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经历的离奇事件
在笔记本中,我发现了这样的记载:1892年3月底的寒风凛冽的一天,我们正在吃午饭时,福尔摩斯收到了一份电报,他随即就回了电,然后沉默着,心中好像有事,因为随后他便站在炉火前沉思了起来。他抽起了烟斗,不时朝那份电报看看。突然他转向我,眼神显得很诡秘。
“华生,我想,我们不得不当你是一位文学家了,”他说,“你如何解释‘怪诞’这个词呢?”
“怪异——异常。”我回答。
他听后摇了摇头。
“一定还有更多的含义,”他说,“其实还包含了悲惨和可怕这些意思。如果将你那些一直在折磨公众的文章好好回想一下,你就会发现犯罪往往就是‘怪诞’这个词深一层的意思。再想想‘红发会’那件事,起初多么怪诞,结果却企图抢劫,这是铤而走险。还有‘五个橘核’的那件事,也是怪诞到了极点,结果直接引出了一场命案。所以,我总是对‘怪诞’这个词十分警惕。”
“这个词出现在电报里了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出了电文:
“恰有极难置信而怪诞之事。可否求教于你?
斯考特·艾克尔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对方是男是女?”我问。
“自然是男的了。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不会是女的发的,她们会直接来的。”
“要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将卡鲁塞斯上校关押后,你知道我有多么厌烦吗?我的脑子仿佛成了一部空转的引擎,因为连接不上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而散成碎片。生活没激情,报纸也没趣味,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大胆和浪漫似乎已经永远绝迹。由此可见,你应该问我是不是准备研究什么新问题了,不管最后多么不值一提。不过此刻,假如我没弄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到了。”
有节奏的脚步声从楼梯那儿传来,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结实,长着苍白胡子显得威严可敬的人被带了进来。从他深沉的面容和骄傲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身世。他的鞋罩和金丝眼镜等表明了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士、好公民、纯正的正统派以及守旧派。但是,他原有的镇静被某种惊人的经历所打乱,这种影响的痕迹遍布在他竖起的头发、通红而带愠色的脸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态上。他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遇到了一件奇特至极、最令人不愉快的事,这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是最不成体统、最不能容忍的了。我坚决要得到些解释。”他说话时还怒气冲冲的。
“请坐,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福尔摩斯的声调中充满了安慰。“首先,我能否问一下,你找我究竟是为什么?”
“嗯,先生,我觉得,此事与警察没什么关系,而且,你听我讲完后一定会同意的,我不能将这件事扔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这样的人没有丝毫的兴趣,不过,即便是这样,对您的大名还是久仰了。”
“原来如此。然而,你为什么没有马上来呢?”
“此话怎讲?”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
“现在是两点十五分,”他说,“你是在大约一点的时候发的电报。不过,如果不是看出你是在刚醒来时就遇到了麻烦,没有人会注意你的这副装扮。”
这位当事人把没有梳过的头发梳理了一下,又摸了摸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压根儿就没想梳洗。能从那样一座房子离开就让我求之不得了。我在来这里以前,到处询问。我找到了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已付过了房租,说威斯特里亚寓所没有任何异常。”
“喂,我说,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很像,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在开始就把事情讲错。请整理一下你的思路,把事情有条有理地讲给我听。你到底为了什么事不梳头不刮脸,也没扣好礼靴和背心的纽扣,就这样急着出来寻求指导和帮助了。”
这位当事人脸上露出了愁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不是很寻常的外表。
“我的模样确实不像话,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想不通我这辈子竟会遇到这种事。让我详细地把这件怪事讲给你听吧。我敢说,你听后就会认为我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了。”
但是,他刚开始叙述就被打断了。外面传来喧闹声,赫德森太太把门打开,带着两个健壮的似乎是官员的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人我们很熟悉,就是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和轩昂的仪表,在他的业务圈子里是很能干的。他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随后为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作了介绍。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两人一起跟踪,就来到这个方向了。”他用那双大眼睛向我们的客人望去。“这位先生,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吧?”
“是的。”
“我们今天一上午都跟着你。”
“不用说,你们是靠电报跟踪他的。”福尔摩斯说。
“太对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得到了线索,就跟到这儿来了。”
“你们跟踪我干什么?你们想怎么样?”
“想得到你的供词,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想对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的有关情况作一下了解。”
这位当事人立即显得很警觉,瞪大了双眼,脸上惊慌得没有一点血色。
“死了?你说他死了吗?”
“正是,先生,他死了。”
“什么原因?因为事故吗?”
“谋杀,假如世界上发生过谋杀。”
“天哪!太可怕了!你不会说——不会说怀疑到我身上了吧?”
“在死人的口袋里放着你的一封信,我们从这封信中知道你计划昨晚在他家住。”
“是的。”
“嗯,你在那儿住了,对吗?”
他们将公事记录本拿出来。
“稍等,葛莱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一份清楚的供词就是你们要的一切,是吗?”
“我的责任让我要提醒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一下,这份供词有控告他的功能。”
“艾克尔斯先生正要给我们讲这件事情,这时正好你们来了。华生,我想他现在用一杯苏打白兰地不会有事的。先生,又来了两位听众,我建议你别介意,接着讲,和没被打断过一样,接着刚才的讲下去。”
我们的来客接过白兰地后一饮而尽,脸上又现出了血色。他目光疑惑地向警长的记录本看了一眼,随后开始讲述他那极不平常的经历。
“我是一个单身汉,”他说,“我很喜欢社交,认识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中有一个是酿酒商,叫麦尔维尔,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居住。我几个星期之前曾在他们家吃饭,和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认识了。我得知他有西班牙血统,和大使馆有一些联系。他英语说得很地道,态度让人开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男子中最漂亮的。
“我和这个年轻人十分谈得来,似乎一开始见到我他就对我有好感。在随后的两天里,他常到里街来看望我。来了好几次,最后便邀请我去他家住几天。他的家在威斯特里亚寓所,位于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我在昨晚就去那里了。
“我还没去的时候,他曾向我介绍过他家里的情况。有一个忠实的仆人和他住在一起,和他同为西班牙人,照料他的一切。这个人也会讲英语,替他管家。他说,还有一个混血儿厨师也很出色,是他在一次旅途中结识的,菜做得相当好。我记得他说起过能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太奇怪了。我对此表示赞同,虽然从事实来看,它和我想象的相比不知要奇怪多少倍。
“那个地方与厄榭南面有两英里左右的距离,我是驾车去的。房子大极了,后面就是大路,屋前的车道弯弯曲曲的,高高的常青灌木丛生长在两旁。这所住宅很旧了,年久失修,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当马车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我看到那斑驳肮脏、被风雨侵蚀了多年的大门时,曾经有一点儿迟疑,考虑过对一个了解甚少的人的拜访是不是很明智。他亲自把门打开,十分热忱地欢迎我。他让一个神情忧郁,长着副黝黑的面孔的男仆为我服务。仆人拿着我的皮包,引我来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都给人一种郁悒的感觉。我们相对坐下来进餐。虽然那位主人尽力地殷勤款待,但是他的神情似乎一直很恍惚,说的话也不清晰,不知所云。他一直用手指在桌子上敲打,或用嘴咬指甲。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作显示了他内心的不安。那餐饭,招待得很不周到,菜的味道也不好,加上那个仆人的沉默寡言和阴沉的神色,令人感到难堪。我敢向你发誓,我在那天晚上真希望有个借口回去。
“我想起了一件事或许和你们二位先生正在调查的问题有关系,不过当时我根本就没在意。晚饭快用完的时候,仆人送来了一张便条。我观察到,主人看了便条以后好像更心不在焉,也更古怪了。他不再装出一副热情的模样和我谈话,而是在那里坐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出神地思考着什么。不过他没有对我讲便条上的内容。好在到了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不一会儿,加西亚在门口把头伸了进来,当时房里很黑——问我按过铃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很抱歉,已经这么晚了不该来打扰我,还说马上就一点了。后来我就睡着了,天亮才醒。
“现在,故事要发展到最惊人的地方了。我醒来时天已大亮,看了看表,竟然快到九点钟了。我曾有意关照过他们,请他们在八点的时候叫醒我,奇怪的是他们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从床上一下子跳了起来,按响了铃,却没有仆人答应。我又按了几下,仆人还是没来。我想,肯定是铃坏了。我十分生气,胡乱把衣服穿上,急忙到楼下想叫个人送热水来,可是发现楼下空无一人,可以想象我当时惊讶的程度了。我站在大厅里叫喊,没人回应,又跑到一个个房间,都没有见到人。我的朋友在头天晚上曾告诉我哪间是他的卧室,我就去敲那个房间的门,也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打开门走了进去,但里面是空的,根本就没有人在床上睡过。他同其他人都走了,包括外国客人、外国仆人和外国厨师,都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这就是我拜访威斯特里亚寓所的结局。”
歇洛克·福尔摩斯边搓着双手边发出咯咯的笑声,同时在他那记载奇闻逸事的手册中记下了这件怪事。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经历,”他说,“先生,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
“我太生气了。最初我想我被某种荒唐的恶作剧捉弄了。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重重地关上大门,提起皮包就去了厄榭。我找到了艾伦兄弟商号,这是那个镇上主要的地产经纪商,发现那个别墅正是这家商号租出去的。我猛然间想到,这件事的过程绝不可能只是为了捉弄我,主要目的一定是逃租。现在恰巧三月末,就快到四季结账日了。不过,这也解释不通。因为管理人说他们感谢我的提醒,便又告诉我租房子的人已经预付了租费。后来,我进城到西班牙大使馆问了一下,大使馆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再后来,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因为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地点是在他家里。可是,我发现他还没有我了解加西亚。最后,我收到了你给我的回电,就到你这儿来了,因为听人说,你这个人以善于解决难题著称。但是现在,在听了警长先生进屋时说的话后,我知道这件事中还有什么不幸了。到这儿可以由你继续说了。我愿意向你保证,我没有说一句假话,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那些,与这个人的死有关的事,我绝对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尽我所能为法律效劳。”
“我不怀疑这一点,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不怀疑这一点,”葛莱森警长的语气很友好,“我承认,你讲的这些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完全一致。比如吃饭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你注意到这张便条后来怎么样了没有?”
“是的,我注意到了。它被加西亚揉成一团,扔到了火里。”
“对此你想说什么吗,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汉子,长得壮实、肥胖,皮肤是红色的。还好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使他那张大脸的不足得到了弥补。那双眼睛几乎完全被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遮住了。他微笑着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经过折叠的变了色的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炉子的外面还有炉栅。他把便条扔到了炉栅外。我从炉子后面找到了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
福尔摩斯很欣赏地微笑着。
“你一定是十分仔细地检查了那房子后才找到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
“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的作风。我可以念念内容吗,葛莱森先生?”
那位伦敦人表示同意。
“便条用的是常见的米色直纹纸,上面没有水印。便条是用短刃剪刀从纸上两下剪开的,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折叠超过三次,封口用的是紫色蜡,蜡上被某种齐整的椭圆形的东西仓促盖压过,写给的人是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内容是:
‘绿色和白色是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侧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字体是女人的,尖细的笔头。不过写地址用的是另外一支钢笔,或者是不同的人写的,字体更为粗大。你看。”
“一张十分奇怪的条子,”福尔摩斯大致看了一下,“我确实很佩服你,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很关注细节。或许有一点可以补充的细节,那椭圆形的封印肯定是一颗平面的袖扣,还有其他这种形状的东西吗?是用折叠式指甲刀剪的。所剪的两刀虽然只有很短的距离,但很清楚的是,在两处剪开处都一样显出折痕。”
这位乡镇侦探嘻嘻地笑了。
“我还以为自己看得一清二楚了,现在才知道还是有一点儿东西漏掉了,”他说,“应该说,我对这个条子并不是很重视,我知道的只是他们要搞一些名堂,而此事照例与一个女人有关。”
这番谈话进行的时候,坐着的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显得心神不定。
“很高兴你找到了这张便条,因为它使我所讲的事情经过得到了证实,”他说,“不过,我要说明,加西亚先生怎么样了,他家里发生了什么,我还全然不知。”
“提起加西亚,”葛莱森说,“不难回答。有人发现他被杀了。是今天早晨找到的,在离他家一英里左右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他的头被打成了肉酱,看起来用的是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十分严重,并不是打伤,是彻底开了花。那是个平静之处,在四分之一英里范围之内没有人居住。他显然是被人从后面打倒的。凶手在打死他之后还继续打了很长时间。这种手段真是太残暴了。作案人连一点足印和任何线索都没有留下。”
“被抢劫了吗?”
“没有,没有发现抢劫迹象。”
“太悲惨也太可怕了,”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语气很愤慨,“不过,这对我真是太残酷了。我的朋友在深夜中出去,结局是如此悲惨,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把我卷进这个案件中呢?”
“很好解释,先生,”贝尼斯警长答道,“唯一从死者口袋里发现了的就是你给他的信。你在信上说将在他家过夜,而正好在那天晚上他就死了。我们是通过这封信的信封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住址的。今天早上九点钟以后我们赶到他家,你和别的人都不在。我立即电告葛莱森先生在伦敦寻找你,同时对威斯特里亚寓所进行了检查。后来,我进城与葛莱森先生会合,一起来到这里。”
“我现在觉得,”葛莱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应该公事公办。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你和我一起去局里,把你的供词记下来。”
“没问题,我马上就去。不过,福尔摩斯先生,我还要聘请你付出辛苦,希望你不惜费用,多多费心,将事情调查得水落石出。”我的朋友转过身向那位乡镇侦探望去。
“我想,贝尼斯先生,你不会反对同我合作吧?”
“当然,先生,我十分荣幸。”
“看来,你是一个很敏捷也很有条有理的人。我想知道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有这方面的线索没有?”
“一点钟之后他都是在那里。当时正下雨,他肯定死在下雨以前。”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贝尼斯先生,”当事人大叫着,“我不会听错他的声音。我发誓,那个时候他正在我的卧室里和我说话。”
“奇怪,但也不是不可能。”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地说。
“你找到线索了?”葛莱森问道。
“案情从表面上分析并不是特别复杂,尽管其中有一些新奇有趣之处。在我斗胆得出结论前,还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嗯,还有,贝尼斯先生,你检查过那间房子,除这张便条之外,那里还有其他奇怪的东西吗?”
这位侦探看着我的朋友,神情很奇特。
“有,”他说,“还有一两样东西很是奇怪。等我办完了警察局那边的事,也许会希望你发表对这些东西的高见。”
“任凭吩咐,”说完,福尔摩斯按一下铃,“赫德森太太,把这几位先生送出去,再请你把这封电报交到听差那儿发出去。叫他先把五先令的回电费付了。”
客人们都离开后,我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不停地抽烟,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的双眉紧紧地锁着,他将头向前伸,表现出他那独一无二的专心致志的神情。“嗯,华生,”他突然转过来身问,“你是怎么看的?”
“我还不知道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弄的究竟是什么玄虚。”
“那么,对罪行呢?”
“嗯,那个人的同伴都消失了,因此可以说,他们也许是合伙谋杀,然后就逃跑了。”
“当然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你得承认,从表面上看,如果是那两个仆人合伙谋害他,但选择在有客人的那个晚上就很奇怪了。在那个星期里,除那天外的其余几天他都是独自一人,他们完全可以随意处置他。”
“他们又为何逃走了呢?”
“是啊。他们逃走的原因是什么?这很值得研究。我们的当事人斯考特·艾克尔斯的离奇经历是另一个重要的情况。此刻,亲爱的华生,要解释这两种情况,不是超出人的智力范围了吗?如果有这样一种解释,也能对那张写着古怪措辞的神秘便条作出说明,那么,即使把这种解释当做一种临时性的假设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与这场阴谋完全符合的新情况,那么就可以逐渐确定这假设就是答案了。”
“可是我们能怎样假设呢?”
福尔摩斯双眼半睁半闭,仰身在椅背上靠着。
“你一定要承认,亲爱的华生,恶作剧的想法不符合实际。就像结局表明的那样,里面有严重的事情。这件事与把斯考特·艾克尔斯哄骗到威斯特里亚寓所有一定的联系。”
“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环扣一环的研究。从表面来看,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和斯考特·艾克尔斯之间的友谊很奇怪,是突然产生的,确实很蹊跷。那个西班牙人在主动促进这份友谊,他在第一次认识艾克尔斯的当天就赶到伦敦的另一头对艾克尔斯进行拜访,而且一直同他往来密切,最后又请他到厄榭。那么,他的用意在哪里呢?艾克尔斯可以为他提供什么呢?我并不觉得这个人有特别的魅力。他不是十分聪明——说他同一个机智的拉丁族人有相同的品位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加西亚偏偏在他认识的人当中选中了他,他哪方面那么适合他的需要呢?他在气质上有什么突出的吗?我认为有。他这个英国人正是属于传统而体面的,正是一个能够把深刻的印象留给另外一个英国人的人证。两位警长都不曾产生质疑他供词的想法,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尽管他的供述是那么的不平常。”
“可是,需要他见证的是什么呢?”
“既然事情已如此,他也没什么可见证的了,不过,如果情况是另外一种,他就有机会见证一切。我就是这样看这件事的。”
“我懂了,他们是想让他作不在现场的证明。”
“正是这样,亲爱的华生,他可能是需要一个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的人。为将讨论进行下去,我们可以作一个设想,就是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那一家人一起策划了某种阴谋。不管他们有着怎样的企图,我们都可以假设他们计划在一点钟以前出走。他们对时钟做了手脚。可能的做法是:他们让艾克尔斯去睡觉的时间要早于艾克尔斯认为的时间。无论怎样,有可能在加西亚走去告诉艾克尔斯已经一点钟时,实际时间还不到十二点钟。假如加西亚能够在提到的时间内完成想做的事情并回到自己房中,那么,他显然就有了在面对任何控告时作出强有力答辩的办法。在任何法庭上,我们这位无可指责的英国人都可以宣誓,证明被告一直都在屋里。这是一张保票,可以用来对付最糟的情况。”
“对,不错,我明白了。不过,另外几个人消失了,这又如何解释?”
“我掌握的事实还不充分,不过我认为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然而,仅以面前这些材料作为争论的凭证就错了。你自己已经在下意识地为自圆其说摆弄材料了。”
“还有那封信呢?”
“信上写什么了?‘绿色和白色是我们自己的颜色。’听起来似乎与赛马有关。‘绿色开,白色关。’这是明显的信号。‘主楼梯,第一过道,右侧第七,绿色粗呢。’这是在约定地点。在这件事的末尾,我们也许会碰上一个吃醋的丈夫。可以清楚的是,这明显就是一次有风险的探索,否则,她是不会说‘祝顺利’的。‘D’——应该是入门的指南。”
“那是一个西班牙人。我推断‘D’所代表的是多洛蕾丝。在西班牙,这在女人的名字中是很普通的。”
“好,华生,不错,但成立的可能性太小。西班牙人会用西班牙文给西班牙人写信。这封信肯定是个英国人写的。好吧,我们现在只有耐心地等,等那位厉害的警长回到我们这儿时再研究。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好运,是它使我们从这几个钟头难耐的闲散和无聊中得到解脱。”
在我们那位萨里警官还没返回时,福尔摩斯就接到了回电。他看了回电后正要把它放到笔记本中时瞥见了我一脸期待的表情,便笑着将回电扔到我这边。
“我们已经转进贵族圈子里了。”他说。
电报上列出的是一些人名和住址:
哈林比爵士,住丁格尔;乔治·弗利奥特爵士,住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尼斯·海尼斯先生,住帕地普雷斯;杰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福顿赫尔;亨德森先生,住海伊加布尔;约舒亚·斯通牧师,住内特瓦尔斯林。
“很明显,这种做法是要对我们的行动范围加以限制,”福尔摩斯说,“毋庸置疑,贝尼斯头脑清楚,他已经按照某种类似的计划行动了。”
“我不太懂。”
“嗯,亲爱的伙伴,我们已经作了个假设,就是加西亚吃饭时收到的信的内容是约会或幽会。现在,如果这个结论正确,这个人要去应约,就需要爬上那个主楼梯,来到走道上找到第七个房门。很清楚的是,房子是很大的。同样,这所房子与奥克斯肖特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一两英里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加西亚所去的就是那个方向。而且,如果以我对这些情况的解释为基础,可以看出加亚西原想在一点钟以前赶回威斯特里亚寓所,这样就可以证明他并不在现场。由于在奥克斯肖特附近只有有限的几个大房子,我采取的办法就是给斯考特·艾克尔斯提到过的几个经理人发电报。这封回电包括了这些人的姓名,在他们当中,肯定有我们这堆乱麻的另一头。”
贝尼斯警长陪同我们来到了厄榭美丽的萨里村时,已经是快到六点钟了。
福尔摩斯和我一起在布尔吃了些东西,找到了一个舒适的晚上居住的地方。最后,这位侦探陪同我们去威斯特里亚寓所访问。那是一个三月的夜晚,又冷又黑,迎面扑来的是寒冷的风和细细的雨,当我们穿行在这片荒凉的空地上,并离那个悲剧的地点越来越近时,这情景起到了恰当的陪衬作用。
这又阴冷又凄凉的路程有几英里长,尽头是一扇高大的木门。走进去,先要经过一条阴暗的栗树林荫道。我们顺着这条阴森的道路来到了一所低矮黑暗的房屋,它在蓝灰色的夜空下显得黑影憧憧,一丝微弱的灯光从大门左边的窗子里射出来。
“里面是一名正在值班的警察,”贝尼斯说,“让我敲敲窗子。”他从草坪上走过去,轻轻用手扣着窗台。从朦胧的玻璃上,我看见屋中隐约有一个人坐在火旁的椅子上,那个人一下子跳了起来,屋中还传出一声尖叫。不一会儿,一个警察开了门,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发抖的手中拿着一支摇晃的蜡烛。
“瓦尔特斯,你怎么了?”贝尼斯厉声地问。
这个人用手绢擦了擦前额,长叹一声,终于放下了心。
“先生,真高兴您来了。这个夜晚太长了,我想我的神经变得没有平时那么管用了。”
“你的神经,瓦尔特斯?我还真没想到你身上还有神经。”
“嗯,先生,我说的是这个孤寂的房间,厨房里还有那个奇怪的东西。刚才您敲窗子时,我以为又是那个东西来了呢。”
“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鬼,先生,我知道它就在窗口。”
“在窗口?那是什么时候?”
“两个钟头以前。天刚黑,我正在椅子上坐着看报。偶然一抬头,就看见下端的窗框外面出现了一张脸,正在向里面看。我的天,先生,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就连做梦我都会看到它。”
“啧!啧!瓦尔特斯,这哪里像一名警官应该说的话。”
“我明白,先生,我明白,可是它太令我害怕了,先生,不承认是没用的。那是一张既不黑又不白的脸,也说不好是哪种颜色,那种色彩非常奇怪,有点儿像泥土里溅上了牛奶。提起那张脸盘,至少是您脸的两个大,先生。那副样子也吓人,两只大大的眼睛,突出的眼珠,还有那一口白牙,和一只饿狼没什么区别。和您说吧,先生,当时我甚至都不敢动一个指头,也不敢大声出气,直到它突然消失为止。我跑到外面,从灌木林中穿过,感谢上帝,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幸好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瓦尔特斯,否则,就因为此事我也可以给你记上一个黑点。就算那真的是鬼,一个值班警官也绝对没有理由为他不敢去碰它一下而感谢上帝。你确定这不是一种幻觉或神经的错觉吗?”
“至少,这个问题还不难解答,”福尔摩斯边说边点燃了他的那盏袖珍小灯。“没错,”他迅速地对草地进行了检查,然后说:“我认为,鞋子是十二号的。按照脚的尺寸推断,他个头一定很大。”
“那他后来呢?”
“好像是从灌木林中穿过,向大路那边跑去了。”
“好吧,”那位警长的表情很严肃,又像是在沉思着说,“不管是什么,也不管有什么目的,至少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还要办更急切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你不反对的话,我要带你在这所住宅里巡视一下。”
在对每个卧室和起居室都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后,也没发现什么。显然,房客随身并未带来多少东西,甚至基本没带什么,连同房子一起把全部家具及细小的物件租用了下来。留下的衣服中,许多都缀有高霍尔本的马克思公司的标记。通过电报询问,可以知道马克思只知道他的买主在付账时比较爽快,对其他就一无所知了。还有几个烟斗、几本小说——其中有两本是西班牙文的、一支老式左轮手枪等零碎东西,属于个人的财产还有一把吉他。
“这间屋子没有什么,”贝尼斯说着,拿着蜡烛昂着头迈着大步走了出来,走进另一个房间,“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请你对厨房多留心。”
厨房在这所房子的背后,里面光线很阴暗,天花板很高。在厨房角落里,有一个草铺,应该是厨师的床铺。用脏了的餐具满满地堆在桌子上,有些盘子里还装着昨天晚餐的残羹剩饭。
“看这里,”贝尼斯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举着蜡烛,让光照到橱柜背后的一个特别的东西。这是一件已揉皱干瘪的东西,说出它是什么是有一定难度的。只能看到它黑黑的,是用皮做的,有点儿像一个矮小的人的形状。我在查看时,开始以为是个被干燥处理的黑种小孩;仔细一看,又像个被扭变形的古猴。是动物还是人呢?我始终莫名其妙。在它身体的中间还挂着两串白色的贝壳。
“实在是有趣得很,有趣得很!”福尔摩斯说,同时看着这件邪恶的古物,“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贝尼斯不说话,带我们来到了洗涤槽前。他把蜡烛向前伸过去,出现了某种白色大鸟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翅膀和躯体,羽毛还留在上面,盛满了一盆。福尔摩斯向割下来的那只鸟头上的垂肉指了指。
“一只白公鸡,”他说,“真是有趣!这件案件真是非常离奇。”
但是,贝尼斯先生坚持完成了他那最不吉利的展览。他将一个铝桶从洗涤槽下面拿了出来,桶里装满了血。他又将一个盘子从桌子上取过来,上面放的是烧焦了的碎骨头。
“有些东西被杀死了,有些东西被烧了。我们从火里收集到了这些。我在今天早上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说这些东西不是人体上的。”
福尔摩斯面带微笑,搓着两手。
“警长,请接受我的恭贺,你处理了这个如此不同一般、如此富有教益的案件。你的才能看起来胜过了你的机会,如果我的这种说法不至于冒犯了你。”
从贝尼斯警长的两只小眼睛中,看出他十分高兴。
“正像您说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工作总是停滞不前。诸如此类的案件带给人们机会,我希望这种机会能被我利用。你是怎么看这些骨头的?”
“应该是一只羔羊,或者是小山羊。”
“还有白公鸡呢?”
“有些怪,贝尼斯先生,太奇怪了。应该说从未见过。”
“是的,先生。住在这房子里的人肯定很奇怪,他们的行动也肯定很奇怪,还有一个已经死了。莫非他是被跟在后面的同伴打死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早就把他们抓住了,因为每一座港口都在监视之中。不过,我本人的看法不同。是的,先生,我本人有很不一样的看法。”
“那么你有自己的主张了?”
“我要自己来做这件事,福尔摩斯先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自己的声誉。你已经很有名了,我也想成名。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说没有你的帮助我也破了案,那会令我很高兴。”
福尔摩斯听后笑得很爽朗。
“好吧,没问题,警长。”他说,“还是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你随时可以使用我的成果,只要你想向我索取。我想,关于这座房子,我已经看过我想看的了。也许把时间花到别处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再见吧,祝你好运!”
福尔摩斯正在性急地追寻一条线索,这一点我可以用好多微妙的表情来说明。除了我,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种表情。在不经心的观察者眼中,福尔摩斯还是和往常一样冷淡,不过,通过他那双发光的眼睛以及轻快的举止能够感觉到一种受到抑制的热情和紧张的情绪,我于是确信,他正在思考对策。他按照自己的习惯一句话都不说,我也按照自己的脾气什么都不问。能和他一起参与这件事情,在捕获罪犯中发挥我微小的作用,又不会在不必要的时候因为插话使他的注意力分散,这已经令我感到很满意了。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向我这里转来。
所以,我在等待。然而,我的失望越来越大,什么都没有等到。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的朋友没有任何动静。有一天,他是在城里度过上午的,我偶然得知他是去大英博物馆了。除了有这一次外出,他每天常常把很长的时间用在孤独的散步上,或者和村里的几个碎嘴子在一起闲聊,力求结识这些人并与他们交往。
“华生,我确实觉得对于你来说在乡间住一个星期是很宝贵的,”他说,“再次看见树篱上新生的嫩芽和榛树上的花絮,会感到非常愉快。再带着一把小锄头、一个铁盒子和一本初级植物学读本,就可以很有趣地生活一段时间了。”他自己带上了这套装备,到处寻找,可是只带回来了寥寥几株小植物,其实采这些只需要一个黄昏。
我们在漫步闲谈时也会偶尔遇到贝尼斯警长。在和我的同伴打招呼时,笑容堆满了他那张又肥又红的脸。从他那一对小眼睛中发出闪闪的光。他不怎么谈案情,但从他所谈到的不多的情况来看,他也不满意事情的进展。然而我还是要承认,在案发五天以后,我打开晨报看见了一个大字标题的时候,不由得感到了些惊奇:
奥克斯肖特谜案揭破
已将被认为是凶犯的人捕获
我刚将标题读了出来,福尔摩斯就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啊!”他叫出了声,“你不会是说贝尼斯已经把他抓住了吧?”
“这是很明显的。”然后我就读出了以下报道。
“昨天深夜,当传闻已将有关奥克斯肖特凶杀案的凶犯捕获之时,厄榭及其邻近地区引发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尚记得,在奥克斯肖特空地上发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死去,身上的伤痕表明他遭受到了严重的袭击。同一天晚上,他的仆人和厨师亦逃走,显然是这一罪行的参与者。经有人指出却尚未被证实的是,寓所可能存放着死去的这位先生的贵重财物,致使财物失窃,构成罪案。贝尼斯警长负责此案,经他多方努力,查明了逃犯藏匿之处。他理由充足,可证明他们并未走远,皆潜伏于已准备好的某一巢窟。首先,他们终将被捕获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有一两个商人曾经透过窗户见过厨师,他们证明厨师有着非常特别的相貌——魁梧而可怕,是个混血儿,淡黄的面目属于显著的黑种人。自案发后,有人见过这个人,因为他竟敢不经深思重返威斯特里亚寓所,以至于警官瓦尔特斯在当晚发现他并进行了追踪。贝尼斯警长认为,此人因某种目的来此,故断定或许会再来,因而放弃寓所,于灌木林另设埋伏。此人入此圈套,经过昨晚的一场搏斗后被捕,但是这个暴徒在打斗中猛击了警官唐宁。我们得知,警方在将罪犯带到地方法官面前时,将提出予以还押之要求。此人既被捕获,本案有取得巨大进展之望。”
“我们真该立即就去见贝尼斯,”福尔摩斯边喊边拿起了帽子,“我们在他出发前赶到他那里是来得及的。”我们尽快来到了村路上,就像料想的那样,警长刚从他的住处离开。
“看到报纸了吗,福尔摩斯先生?”他边问边递了一份报纸给我们。
“是的,贝尼斯先生,我看到了。如果我给你一点儿友好的忠告,你不会见怪吧?”
“什么忠告,福尔摩斯先生?”
“我细心地研究过这个案件,我还不敢说你的方法一定是对的。我不想看着你如此蛮干,除非你有完全的把握。”
“对你的好意我表示感谢,福尔摩斯先生。”
“听我说,我保证是为了你好。”
我似乎看见贝尼斯先生的两只小眼睛里,有一只像眨眼睛一样抖动了一下。
“我们说好了,各自行动,福尔摩斯先生。我也是这么做的。”
“嗯,好吧,”福尔摩斯说,“请不要见怪。”
“哪能呢,先生,我知道你对我是好心。不过,我们各有各的安排,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你自己的安排,我也有我自己的安排。”
“那我们就不再说这个了吧。”
“随时欢迎你参考我的情报。这家伙是一个十足的野人,像拖车的马一样结实,像魔鬼一样凶狠。没抓住他时,唐宁的大拇指都差点儿被他咬断了。他一句英文都说不出来,只会哼哼哈哈,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
“你认为你能够证明他的主人是他杀害的?”
“我没这样说过,福尔摩斯先生,我没这样说过。我们都有各自的办法。你按你的试,我按我的试。这是约好了的。”
福尔摩斯耸耸肩,和我一块儿走开了。“这个人真是捉摸不透,他好像是骑着一匹马瞎闯。好吧,就按他说的做,我们各试各的,看有什么结果。不过,我总是不能理解贝尼斯警长身上的某种东西。”
在我们回到了布尔的住处后,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华生,你坐在那个椅子上,我要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我也许需要你的帮助。听我讲我了解到的案情的来龙去脉。虽然案情的主要特点并不复杂,但在如何拘捕上仍然困难极大。这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填补的缺口。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再讨论一下加西亚死去的那天晚上写给他的那封信。不妨先不去考虑贝尼斯的关于加西亚的仆人与此案有关的想法。证据是如下的事实:斯考特·艾克尔斯的到来正是加西亚安排的,这唯一能说明的就是他希望这样能够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那天晚上起了心的是加西亚,并且显然所起的是坏心。他因为做坏事而送了命。我说‘坏’心的原因是:一个人想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假象,是只有心怀恶念才会有的想法。那么,又是谁谋害了他呢?那个人自然是犯罪企图所指向的。到目前为止,我相信我们的根据。”
“现在,我们可以对加西亚的仆人们的失踪作出解释了。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这个我们还不清楚的罪行的参与者。如果加西亚得手并回去,那么,他就可以利用那个英国人为他作证从而排除任何可能的怀疑,这是顺利的情况。但是,这个尝试也很危险。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加西亚还没有回去,就可能是他把命丢了。因此,他们作了这样的安排:一旦发生了上述情况,他的两个手下便会去事先安排好的地方躲起来,避免被搜查到,事后也可以继续干。全部情况就是这样,对不对?”
原来的一团乱线好像已在我眼中理出了头绪。我纳闷儿,和往常一样的是,在此之前为什么我总也看不出来呢?
“可是,为什么仆人中有一个要回来呢?”
“就让我们作个设想:他在匆忙中逃走,把某种珍贵的东西落下了,他又舍不得。这正表现了他的固执,是吧?”
“嗯,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加西亚吃晚饭时收到的那封信。从这封信可以知道,另一头还有一个同伴。那么,这个另一头指哪里呢?我已说过,它只可能存在于某一处大住宅中,而大住宅只有有限的几处。刚到村里来的那几天,我四处走,对植物进行研究,并在空隙的时间里对所有的大住宅进行了查访,对住宅主人的家世也作了调查。引起我注意的有一家住宅,而且只有这一家。这家就是离奥克斯肖特河的那头一英里,距发生悲剧的地点不到半英里的海伊加布尔著名的雅各宾老庄园。其他宅邸的主人都很平凡,也很可敬,传奇生活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海伊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为人十分古怪,他身上可能发生稀奇古怪的事。于是,我开始专门观察他和他的一家人。
“这群人都很怪,华生,他在他们中间最奇怪。我设法找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见到了他。可是,通过他那双晦暗、深陷、沉思着的眼睛,我似乎看出他十分清楚我的真正来意。他五十岁左右,强壮又机灵,头发是铁灰色的,眉毛很浓并连成一线,行动像鹿一样敏捷,有着帝王的风度,为人凶狠专横。他的面孔如那羊皮纸一般,后面的精神则是火辣辣的。他或者是个外国人,或者曾长期居住在热带,因为他有着黄而枯槁的皮肤,但又如马裤呢般坚韧。有位卢卡斯先生是他的朋友兼秘书,一看就是个外国人,皮肤是棕色的,狡猾、文雅有如一只猫,谈吐刻薄却不失礼。你看,华生,我们接触到的已经有两伙外国人了——威斯特里亚寓所有一伙,海伊加布尔又有一伙。因此,我们的两个缺口正在合拢。
“这两个密友在全家是中心。不过,另外还有一个人与我最直接的目的有着甚至更为重要的关系。亨德森有两个孩子——两个分别是十一岁和十三岁的女儿。她们有位女家庭教师,是伯内特小姐——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英国妇女。还有一个很亲信的男仆。这么几人就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因为他们一起到各地旅行。亨德森先生是一位大旅行家,经常旅行。他从外地回到海伊加布尔也只有几个星期,之前已经不在家一年了。我还可以作个补充,就是他十分有钱。他想要什么时总是可以轻易地得到。其他情况还有,总是有一大堆管事、听差、女仆在他家中,还有经常会出现在英国乡村宅邸里的一群总在吃喝,而很少做事的人员。
“上述情况,我从村里的闲谈中听到了一部分,又通过观察得到了一部分。被辞退而受尽委屈的仆人是最好的人证,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么一位。虽然有运气的成分,但是,假如我没有出去找,好运气也不会从天而降。就像贝尼斯说的,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找到了约翰·瓦纳——海伊加布尔原先的花匠。他是因为他专横的主人的一怒而离开的。而那些在室内工作的仆人中有很多和他一样,都对他们的主人既害怕又憎恨。所以,打开这家人秘密的钥匙就被我找到了。
“怪人,华生。我并不觉得我把所有情况都弄清了,不过这人确实异常古怪。这所住宅的两边有厢房,一边住仆人,另一边住主人。这两边除了亨德森本人的仆人给全家开饭之外便没有其他的联系。联系就是必须将每一样东西拿到一个指定的门口。女教师和两个孩子只在花园中散步,绝对不到外面去。亨德森没有单独散步的时候,他的身边总是少不了那个深色皮肤的秘书。仆人当中有种说法是他们的主人对某种东西特别害怕。‘为了钱,他向魔鬼出卖了灵魂,’瓦纳说,‘就等着被债主把命拿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是什么人。他们都十分残暴。亨德森用他打狗的鞭子抽过两次人,能够免于吃官司只是因为他那满满的钱包和巨额赔款。
“华生,现在让我们以这一新情报为据对形势作个判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看法:那封信由这个古怪人家送出,内容是让加西亚执行某种已经计划好了的任务。是谁的信呢?出自这个城堡中的某个人之手,还是个女人。那么,如果不是女教师伯内特小姐,还能是谁呢?我们所有的推理看起来都指向这个方面。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它当一种设想,看它带来的结果是怎样的。补充一点,根据伯内特小姐的年纪和性格,我否定了我最初的想法,这件事里面不会有夹杂着爱情的可能。
“如果信出自她的手,那么,她和加西亚总有朋友或同伴的关系吧。当她得知他已经死去时,可能会做些什么呢?如果他的遇害是因为某种非法勾当,她就一定会守口如瓶。而且,她对那些杀害他的人必然十分痛恨,大概会想尽办法报仇。我最初的想法是:能不能见到她?想办法见见她?现在我发现情况不是很妙。自从谋杀案发生的那个晚上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伯内特小姐了。她从那天晚上起就失踪了。她还活着吗?说不定她和她所召唤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也在那个晚上遭到了横祸?也许她不过是一个犯人?我们要对这一点加以确定。
“你会对这种困境有所体会的,华生。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无权进行搜查。如果我们让地方法官看了全部的计划,也可能被他当成异想天开。那个女人的失踪不能说明什么,因为那个家庭十分特殊,任何一个人一个星期不见面都是有可能的。而目前她的生命也许正受到危胁。我所能做的只是对这所房子加以监视,留下我的代理人瓦纳看守着大门。我们应该阻止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如果无法用法律解决,就不得不自己去冒风险了。”
“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知道从外面一间屋的屋顶可以进到她的房间里。我建议今晚我们就行动,也许就击中了这个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不得不承认,前景不是那么乐观的。那座老屋弥漫着凶杀气氛,里面的住户奇怪而又可怕,探索时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危险,我们的行为在法律中还是违反原则的。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我的热情被挫伤了。但是,福尔摩斯冷静的推理中包含了某种东西,使我们不可能避开他提出的任何冒险或是退缩。我们明白,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使找到答案成为可能。我无言地握着他的手。事已至此,绝不反悔。
但是,我们调查的结果真是太离奇了,真是没有料到。五点钟左右,正当三月黄昏的阴影渐渐地降临时,我们的房间中闯进来一个慌慌张张的乡下人。
“那些人走了,福尔摩斯先生。坐的是最后一趟火车。那位女士挣脱了,被我安顿在楼下马车中。”
“太好了,瓦纳!”福尔摩斯叫着跳了起来,“华生,缺口就要合上了。”
马车里面有一个女人,她神经衰竭到半瘫痪的程度,最近这一悲剧的痕迹留在那瘦削而憔悴的脸上。她的脑袋在胸前有气无力地垂落着。当她抬起头,用她那迟钝的双眼望着我们时,我注意到了她的瞳孔,从那已经变成浅灰色虹膜中的两个小黑点判断:她服过鸦片了。
“照您吩咐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在大门口守着。”那位被开除了的花匠——也就是我们的使者说,“看到马车出来,我就一直跟着他们到了车站。她好像是个患有梦游症的人,但是却在他们要拉她上火车时醒了过来,她没命地挣扎,被他们推进车厢后又挣脱了出来。我拉开了她,把她送入一辆马车,就到这儿来了。我真的是忘不了在我带她离开时车厢窗子里的那张脸。他要是得逞了,我的命早就没了。我说的是那个黑眼睛,怒目看着我的黄鬼。”
我们扶她上了楼,让她在沙发上躺下。喝过两杯浓咖啡后,她的头脑立刻从药性中清醒了过来。福尔摩斯请来了贝尼斯。他在看到这个情况后,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啊,先生,我要找的证人被你找到了,”警长热情地握住了我朋友的手说,“从一开始,我们所寻找的就是同一条线索。”
“什么!你找的也是亨德森?”
“嗯,福尔摩斯先生,你缓步行走在海伊加布尔的灌木林中的时候,我就在庄园中的一棵大树上向下看你。看谁先找到他的证人才是问题所在。”
“那么,你逮捕那个混血儿有什么目的?”
贝尼斯笑得很得意。
“我确信,自称为亨德森的那个人已经感到有人怀疑自己了,并且只要他觉得自己有危险,就会隐蔽在一个地方不再行动。我抓错人,他就可能会认为我们不再注意他了。我知道,也许他会溜掉,这样就使我们有机会找到伯内特小姐。”
福尔摩斯抚了抚警长的肩膀。
“你会得到高升。你既有才能又有直觉。”他说。
贝尼斯笑容满面,高兴极了。
“最近这个星期,我派了一个便衣在车站守候。不论海伊加布尔家的人去哪里,都受到便衣的监视。可是,看到伯内特小姐挣脱,便衣一定有些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管怎样,你的人把她找到了,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得不到她的证词,我们就抓不了人,这一点很清楚。所以,我们最好尽快得到她的证词。”
“她正在慢慢地恢复,”福尔摩斯看着女教师说,“告诉我,贝尼斯,谁是亨德森?”
“亨德森?”警长说,“就是唐·默里罗,曾有‘圣佩德罗之虎’之称。”
圣佩德罗之虎!我的眼前立刻呈现出了这个人的全部历史。有许多暴君打着文明的招牌统治国家,其中最为荒淫残忍的就是他。他身体十分强壮,从不畏惧,精力也非常充沛。这个刚愎自用的人在长达十一二年的时间里残暴地统治着一个胆小怕事的民族。整个中美洲都把他的名字当成一种恐怖。在那个时期快结束的几年里,反对他的起义在全国爆发。可是,他不仅残酷而且狡猾,在听到一点儿风声后就偷偷地把财产转移到一艘忠实追随他的人操纵的船上。第二天,起义者袭击了他的宫殿,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独裁者和他的两个孩子还有秘书带着财物逃之夭夭了。从那时起,他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在欧洲的报纸上,他还经常作为评论的内容出现。
“不错,先生,唐·默里罗就是‘圣佩德罗之虎’。”贝尼斯说。
“你要是查一下,就知道圣佩德罗的旗帜是绿色和白色的,这符合那封信上的描述,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自己是亨德森,但是我了解了他的过去,先是巴黎,再到罗马,然后是马德里还有巴塞罗那,他的船到达巴塞罗那时是1886年。想要报仇的人们一直在找他。可是,那些人直到现在才发现他的踪迹。”
“他们已经发现他大约一年了,”已经坐了起来的伯内特小姐说。她很认真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有一次,他差一点儿就要完蛋了,可是却得到了某种邪恶精灵的保护。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加西亚高贵而又豪侠,但他倒下了,那个魔鬼还是安然无恙。还会有接连倒下的人,直到正义得到伸张的那天。我确信这一点,就像太阳在明天将要升起一样。”她那瘦小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她那憔悴的脸因仇恨而变得苍白。
“但是,伯内特小姐,你是怎么牵涉进去的呢?”福尔摩斯问道,“一位英国女士和这样一件凶杀案怎么会有关系呢?”
“我参与进去的原因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伸张正义的方法。许多年前,英国的法律管得了血流成河的圣佩德罗吗?这个人把盗窃来的财物装在船上运走,英国的法律有用吗?在你们看来,似乎这些罪行是在别的星球上发生的。然而,我们却知道,悲哀和苦难使我们认识了真理。在我们看来,地狱里没有一个像胡安·默里罗的魔鬼[1]。只要他的受害者报仇雪恨的呼喊声不停止,生活就平静不下来。”
“当然,”福尔摩斯说,“他正像你说的那样。我听说他残暴至极。不过,你都受到了怎样的摧残呢?”
“我全讲给你听。这个坏蛋总是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所有有成为他的危险对手可能的人都杀掉。我的丈夫——对了,我真正的名字叫做维克多·都郎多太太,是圣佩德罗驻伦敦的公使。他是在伦敦和我相识的,我们也是在那里结的婚。他是世上不多的十分高尚的人。不幸的是,他优秀的品质被默里罗知道了,于是找了个借口把他召回去,然后枪毙了他。他预感到自己会有灾难,所以没有把我一起带回去。他的财物被充公,只把微薄的收入和一颗破碎了的心留给了我。”
“这个暴君后来倒台了。和你刚才说的一样,他跑了。然而,许多人的生命毁在了他的手里,他们的亲友也受尽了他的折磨而死去,他们不可能就这样算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协会。在任务没有完成以前,这个协会是不会撤销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亨德森就是那个暴君倒台后改头换面变的之后,我就以打进他的家里为任务,帮助别人掌握他的行动。我必须保证能在他家里当一名女教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想不到每顿饭在他面前出现的这个女人,她的丈夫却被他残忍地杀害了。我在他面前微笑着,责任是教他的孩子,同时等时机出现。在巴黎有过一次尝试但失败了。我们立即在欧洲不停转移,把追踪我们的人甩掉,最后回到了这所他刚到英国时买的房子里。”
“可是,这儿也有等待着的司法官员。加西亚的父亲是以前圣佩德罗最高的神职官员。加西亚知道默里罗要回到那里去,便和两名地位低卑但十分忠实的伙伴等着他。复仇的火焰在三个人的胸中燃烧着。白天,加西亚没有办法下手,因为默里罗作了严密的防范,如果他的随员卢卡斯——洛佩斯是他得意年代的名字,不在身边,他一定不会外出。不过在晚上他是一个人睡的,报仇者有找到他的可能。一天黄昏,我按照事先作好的安排把最后的消息送到我的朋友那里。由于这个家伙每时每刻都十分警惕,他总会调换房间。我要留心让每一扇房门都开着,同时让绿色或白色的光从朝大路的那个窗口发出作为信号,表示全都很顺利或建议行动延期。”
“然而,事情都不那么顺利。秘书洛佩斯开始怀疑我。我刚把信写完,他就悄悄从我背后猛扑过来。我被他和他的主人拖到我的房间,被宣判为有罪的女叛徒。如果他们可以不承担杀人后果的话,当场就会用刀把我刺死。最后,在一番争论后,他们都认为杀死我太危险。但是,他们决定把加西亚干掉。他们塞住了我的嘴,默里罗又把我的胳膊扭住,直到从我这儿得到了地址。我发誓,如果我知道这会给加西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么,也许我的胳膊早就被他们扭断了。洛佩斯把地址写在我的信上,将口用袖扣封上,让仆人何塞送了出去。我不知道加西亚是怎样被他们杀害的,只知道他是被默里罗亲手击倒的,因为洛佩斯为了看守我而留了下来。我想,他一定是藏在金雀花树丛里等着。树丛中有一条小径,弯弯曲曲的,加西亚可能是从那儿经过时被击倒的。开始,他们想等加西亚进屋后再杀死他,就说他是遭到通缉的夜盗。但是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如果他们因此被查问,就会立刻暴露他们的身份,进一步的打击也会随之而来。加西亚死了,追踪也会停止,因为这样可以使别的一些人感到害怕,从而放弃自己的计划。”
“如果我对这伙人的行为并不了解,他们现在都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我的生命有几次处在死亡的边缘。他们把我关在房里,用最可怕的方式威胁我,让我在精神上受到残酷的虐待,我的肩上有这样一块刀疤,手臂上的伤痕也是一道道的。有一次,我想在窗口喊出来,但他往我嘴里塞了一件东西。连续五天,我就在这种惨无人道的关押中度过,吃不饱,差一点儿活不下去。今天下午,我吃到了一份丰盛的午餐,可吃完了才知道是毒药。我像在梦中一样被塞到马车里,后来又被拉到火车上。车轮马上就要转动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掌握着自己的自由。我从火车上跳下来。他们想拖我回去。幸好这位好心人帮忙,我被扶进一辆马车,否则我不可能逃脱。感谢上帝,我终于从他们的魔掌中逃出来了。”
她这番不平常的叙述,我们都听得很认真,后来还是福尔摩斯打破了沉默。
“我们的困难依然存在,”他摇着头说。“完成的只是我们的侦查任务,以后,我们将开始法律上的工作。”
“是的,”我说,“在一个能说会道的律师口中,这次谋杀就会变成自卫行动。有了这样的背景,犯上百次罪也没什么,可是,能判罪的只有这件案子。”
“算了吧,算了吧,”贝尼斯显得很高兴,“我看还是法律更强一些。自卫和怀着蓄意谋杀的目的去诱骗这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就算你担心会从他那里遭到不可知的危险。不,不,我们都是正确的,这会由我们在下一次的吉尔福德巡回法庭上看到海伊加布尔的那些房客时的情景来证实。”
只是,这属于历史问题,要惩罚“圣佩德罗之虎”还需要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伙都是狡猾而又大胆的人,他们溜到埃德蒙顿大街的一个寓所中,又经过后门到了柯松广场上,这样就把追捕的人甩掉了。他们从那天以后就没在英国露过面。过了半年左右,蒙塔尔法侯爵和他的秘书鲁利先生都被谋杀于马德里的艾斯库里饭店。有人认为这桩案子是无政府主义造成的,但是始终没有抓到谋杀者。贝尼斯警长到贝克大街来看望我们,把一张那黑脸秘书的复印图像和一张他主人的图像带了来。他的主人面貌老成,黑眼睛富有魅力,两簇眉毛很浓。我们相信,虽然是延误了,毕竟还是伸张了正义。
“亲爱的华生,这桩案件真是很混乱啊。”黄昏中的福尔摩斯边抽烟斗边说。“想要如愿地把它看得那样简洁是不可能了。它涉及两个洲,与两群神秘的人有关。我们非常可敬的朋友斯考特·艾克尔斯出现后案情更加复杂了。我们从他的情况中看出,死者加西亚很有智谋,善于自卫。结果很了不起,我们和这位优秀的警长一起找到了隐藏在千头万绪的疑点中的要害,终于能够在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前进。你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那个混血儿厨师为什么回来?”
“我想,你要的答案可以通过厨房里的那件怪东西得到。此人是圣佩德罗原始森林里的生番,而那件东西则是他的神物。当他和同伙逃到事先定好的撤退地点时,那里已经有人了,当然是他们的同伙。他的同伴曾说这是一件易受连累的东西,劝他丢掉。可是,这个混血儿十分舍不得,于是在第二天忍不住又回来了。他从窗户向里探望,正好看见在里面值班的警官瓦尔特斯。他等了三天,虔诚也好,迷信也好,终于又试了一次。平时机灵的贝尼斯警长在我面前曾不重视这个案子,但终于也觉得案情十分重大而布置了圈套,那个家伙就自投罗网了。还有其他问题吗,华生?”
“那又如何解释那只撕烂了的鸟、一桶血、烧焦了的骨头和在那古怪厨房里的所有的神秘东西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翻到笔记本中的一页。
“我有一个上午待在大英博物馆,对这一点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下面这段话摘自艾克曼著的《伏都教和黑人宗教》一书:
虔诚的伏都教信徒不论做何种重要的事情,都要奉献祭品给他那不洁净的神。在极端时,这些仪式采取的方式是杀人祭奠,继而食人肉。但通常情况下,祭品是一只活活扯成碎片的白公鸡,也可以是一只黑羊,将喉咙割开,焚化其躯体。
“因此你看,在仪式方面,我们的野人朋友完全是正统的。真的很怪诞,华生。”福尔摩斯慢慢地合上笔记本时还不忘补充着,“但是,怪诞和可怕只有一步之遥,我不是凭空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