复到什么时候？发完了。他从窗口离开了。华生，你是怎么看这事的？”
“是联系的密码，福尔摩斯。”
突然，我的同伴领悟到了什么，发出了笑声。“这密码并不十分晦涩难懂，华生，”他说，“对了，用的是意大利文！意思就是信号A所发的对象是一个女人。‘小心！小心！小心！’如何，华生？”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
“毋庸置疑。这是个紧急信号。重复三次表示更急。小心什么呢？等一下，他又来到窗口这儿了。”
我们又看见了模糊的侧影，是一个蹲伏着的人。当又开始发信号时，窗前也有一点儿小火苗又来回晃动了。信号打得比上次快多了，快到几乎记不下来。
“帕里科洛——Perlcolo——嗯，华生，这个的意思是？是不是‘危险’？是的，这信号真的表达的是有危险的意思。他又来了！PERI——啊，这究竟是……”
亮光一下子熄灭了，发亮的方窗格也不见了，第四层楼在这幢大厦上像一道黑带子，而其他层的窗扉都很明亮。最后的紧急呼叫一下子中断了。发生什么了？是谁打断了行动？我们的脑子里立即同时出现了这个想法。在窗户旁边蹲伏着的福尔摩斯一跃而起。
“情况严重了，华生，”他嚷了起来，“要出事！为什么信号就这么停了？我要就此联系警察厅。可是，时间紧迫，我们又不能走开。”
“我去行不行？”
“我们一定要把情况弄得更明白些。也许它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清楚的解释。走，华生，我们还是亲自出马，看看怎样解决。”
在我们走到霍伊大街上后，我回头向我们刚离开的建筑物望了一眼。我隐约看见顶楼的窗口有一个头影，是一个女人头部的影子，显得紧张而呆滞，向外面的夜空望着，正在屏住呼吸无声地等待那中断的信号重新开始。有一个人在霍伊大街公寓的门道上靠着栏杆站着，这个人围着围巾、穿着大衣。当门厅的灯光在我们的脸上照过时，这个人显得非常吃惊。
“福尔摩斯！”他喊了出来。
“是葛莱森！”我的同伴也说，并且手已和这位苏格兰场的侦探握在了一起。“这就是不是冤家不聚首啊。你是被什么风吹到这儿来了？”
“我想，和你是一样的，”葛莱森说，“真是难以想象，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有好几根线，只有一个头。我正记录信号。”
“信号？”
“不错，就是从那个窗口。发到一半时停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既然你在办这件案子，不会有错，我看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管了。”
“等一下！”葛莱森的语气很恳切，“我要公道地对你说一句，福尔摩斯先生，只要有了你，我每次办案子都感觉踏实很多。这座房子的出口只有一个，因此他跑不了。”
“谁？”
“嗯，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这次可是领先一步了。这回你要允许我们领先了。”他用手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地，然后一个手拿马鞭的车夫从街那头的一辆四轮马车旁向这边踱来。“我能为福尔摩斯先生介绍下你吗？”他问车夫。“这位是莱弗顿先生，是平克顿美国侦缉处的。”
“就是那位英雄，长岛山洞奇案的？”福尔摩斯说，“真是幸会，先生。”
这个美国人是个青年，他沉静又精明，脸尖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在福尔摩斯这样赞扬他后，他禁不住满脸通红。“福尔摩斯先生，我只不过是为生活奔波，”他说，“如果我可以把乔吉阿诺抓住——”
“你说的是红圈会的乔吉阿诺？”
“嗯，他在欧洲很有名对吧？他的事情我们在美国也听说了。我们了解到已有五十件谋杀案的主犯都是他，可是我们却抓不住他。从纽约我就跟踪他。在伦敦的整整一周内我都离他不远，一直在等机会亲手抓住他。葛莱森先生和我追到了这个大公寓，因为这里只有一个大门，他无法逃脱。从他进去开始，从里面走出过三个人，不过我可以断定，他不在这三个人里面。”
“福尔摩斯先生说他在观察信号，”葛莱森说，“我想，他像往常一样对许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情有所掌握。”
福尔摩斯用三言两语把我们遇到的简单说明了一下。这个美国人拍了下手，有些气恼。
“这么说我们被他发现了！”他大叫。
“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唉，难道不是这种情况吗？他给他的帮凶发信号呢——在伦敦他有一伙人。和你说的一样，他突然对他们说有危险，把信号中断了。他也许是在窗口突然发现了在街上的我们，也许意识到了险情在逼近，他要是想躲过险情，就必须马上行动。如果不是这样，还会是怎样呢？你觉得呢，福尔摩斯先生？”
“所以我们应该马上去，亲自查查。”
“可是我们并没有逮捕证。”
“他很可疑地出现在无人居住的屋中，”葛莱森说，“目前这就足够了。当他还被我们盯着时，我们可以看看是否能够在纽约方面的协助下拘留他。而此刻，我可以负责将他逮捕。”
在智力方面，我们的官方侦探可能有些不足，但是在勇气方面就不一样了。葛莱森到楼上去抓那个亡命之徒了。他的神情仍然那样，十足地沉着和精明。他就是带着这种神情在苏格兰场的官场上不断高升的。那个来自平克顿的人曾想抢在他的前面，却早已被葛莱森坚决地抛在后面了。在伦敦的险事上，伦敦的警察享有优先权。
四楼左边房间的门开了一半儿。葛莱森开大了那扇门。里面黑漆漆的，很阒寂。我把一根火柴划着，点亮了这位侦探的手提灯。此时，就在灯光中，我们大家都因吃惊而倒吸了一口冷气。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上面有一条血迹还是新鲜的。红脚印一直向一间内屋延伸。内屋的门被关上了。葛莱森撞开了门，高高地举起灯照着前面，我们大家都急切地越过他的肩头望着里面。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躺在这间空屋的地板正中，他的黝黑的脸膛儿修整得很干净，却又歪扭得奇形怪状，可怕至极；头上还有一圈鲜红的血迹。尸体的下面是一块白木板上的一个巨大又湿淋淋的环形物。他两膝弯曲着，双手痛苦地摊开。在他又粗又黑的喉咙正中，一把白柄的刀子完全刺进了他的身体。这个人有着魁梧的身材，在他被这致命一击击中之前，他一定已经像一头被斧子砍倒的牛一样倒下了。有一把可怕的两边开刃的牛角柄匕首放在他右手旁边的地板上，一只黑色小山羊皮手套放在匕首旁边。
“哎呀！这个人就是乔吉阿诺！”美国侦探大叫，“这次，我们落在别人后头了。”
“窗台上有蜡烛，福尔摩斯先生，”葛莱森说，“喂，你干什么呢？”
福尔摩斯走过去把蜡烛点燃了，举在窗前晃动了几下。然后他探望着那片黑暗，将蜡烛吹灭后扔在了地板上。
“我真的认为这种做法有帮助，”他说。他向这边走来，然后站在那儿思考。两位专职人员此时在检查尸体。“你说，你们等在楼下时，房子里走出了三个人，”他最后说道，“你看得清楚吗？”
“清楚。”
“那三个人里是不是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中等身材，留着黑胡子，皮肤也很黑？”
“有。最后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就是他。”
“我想，你要找的就是他。我可以把他的样子讲给你听，他有一个很清晰的脚印在我们这儿。对你来说这应当足够了。”
“并不足够，福尔摩斯先生，伦敦的人有几百万呢。”
“可能不够。所以，我想让这位太太来帮助你们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听到这话后都转过身去。只见一个很美丽的高个子女人站在门道上，她就是布卢姆斯伯利那位神秘的房客。她慢慢地走了过来，脸色十分苍白，脸上是非常忧郁的表情，两眼直瞪着，目光惊恐地注视着地上的那个黑色躯体。
“你们杀死他了！”她小声嘟嚷着，“啊，我的上帝，你们杀死了他！”然后，我听到她突然间深深地吸进一口气，跳着并欢乐地叫着。她在房间里边拍手边转着圈儿跳舞，惊喜的神色从黑眼睛里流露出来，成百句优美的意大利语的感叹词句从嘴里涌出。一个女人见到了这样一番情景却竟然这样欣喜若狂，真是太可怕也太令人惊奇了。突然，她停下来看着我们，目光中充满了询问。
“而你们！你们应该是警察，奎赛佩·乔吉阿诺是你们杀死的，对吗？”
“夫人，我们是警察。”
她向房间四周的暗处扫了一眼。
“还有，根纳罗在哪？”她问道。“我指的是我丈夫根纳罗·卢卡。我叫伊米丽亚·卢卡。我们俩都是从纽约来到这儿的。根纳罗呢？是他刚才在这个窗口把我叫来的，我立刻就跑过来了。”
“是我把你叫来的。”福尔摩斯说。
“你！这怎么可能呢？”
“你的密码很容易懂，夫人。你能光临我十分欢迎。我知道，只要我把‘Vlenl[2]'的信号闪出来，就一定能让你来。’
这位美貌的意大利女人看着我的同伴，显得很惶恐。
“我不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她说，“奎赛佩·乔吉阿诺——他又如何——”说到这儿，她有一个停顿，骄傲和喜悦的神色突然出现在脸上。“我已经知道了，是我的根纳罗！他太了不起了，也太漂亮了，他保护了我，使我没有受到伤害，是的。这个魔鬼是他用强有力的手杀死的。啊，根纳罗，你太棒了！这样的男子有哪一个女人配得上啊！”
“嗯，卢卡太太，”感到很没趣的葛莱森一边说一边用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衣袖，没有一丝感情，仿佛她是诺丁希尔的女流氓，“你是谁，又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很了解。不过既然你那么说了，情况也就很清楚了，你得跟我们到厅里去一趟。”
“等一下，葛莱森，”福尔摩斯说，“我倒有种感觉：可能正像我们急于了解情况那样，这位女士也急于要把情况讲给我们。夫人，你知道，是你丈夫杀死了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因此，他会被逮捕并审判的呀！你的话可以成为证词。不过，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是犯法，而是想要查明情况，那么，你能够帮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我们全部经过。”
“乔吉阿诺都已经死了，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位女士说。
“他是一个妖魔鬼怪。我丈夫杀死了这样一个人，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会为此而惩办他。”
“既然如此，”福尔摩斯说，“我建议锁上房门，不要改变这里的一切。我们和这位女士都去她的房间。等她把一切对我们说了之后，再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四个人都已坐在了卢卡太太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听她把那些奇怪又凶险的事件讲给我们。我们已经碰巧见到了事件的结尾。她可以很快也很流利地说英语，但并不很规范。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不得不对语法作了些修改。
“我的出生地是离那不勒斯不远的坡西利坡，”她说，“我的父亲是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里，他在当地还做过议员。根纳罗在工作中受我父亲领导。我对他产生了爱意。当然其他女人也一定会爱他。他几乎一无所有，既没钱也没地位，有的只是美貌、力量和活力，因此我父亲不同意我们结婚。我们一块儿跑到巴里结了婚。我们把首饰变卖了，用这笔钱来到了美国。这件事发生在四年前。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纽约。
“开始时我们运气不错。根纳罗为一位意大利先生提供了帮助——他在一个叫鲍厄里的地方从几个暴徒中间救出了这位先生，于是就和这个有势力的人成了朋友。这位先生的名字是托·卡斯塔洛蒂。他在卡斯塔洛蒂-赞姆巴大公司，是那里的主要合办人。在纽约的水果出口商里，这家公司是主要的一家。赞姆巴先生身体不好，公司的大权掌握在我们新结识的朋友手中。公司有三百多名职工，他为我丈夫在公司里找了个工作，让他做一个门市部的主管，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丈夫。卡斯塔洛蒂先生没有结婚，我确信，他好像把根纳罗当成他的儿子了。我和我丈夫都尊敬他，也似乎把他当成了父亲。我们在布鲁克林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似乎看到了整个前途的保障。这时候，乌云忽然出现了，并且很快就布满在我们的天空中。
“一个晚上，根纳罗下班后带回来一个叫乔吉阿诺的同乡，他也来自坡西利坡。这个人有着高大的身材——因为你们已经见到了尸体，所以可以验证。他不仅块头大，他的一切都怪，使人害怕。他的声音在我们的小房子里像打雷一样。每次谈话，屋里的空间都不够让他挥动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都既强烈又奇怪，说话的时候很有力，甚至就是在吼叫，别人只能乖乖地坐着听他滔滔不绝地说。当他用眼睛看你时，你就得听从他。他很可怕也很奇怪。感谢上帝，他被杀死了！
“他总是跑到我家里。然而我知道，根纳罗并不比我更乐于见到他。我的丈夫显得很可怜，他坐在那里，脸色发白，在我们的客人谈话时很是没精打采。他的话都是针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是无休止的胡言乱语。根纳罗不说话，我呢，我很了解他。我看到他脸上有某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表情。开始，我认为那是讨厌。后来，我慢慢知道，不仅讨厌，还惧怕，那种惧怕很深沉，很隐蔽，也很畏缩。那个晚上——就是他的恐惧被我看到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恳求他——以他对我的爱和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感情，恳求他和我说，为什么他竟然被这个大块头弄得没头没脑的。
“他对我说了。我听后感到心像冰一样冷。我的根纳罗真可怜啊，那些狂乱的日子中，全世界都和他作对，他几乎被不公平的生活逼疯了。他也是在那些日子中，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名为红圈会的团体——红圈会和老烧炭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着可怕的誓约和秘密，只要加入了就休想出来。我们逃到美国后，根纳罗以为已经跟它永远无关了。有一天晚上，他在街上见到了一个人——在那不勒斯时作为他加入那个团体介绍人的大块头乔吉阿诺。他在意大利南部被人们称作‘死亡’，原因是他是一个刽子手，杀人不眨眼。他是为躲避意大利的警察才来到纽约的。在新定居的地方，他建立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根纳罗和我说了这一切，并且给我看了他那天收到的一张通知。通知顶头上有一个红圈儿，上面说要他在某一天去集会，他必须按通知上说的去做。
“真是太糟了。但后面还有更糟的呢。我曾经注意到有些时候，乔吉阿诺经常在晚上来我们家，还总和我说话。尽管他说话的对象是我丈夫，但他那两只野兽般恐怖的眼睛却总在看我。他在一个晚上对我泄露了秘密。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口中的‘爱情’——畜生和野人的爱情。他来时根纳罗还没有回来。他把我逼进屋子里，伸出粗大的手抓住我，把我搂进他那熊一样的怀里，并且劈头盖脸地吻我，还恳求我和他一起走。就在我挣扎喊叫的时候，根纳罗回来了。根纳罗冲向他，被他打昏了。他从屋子里逃出去，便再没有到我们家来。我们就是在那个晚上成了冤家对头。
“过了几天根纳罗去开会了，从他回来后的脸色，我就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红圈会是通过讹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资金的，如果对方不出钱，就用暴力威胁他们。看起来，他们已经找卡斯塔洛蒂这位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恩人的麻烦了。他在威胁面前没有屈服，将信交到了警察手里。红圈会为了防止其他受害者反抗，决定拿他做个样子。会上作出了决定，把他和他的房子用炸药一起炸掉。谁去干用抽签决定。当根纳罗伸出手到袋子中摸签时，他看见在我们仇敌那张脸上露出了奸笑。毫无疑问，某种安排在事先已经作好了，因为杀人的命令就是签上的那个致命的红色圆圈儿，这个签被他抽到了。他只能或者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或者和我一起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只要是他们害怕的和仇恨的人，他们都要想方设法惩罚，不仅要让那些人本身受到伤害，还要让那些人所爱的人也受到伤害。他们恶魔般的规定中就有这样的内容。我可怜的根纳罗被这种恐怖压住了，他被逼得忧虑不安，差一点儿就发疯了。
“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一起，挽着对方的胳膊，一起防备着前方的苦难。第二天晚上是定好的动手时间。大约正午时，我丈夫和我踏上了来伦敦的路，但没来得及通知我们的恩人说他处于危险中，也没来得及向警察报告这一情况，好对他的生命安全加以保护。
“先生们，剩下的就是你们知道的了。我们明白，我们的敌人就像影子一样跟踪着我们。当然，乔吉阿诺的报复中有私人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这个家伙是十分残酷、狡猾和顽固的。在意大利和美国，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他那可怕的势力的议论。如果说某个时候他的势力得到了证实，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利用我们出发以来少有的几个好天气，我亲爱的丈夫为我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没有任何危险。他自己也很想摆脱他们，以便联系到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人员。他住在哪里、怎样生活连我也不知道。我得到消息的途径只有一份报纸的寻人广告栏。有一次我在窗前向外张望，发现这个房子被两个意大利人监视着。我知道，我们的下落终于被乔吉阿诺找到了。最后，我通过报纸得到了根纳罗的通知：他会从某一窗口给我发信号。不过我看到信号时，只有警告而没有其他的什么，并且突然中断了。现在我知道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乔吉阿诺盯上了。感谢上帝！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已准备好了。先生们，现在我想请你们告诉我，从法律的角度看，我们需不需要担心什么，根纳罗做了这些事情，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法官会因此而给他定罪？”
“嗯，葛莱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说，并扫了一眼警官，“我不知道你们英国会怎么看，不过我认为，在纽约，人们会普遍感激这位太太的丈夫。”
“我得带她去见局长，”葛莱森答道，“如果她没说假话，我不认为她或是她的丈夫需要担心什么。但是，让我糊涂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竟然也和这件案子有关了？”
“教育，葛莱森，是教育，我还希望能从这所大学里学到点儿知识。好了，华生，这又增加了一份悲惨而离奇的材料。对了，现在还不到八点，瓦格纳的歌剧今晚在考汶花园上演。如果我们马上走，还可以看到第二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