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妖们唱的是什么歌，当阿基里斯隐身于女人中，他使用的是什么名字，尽管这都是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但也并非不能猜想。
——托马斯·布朗爵士
被论述为具有分析性的心理特征，其自身很难被分析。我们只感受到心理特征带来的效果。除此，我们还知道，在过度拥有这些心理特征的情况下，它们对其主体而言，总是一种最为活跃的快乐源泉。正如一个健壮的男人为他的体能感到自豪，很乐于做那些肌肉运动，善分析者也为这样的心理活动而骄傲。他甚至能从最琐碎的活动中获取快乐，如果这些活动能使他的才华得以体现。他喜欢神秘的谜、费解的难题、象形文字；在他对此的一一破解中，展示出在常人看来具有超自然性的某种智慧。事实上，他的这些由方法所特有的实质和精髓而给予的解答，完全是一种直觉。
数学研究也许能有效地增强解决问题的才能，尤其在数学最高深的学科分支中；不公平的是，仅仅由于其逆向运算能力，这种学科分支，就似乎显得非常出类拔萃，被称为解析学。不过计算在本质上并不是分析。例如，一个象棋手算棋时就无须分析。这表明，象棋在对心理特点产生作用方面，是很被误解的。我并不是在写论文，只是想通过非常随意的观察来进行某种特殊的开场白；因此，我趁此机会声明一下，深思熟虑在朴实的国际跳棋中要比在所有精巧轻薄的象棋中更能果断而有效地得以运用。在后者中，各个棋子都有不同的、怪异的走法，并有各种不定的价值，这仅仅只是复杂，却被误认为(错误并不少见)是深刻。此间，需要凝神静气，稍不留神，就会疏忽，会导致损伤或失败。可走的棋步不仅是多样的，而且错综复杂，这样的疏忽几率就很大；下象棋时，十有八九是更为专心的、而不是更为敏锐的棋手胜出。反之，在国际跳棋中，棋步是唯一的，几乎没有变化，粗心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纯粹的专心就相对不太起作用，棋手赢棋就更取决于哪方具有较高一筹的敏锐。为了减少抽象性，让我们以一场跳棋比赛为假设，双方棋子只剩有四个国王，当然了，也不出现疏忽的情况。很显然，胜利只取决于(棋手是势均力敌的)某种妙招，那是对智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在一般棋招已然无效的情况下，分析者就投身于对对手的心理分析中，于此验明自己的观点，他往往发现，只一瞥，就能找到那些唯一的方法(有时候，很荒唐的是，实际只是些非常简单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对方也许就误入歧途，或是草率地做出错误判断。
长期以来，惠斯特牌[1]因其对计算能力产生影响而负有盛名；人们认为具有最高深智慧的人显然会对此牌有着解释不清的爱好，并且，他们避开象棋，觉得它肤浅。毋庸置疑，在此类游戏中没有什么能比玩惠斯特更需要分析能力。基督教世界中最优秀的象棋手也许只不过是最好的象棋手；但是对惠斯特牌的精通却意味着具备了在所有那些更重要的工作中的成功能力，这些工作是脑力之间的竞争。我所说的精通，是指在比赛中的一种完美，这完美包括对所有信息的领会，从而获得合理有效的优势。这些领会不仅具有多种性，而且形式多样，常常存在于思想深处，不是常人智力所能企及的。专心观察意味着要清晰地记忆；因此，迄今，只要纸牌游戏规则(它们本身是建立在纯粹的游戏机制的基础上)能被充分和总体地理解，那么专心的象棋手都擅长玩惠斯特牌。因此，具备持久的记忆力，并依照“惯例”，就通常被认为拥有了擅长此道的资本。但是，在纯粹规则之外，就需要运用分析者的技巧了。他会静静地作一系列的观察和推论。因此，或许他的同伙也如此；他们所获取信息的不同，更多是取决于观察的细致，而非推论的正确性。关键在于观察什么。棋手根本不限制自己；也不因为游戏是目的，就拒绝从游戏之外的事物中进行推论。他观察同伙的表情，细心地把它与每个对手进行比较。他留心洗牌时每只手的动作；经常通过持牌者看每张牌的眼光，猜测算计一张张王牌和大牌。在游戏的发展中，他注意着脸部的每一个变化，从确定、惊讶、胜利，或是苦恼的表情变化中汲取信息。他从对手收拢赢牌的方式判断收牌人是否会再赢同样花色的牌。从牌被掷向桌子的气势中，他辨别得出什么是虚招。一个随意或粗心的词，一张偶然掉落或翻转的牌，以及牌被暴露后伴随而来的焦虑或是无所谓，计点赢牌的墩数以及那几墩牌的摆法，还有期间的尴尬、犹豫、急切、或是颤抖——所有这些，都把对真实情况的暗示提供给了他看似直觉性的感知。两三个回合之后，他对大局了如指掌，于是就精确恰当地把自己的牌放出，好像其他参与者都已彻底现形似的。
分析能力不能和单纯的机灵相混淆；因为分析者必须要机灵，而机灵的人往往对分析非常不在行。那种推断或归纳能力，通常表现为机灵，而且颅相学者(错误地)把其归结为是因为一种个别器官，并推测它是一种原始能力，在那些智力在其他方面濒临白痴状态的人身上尤为多见，因此，这些人吸引了心理学者的普遍关注。事实上，在机灵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的区别，远比幻想和想象之间的要大，但是有一个特征又十分相似。实际上，人们会发现，机灵的人往往是好幻想的，而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人常常又是有分析能力的。
以下的叙述对读者而言，多少是对刚才所提出的命题予以评说。
一八××年的整个春天和部分的夏季，我居住在巴黎，在那里，我和C·奥古斯特·杜潘先生相识了。这个年轻的绅士来自一个高雅，事实上是显赫的家族。但是，由于各种不幸事件，这个家族没落到如此贫困境地，使他个性中的热情屈服于贫穷之下，他消沉避世，不再对恢复家产有任何兴趣。承蒙他债权人的好意，在他的财产中依然保留着一小部分遗产；而且，根据从中获取的收益，他竭力通过克俭来维持生活的必需，并从来不奢求什么。事实上，书籍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且在巴黎也很容易获得。
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蒙马特大街的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在那里，我们碰巧都在寻找同一本非常罕见和著名的著作，这使我们的交流更密切了些。此后，我们频频会面，我对他所详细讲述的那一段琐碎家族史很感兴趣，在叙述中，他有着法国人只要一说起与己有关的话题就放任情感的坦率。我也对他广博的阅读感到很吃惊；而且，尤其是，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这狂烈的热情，以及他想象力的生动清新所感染。在巴黎寻找着我所要探询的目标时，我感到此人的社会圈子对我来说是无价的财富；而且我也把这种感受坦白地告诉了他。最终，我们决定，在我逗留于这个城市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由于我的生计状况多少还不像他那样窘迫，他就答应由我出钱在圣热尔曼区的一个遁世而荒凉的地带租下了一座年代久远的古怪官邸，由于人们的迷信想法，它已经荒芜了很久，摇摇欲坠，我们并没有去打探这个迷信，我花钱将房子装修了一番，使它的风格符合我们共有的古怪和阴郁的脾性。
如果我们在那里的日常生活被世人所知的话，我们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疯子——尽管，或许是那种不会伤害人的疯子。我们彻底与世隔绝，从不见任何人。事实上，我们隐居的地点被我作为秘密小心地保留着，不为自己以往结交的朋友所知；而且，杜潘好多年前就停止了社交，在巴黎一直不为人知。于是我们就生活在只有两个人的世界中。
我的朋友有一种怪异的奇想(我还能称它为其他什么吗？)，他认为夜晚有其自身的魅力，令人着迷；而且，当我进入了这种怪异之中，就像进入了他所有其他的怪念头中，我静静地感受；彻底放弃了自我，把自己交付给他狂野的幻想。那幽暗的神性并不是总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能营造她在的气氛。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时，我们关闭了那座古宅里每一扇厚重的百叶窗；点燃了两根蜡烛，它们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仅仅发出最惨淡与微弱的光线。在烛光中，我们任自己的灵魂沉浸在梦幻中——阅读、写作，或是交谈，直到时钟提醒我们黑暗的真正来临。然后我们走上街头，手拉着手，继续着白天的话题，或者到处漫游着，直到深夜，一边在喧嚣城市的灯影中寻找着精神亢奋的无限性，这种极限只有通过平静的观察才能企及。
在那样的时刻，我禁不住要评论和钦佩(尽管因为他丰富的想象力，我对此已有所准备和期待)杜潘所具备的那种独特的分析能力。他也似乎很热切、愉悦地运用着它——如果这不能完全算作是炫耀的话——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认从中可以获取快乐。他向我夸耀着，一边低声咯咯地笑，说大多数人在他看来，内心都有窗户，随即他常常说出我当时的所思所想，作为那个论断直接而惊人的证据。此间，他的样子是冷漠而抽象的，目光空洞；而他往日洪亮的男高音则拔高到了一种颤音，若不是他发音时的有意控制和完全的清晰，听上去就会显得很暴躁。当我观察他的这些神态时，我经常会陷入对双心论这一古老的哲学的沉思中，并通过对双重杜潘——富有创造力的他和擅长分析的他的想象来自娱。
请不要根据我前面的话，就以为我是在详细地叙述什么神秘之事，或是在描写什么浪漫的故事。对这个法国人，我所要描述的只不过是一种亢奋的、或许是病态的才智产生的效果，不过我最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在那一时期的观察特点。
有一个晚上，我们在王宫附近沿着一条又脏又长的路漫步走着，两人显然都沉浸在思考中，至少在一刻钟的时间里，我们谁都没说一句话。突然，杜潘冒出了下面这句话：
“他是个小个子家伙，真的，更适合去杂耍剧院。”
“毫无疑问，”我不自觉地回答道，最初并没注意到(我是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思考)说话人进入我沉思的插话竟如此离奇巧合。我立刻回过神来，并感到一种深深的惊讶。
“杜潘，”我严肃地说，“我没法理解这个，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很吃惊，并且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正在想着——？”我在这里停顿了一下，为了明白无疑地确定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思考的是谁。
“——想着尚蒂耶，”他说，“你为何停下来？你在对自己说他的小身材不适合悲剧。”
这恰好就是我思考的内容。尚蒂耶曾经是圣德尼街的补鞋匠，他疯狂地迷上了舞台剧，想尝试扮演克雷比雍悲剧中的薛西斯[2]，结果弄得声名狼藉，一番苦心却遭受大家的冷嘲热讽。
“看在上帝份上，请告诉我，”我喊道，“这个方法——如果真有方法的话——你是怎么用它来看穿我内心的。”事实上，我甚至比我原本想表示出来的要更为惊讶。
“是那个卖水果的人，”我的朋友回答说，“他使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那个修鞋匠没有足够的高度来扮演薛西斯et id genus omne[3]。”
“那水果商！——你可真让我吃惊——我从不认识什么水果商。”
“就是我们走上这条街时那个撞到你身上的人——这可能是一刻钟之前。”
我记起来了，确实有一个水果商，他头顶着一大筐的苹果，在无意中几乎要把我撞倒了，那时我们正从C——街穿过来，走进了这条大街；可是我没法理解这与尚蒂耶有什么关系。
杜潘没有丝毫假充内行的意思。“我会解释的，”他说道，“然后你就会清楚地理解这一切了，我们先要回顾你沉思的过程，从我对你说话开始，直到遭遇那个被提及的水果商。这条链子中各个重要环节是这样排列的——尚蒂耶、猎户星座、尼科尔斯博士、伊壁鸠鲁[4]、石头切割术、街上的石头、水果商。”
很少有人在他们生活中会没有过这样的消遣，即回顾自己的思路是怎样一步步地到达某个特殊结论的。这种推溯充满乐趣；初次尝试的人会对最初的念头和结论之间明显有着无限大的距离和毫不相干感到吃惊。因此，当我听到这个法国人所说的话，就当然感到了惊讶，而且，我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就是事实。他接着又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离开C——街时，我们一直在谈论马。这是我们谈的最后一个话题。当我们走到这条街时，一个水果商头顶着一个大筐，飞快地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把你撞向一堆铺路石上，这些石头堆在正在修建的人行道上。你踩在其中一块乱石上，滑了一下，膝盖轻微扭伤了，你显得有些恼火或是闷闷不乐，嘀咕了一些话，转头看了看那堆石头，然后就沉默向前走。我并不是特别关注你的举动；但是最近，观察已经成了我的一种需要。
“你的目光停留在地面上——带着一种暴躁的情绪注视着道路上的洞眼和车辙，(因此我觉得你依然在想着这些石头，)直到我们到达了那条叫拉马丁的小巷，正试验着把石块交叠铆接起来。那时你的表情开朗起来，而后，我注意到你的嘴唇动了，我可以肯定你在嘟哝着‘石头切割术’这个词，这是一个常运用于这种类型的人行道的术语。我知道当你自言自语地说‘石头切割术’时，你准会想到原子，继而联想起伊壁鸠鲁的理论；接着，由于我们不久前曾谈及这个话题，我还向你说起过这个希腊人的这些模糊猜测在后来的星原学中得到证实，这是如此怪异，却少有人知道。当时我觉得你会忍不住地将目光投向猎户星座的那团大星云，而且我也料到你会这么做。你确实往上看了；于是当时我很肯定自己准确地跟随了你的思维。但是在昨天的《博物馆报》中，那个讽刺家对尚蒂耶进行了尖锐、激烈的长篇攻击性演说，并对这个修鞋匠想凭借着厚底靴改头换面作了一些有失其名誉的影射，并引用了一句拉丁语诗句，我们还经常讨论它，就是这一句话：
Perdidit antiquum litera prima sonum.[5]
我告诉过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它以前被拼作是Urion，而且从某些与此解释有关的言论的尖刻性来看，我意识到你是不会忘掉这事的。很显然，你准会把猎户星座和尚蒂耶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从漫过你嘴唇的微笑中就发现你确实将它们结合了。你想到了那可怜的修鞋匠成了牺牲品。到那时为止，你一直伛偻着身子行走着；但是现在我看到你挺直了身体。因此，我确信你当时是在回想尚蒂耶瘦小的身材。就在这个时候，我打断了你的沉思，告诉你，事实上，他确实是个小个子家伙——即那个尚蒂耶——他更合适去杂耍剧院。”
这以后不久，我们翻阅一本夜版的《法庭公报》，下面的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离奇的凶杀——今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圣罗克区的居民被一阵持续的凄厉惨叫从睡梦中惊醒，这叫声显然是从摩格街的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的，据说那里只住着姓莱斯巴拉叶的夫人和她的女儿卡米耶·莱斯巴拉叶小姐。过了一会儿，由于正常途径进入房间的尝试未果，人们用铁撬棍砸开了大门，在两位警察的陪同下，八九个邻居走进屋子。这时，叫声停住了；但是，当这群人冲上一楼楼梯时，他们听到了两三声刺耳的、愤怒的争执声，这声音似乎是从楼上传来的。当人们到达第二层时，这些声音也消失了，一切又变得悄然无声了。人群分散开来，从一个屋子搜寻到另一个屋子。当他们抵达四楼的一个靠后的大套间时，(大家发现大门是反锁着的，钥匙在里面，就奋力推开了它，)里面呈现的景象使在场的每一个人又惊又怕。
“屋子异常凌乱——家具破碎了，散得到处都是。那里只有一个床架；床垫已经被人从床架上移开了，并被扔在地板中央。椅子上放着一把剃刀，那上面血迹斑斑。壁炉上有两三绺又长又密的灰色头发，它们也沾着血，似乎是被连根拔起的。人们在地板上发现了四个拿破仑金币[6]，一个黄玉耳环，三个大银勺，三个小一些的铜匙，以及两个包，里面大约装有四千法郎的金币。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柜子的抽屉都开着，显然是遭受了抢劫，尽管许多东西还留在里面。人们还发现在床垫下(不是在床架下)有一个小小的铁质保险箱。箱子被打开了，钥匙依然在门上面。除了一些旧的信件，以及其他不太重要的文件，别无他物。
“人们没有发现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踪影；但是在壁炉里有着数量非同寻常的烟灰，于是大家开始搜寻烟囱内部，然后(说出来太可怕了！)发现了莱斯巴拉叶小姐的尸体，她被人们头朝下地拖了出来；尸体是被人用大力推进这狭窄孔隙的，而且被往上推了相当高的一截距离。尸体尚存一丝暖气。经过检查，人们发现皮肤上有多处擦伤，这无疑是因为向上推的猛力，以及后来尸体从烟囱里拉出来时刮擦所致。她脸上有许多严重的抓痕，而且在脖子处有乌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凹痕，仿佛死者是被掐死的。
“人们对房间每一部位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没再获得进一步的发现，大家就走进了这幢房子后面的一个铺砌过的小院子，并在那里发现了老夫人的尸体，她的脖子整个被砍了，所以在努力将她抬起时，头掉了下来。她的身体和头部一样，毁坏得非常厉害——前者几乎不成人形了。
“我们相信，至今，对这一可怕的神秘事件，人们还没有任何线索可寻。”
次日的报纸附加了这样一些细节：
“摩格街惨案——许多和这个异常与恐怖事件有关的个人都受到了调查，”(“事件”一词在法国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有轻浮之意)“可是案情没有任何突破。以下，是我们获得的所有重要证词。
“波利娜·迪布尔，洗衣女工，她证实自己与两位死者认识了三年，在此期间一直为她们清洗衣服。老夫人和她女儿的关系看来不错——彼此很亲切。她们给工钱很公道。关于她们的谋生方式或手段，她也说不出什么，不过她相信莱斯巴拉叶夫人是靠给人算命维生的，据说很有些积蓄。在夫人喊她去拿衣服或是她送衣服时，她从没在那里遇到任何旁人。她能肯定她们没有雇用人。这栋房子除了四楼，其他楼层都没摆家具。
“皮埃尔·莫罗，烟草商，他透露说自己常常卖给莱斯巴拉叶夫人少量的烟丝和鼻烟，这已经差不多有四年时间了。他就是在附近出生的，也一直住在那里。尸体被发现时，死者和她的女儿已经在这房子里住了六年多。此房过去住的是一个珠宝商，他将上面的房间转租给三教九流。房子是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财产，她对房客滥用房屋感到很不满，于是自己搬进了这些房间，拒绝出租任何部分。那老夫人很孩子气。证人曾在六年中见过她女儿五六次。她们两人过着极其隐蔽的生活——据说有些钱。他曾听邻居说莱斯巴拉叶夫人会算命——他不相信这个。除了老夫人和她的女儿之外，一个行李搬运工露了一两次面，还有一个医生出现了八九次，他就再没见其他人进过那家的门。
“其他许多人，均是邻居，都证实了相同的情况。他们都说没见有谁常去那里。大家也不知道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是否有任何健在的亲朋。她们前面的百叶窗很少被打开过，后窗的也一直关闭着，除了四楼那个大套间。那房子很不错——不是太旧。
“伊西多尔·米塞，警官，他陈述说自己大约是凌晨三点被召到现场的，并发现有二三十个人站在门口，想努力走进去。最后，门终于被用力打开了，人们用的是一把刺刀——不是铁撬棍。用它开门没什么难度，因为门是双层或是折叠的，底下和顶上没有上插销。尖叫一直继续着，直到门被奋力打开后——声音是顿时停止的，它们听上去似乎是某个人(或是不止一人)在极其痛苦地喊叫——声音很响，拖得很长，不是那种短促的类型。证人带大家上了楼。上了第一个楼梯平台时，大家听到两个声音在大声与愤怒地争吵着——其中一个声音是嘶哑的，另一个是更尖厉的——非常奇怪的声音。他可以辨认出前者说的一些词，那是一个法国男人的声音。他能肯定这不是女性的音质。他听出了 ‘该死’和‘见鬼’两个词。那个尖厉的声音听上去是一个外国人发出的，但他不能肯定这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也听不出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相信是西班牙语。证人所描述的房间和尸体的情况与我们昨天报道的相同。
“亨利·迪瓦尔，邻居之一，做银匠生计，他作证说自己是最初进入房子的那群人之一。他大致上证实了米塞的话。当他们刚奋力闯入大门后，就又关闭了大门，把人群挡在外面，当时人聚拢得很快，虽然当时已深更半夜。这个证人认为那个尖厉的喊声是个意大利人发出的，并确定这肯定不会是法国人的，但是不确定是否是男人的声音，它或许是女声。他对意大利语不熟，不能辨认出词语，但是听音调，他确信说话者是个意大利人。他认识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并经常和二者交谈。他很肯定那尖厉的声音不是两个死者的。
“奥登赫梅尔，餐馆老板。该证人自愿提供证词。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他是阿姆斯特丹人，当叫喊声开始时，他正经过那房子，声音持续了几分钟——也许是十分钟。它们又长又响——非常可怕，令人悲伤。他也是进入房子的人之一，并证实了前面证人的所有叙述，除了一个地方有出入。他确信那个尖厉的声音是一个男人——一个法国男人发出的，但是听不出里面的词语。声音很响，很短促——不太稳定——显然是在惊慌与愤怒中发出的。那声音很刺耳——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不能被称为是尖厉的声音。那嘶哑的声音重复着‘该死’、‘见鬼’，还有一次是‘老天’。
“儒勒·米诺，德洛林大街米诺父子公司银行家，他是老米诺。莱斯巴拉叶夫人是有一些财产，那年(八年前)春天，她在他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以小金额频繁地进行储蓄。直到她死前的第三天，她才第一次开了支票，她亲自领了四千法郎。这笔钱是用金币支付的，一个职员护送她和这笔钱到的家。
“阿道夫·勒邦，米诺父子银行的职员，他作证说，领钱的当天，大约是中午，他陪同莱斯巴拉叶夫人带着四千法郎回到她的住处，钱被放在两个包里面。当门被打开时，莱斯巴拉叶小姐出现了，并从他的手里拿走了其中一个包，而那个老夫人拿掉了他手里的另一只。然后他鞠躬告退。他当时没有在街上看见任何人。这是一条小街——很偏僻。
“威廉·伯德，裁缝，他作证说自己是进入房子的人之一，是个英国人。他在巴黎住了两年，是最早上楼梯的人之一。他听到了争吵声，那个嘶哑的声音是一个法国男人发出的，他能听出几个词，但是现在记不全了。他清楚地听到‘该死’和‘老天’两个词。当时有一个声音，好像几个人在搏斗——那是刮擦和扭打声。那个尖厉的声音很响——比嘶哑的声音响。他确信那不是英国人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德国人的，可能是女声。他听不懂德语。
“以上四个证人又被传讯，证实当人们到达时， 莱斯巴拉叶夫人尸体所在套间的大门是在里面被锁上的。当时那里寂静无声——没有呻吟，也没有任何杂音。门被用力推开时，大家没看到里面有人。外屋和里屋的百叶窗都被拉下了，两扇窗子都从里面被紧闭着。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是关着的，但是没上锁。从外屋通向过道的大门被锁着，钥匙挂在门里面。在房子四楼的前面有一间小屋，它位于走道的头上，门微微地开着。这间屋子挤满了旧的床铺、箱子等等的东西。这些都被人们仔细地移开并搜寻过了。整幢楼没有一寸地方被忽略过。大家还派人上下扫了所有烟囱。这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带有阁楼(房子是双重斜坡屋顶的)。屋顶的活板门被牢牢地用钉子钉住了——看上去有好几年没被打开过。证人们叙述的听到争吵声和房门被撞开的时间间隔各不相同，有的短到三分钟——有的长到五分钟。打开门颇费了点周折。
“阿方索·加西奥，殡仪事务承办人，他阐述说自己住在摩格街，是西班牙人，也是进入房子的其中一人。他没有上楼梯，当时感到很紧张，担心着这骚动的后果。他听到了争吵声。那嘶哑的声音是个法国男人发出来的，他无法听出那人在说啥。那尖厉的声音来自一个英国男人——他能肯定。他不懂英语，但是能从语调来判断。
“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店老板，他作证说自己是最初上了楼梯的人之一。他听到了争吵声，那嘶哑的声音来自一个法国男人，他能听出几个词。说话的人似乎在规劝什么。他听不出尖厉声音中的词。那人说得又快又不稳定，他觉得发那声音是个俄国人的。他的话大体与其他人的证词相同。他是个意大利人，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
“几个证人再经传讯，都证实四楼的所有烟囱都太狭窄，没法进一个人。‘扫烟囱’指的是用圆筒状的刷子刷烟囱，即用那些扫烟囱工人用的工具来刷。这些刷子上下地刷了房子里的每一个烟道。该楼房没有后楼梯，大家上楼时不可能有人下楼。莱斯巴拉叶小姐的尸体被牢牢地卡在烟囱里，直到四、五个人一起用力才把她拉下来。
“保罗·迪马，内科医生，他作证说自己是在黎明时分被叫去检查尸体的。两具尸体都躺在床架的帆布上，并放在莱斯巴拉叶小姐被人发现的那个房间。年轻小姐的尸体上有很多瘀伤，皮肤也被擦破了。这些表面特征充分说明了尸体是被猛推上烟囱的，她的脖子被重重地掐伤过，下巴下面有几处深深的抓痕，还有一连串的乌青块，这显然是手指的压痕。她的脸是可怕的惨白色，眼球突出。部分舌头被咬过了。死者胸口有大片的淤伤，很明显，这是由膝盖的重压造成的。根据迪马先生的观点，莱斯巴拉叶小姐是被一人或数人勒死的。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尸体也被毁坏得很厉害，她右腿和右手臂的所有骨头都或多或少地碎裂了。左胫骨骨裂，左边的所有肋骨也都如此。整具尸体满是淤伤，完全变色了。他无法描述这些伤是怎样造成的。或许是一条重重的木棍，或许是一大块铁——一把椅子——或者任何巨大、沉重以及钝头的武器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只要挥动它们的是健壮有力的男人之手。女人用任何器械都造成不了这样的伤害。据证人目击，死者的头部完全脱离了身体，也碎得很厉害。她的脖子显然被某样锋利的工具砍过——也许是一把剃刀。
“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他是和迪马先生一起被叫来检查尸体的。他的陈述证实了迪马先生的观点。
“虽然其他一些人也被传讯过了，但是没有得到其他更重要的信息。这场谋杀如此神秘，在所有细节上又如此复杂，这在巴黎是史无前例的——倘若这真是一桩谋杀案的话。警察们完全被它困惑住了——在此类案件中，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不管怎么样，没有找到一丝线索。”
该报的夜版报道说，在圣罗克区，极端的兴奋骚动正在持续——作为事发现场，那幢房子又被仔细地搜查了一遍，有关证人再次被警方传讯，可依然毫无结果。不过，该报道在附言中提到，阿道夫·勒邦被逮捕并监禁了——不过，除了这些早已被详述过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定他的罪。
杜潘似乎对此事件的发展尤其感兴趣——至少这是我从他的态度中判断出来的，因为他未作任何评价。只有在报纸宣布说勒邦被捕了，他才问及我对此谋杀案的看法。
我只能同意所有巴黎人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可能找到元凶。
“我们一定不能凭借搜索的表面信息来进行判断，”杜潘说，“巴黎的警察素以敏锐著称，他们很机灵，可是仅此而已。除了现场搜索外，他们在办案进程中没有什么方法可言。他们炫耀了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但是，他们常常用得不那么恰如其分，以至于让人想到儒尔丹先生要睡衣——以便更清楚地听音乐。[7]他们所获得的结果并非不常常令人惊讶，可是它们大多数靠的是纯粹的勤奋和苦干。当这一切都无计可施时，他们的方案就失败了。例如，维多克[8]很会猜测，而且也很坚韧不拔。但是，没有训练有素的思维，他就会不断地因过分的调查而频频出错。并且，由于太关注细节，他对事物的把握也会发生偏颇。他或许会异常清晰地发现一两处问题，可是一旦拘泥于此，他必然会失却对整体的洞见。这样，事情往往显得过于深刻。真相并不总在深井中，事实上，对越是重要的真知，我倒是相信它越显而易见。其深度在于我们探询真相时所去的山谷，而不是真相被发现时的山巅。这种错误的形式和起源在人们对天体的注视中非常多见。匆匆地扫视一颗星星——给予它斜视的一瞥，将视网膜的表层(对微弱的光线，表层比内部更加敏感)转向它，即清晰地看到了那颗星——即充分地欣赏了它的光泽——这光泽与我们所投诸视线的充分程度成反比。实际上，大部分的光线是落在凝视星星的眼睛上，但是匆匆扫视的眼睛却拥有更敏锐的把握能力。由于不恰当的深刻，我们使思维混乱衰弱；而且，太持久、太集中，或是太直接的细致观察甚至可能让金星自身从苍穹消失。
“至于这个谋杀案，在没有对此形成观念前，让我们自己来进行一些调查。有一个询问会给我们带来些乐趣，”(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古怪，但是没说什么)“此外，勒邦曾帮过我一个令我颇为领情的忙。我们可以前往那里亲自观察一下现场。我认识警察局长G，应该不难获得这必要的准许。”
得到准许之后，我们立刻前往摩格街。这是介于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的众多破落的街道之一。由于这个区域离我们的住所很远，我们到那里时已是傍晚时分。那幢房子很好找；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带着漫无目的的好奇心，从对面注视着那关闭的百叶窗。那是一幢普通的巴黎房屋，有一条通道，道的一边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屋，小屋窗上的一个滑动的窗格表明这是间门房。在进入房子前，我们沿着街走，转入了一条小巷，然后又转弯经过了房子的后面——期间，杜潘观察了整个周围地带，包括这所房子，他看得非常细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目的。
我们原路折回，再次走到了房子的前面，按了门铃，然后出示了我们的证件，并在值勤警察的允许下进入了。我们走上楼梯——进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那个套间，那里还停放着两具尸体。按惯例，房间凌乱依旧。我看不出任何超乎《法庭公报》报道的东西。杜潘仔细检查了每样东西——也包括被害者的尸体。然后我们走进了其他房间，还有院子；一个警官一直陪着我们。我们查看完现场要告辞时，天已黑了。在回家的途中，我的同伴走进了其中一家日报社的办公室，逗留了片刻。
我曾说过，我朋友的怪念头很多，对这些奇想，Je les ménageais[9]——因为我找不出英文的措辞来表达。那时，依照他的性情，他拒绝谈论这个谋杀案，直到次日中午，他才突然问我有否注意到凶杀现场的特殊细节。
他说话时对“特殊”一词有些强调，这引起了我莫名的战栗。
“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我说，“至少，没有超过我们读过的报纸所报道的信息。”
“那报纸，”他回答说，“恐怕并没有领会到事件中异常的恐惧。可是，抛却这报纸的这些散漫无用的观点，我发现，这惨案被认为是无法破解的，可这正是让人觉得好解决的原因——我指的是事件的超常特征。警察感到困惑的是表面上的动机缺乏——不是谋杀本身——而是凶手的残忍。人们听到的争吵声和楼上除了被谋杀的莱斯巴拉叶小姐外没有发现任何人的事实，以及没有能不被上楼的人发现的出口这一事实似乎根本无法统一，这让警方大惑不解。那凌乱的房间，尸体被倒着硬插入烟囱，老夫人尸体遭到了令人恐惧的伤害；这些现象，以及刚才所提及的事实，还有我无须提及的事，都足以使警察当局瘫痪无力，并使他们所吹嘘的敏锐彻底陷入困惑之中。他们掉入了严重的却又是普通的错误中，即把异常与深奥混淆了。可是，正是由于这些对常规的偏离，推论才摸索着找寻真相，如果这推论真的存在的话。在诸如我们目前进行的调查中，与其说是经常问‘发生了什么’，还不如问‘发生了什么过去从未有过的事’。事实上，我将会做到的或已经做到的解决这个神秘事件的敏捷，是与它在警察眼里明显的不可解决性成正比的。”
我沉默而惊讶地盯着说话的人。
“我正在等待着，”他继续说着，一边望着我们公寓的房门——“我正在等待着一个人，虽然，他也许并不是杀人凶手，但他一定多少与这些罪行有关联。至于那最残忍的罪孽，或许他对此一无所知。我希望自己的推测没有错；因为我把自己解构整个谜的期望建立在这个推测之上了。我在此期待着这个人——来这间屋子——每时每刻。诚然，他也许不会来；但是他多半会来。倘若他来了，就有必要拖延他。这里有手枪；而且我们都知道，一旦需要时该如何使用。”
我拿过了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而杜潘继续着，讲了一大堆话，好像在独白似的。我早就说过他在这样的时刻中的令人费解的神态。他的话是对着我说的；可是他的声音，虽然不响，却有着一种对某个在远处的人说话的语调。他的眼睛盯着墙壁，显得很空洞。
“那争吵的声音，”他说，“即被走上楼梯的那群人所听到的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自己的，这个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这让我们消除了那个老夫人可能先杀害了女儿再自杀的嫌疑。我这么说主要是出于对谋杀方法的考虑；因为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力气根本不可能将女儿的尸体推上烟囱，推到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而且她自己身上的伤口性质也完全排除了自杀的想法。那么，谋杀是第三者进行的；并且，第三者是其中一个争吵者。现在让我来说说——不是说关于这些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那证词中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注意到它的特殊性了吗？”
我对他说，所有的证人都一致推测那个嘶哑的声音是发自一个法国男人的，而针对那个尖厉的声音，或者照其中一个证人所说的刺耳的声音，则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那本身就是证据，”杜潘说道，“但是它不是证据的特殊所在。你没有注意到特殊之处。但是确实有东西值得留意。照你说的，那些证人在嘶哑的声音上意见相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厉的声音上，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在于他们意见不同——而是，当一个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试图要描述它时，每个人都把它说成是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确信那人不是自己的同胞。大家都把它比成——不是比成自己精通该语言的那国人——而是恰恰相反。法国人推测这声音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如果他懂西班牙语的话，他可能会分辨出几个词。’荷兰人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声音；但是我们发现报道中说‘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英国人则认为声音是德国人的，而且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则‘确信’那是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根本不懂英语’。意大利人相信这是俄国人的声音，但是他‘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还有，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不同，而且他很肯定那声音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但是他对意大利语不熟，就像那西班牙人，靠‘凭语调’。看来，那声音真的是又奇怪又特殊，居然会引出这样的证词！——这人的语调，甚至是欧洲五个重要区域的居民都不太熟悉！你会说也许它是亚洲人的——非洲人的话。巴黎很少有亚洲人或非洲人；但是，在不否定推论的情况下，我现在只是请你注意以下三点。这声音被一个证人表述为‘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被另外两人认为是‘短促而不稳定的’。没有词语——没有像词语的声音——被任何证人提到是可辨别的。
“我不知道，”杜潘接着说，“到此为止，根据你的理解，我这样讲给了你怎样的印象；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正是这些从证词中获得的合理推论——我指的是有关嘶哑和尖厉声音的证词——它们自身就足以引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将为对此神秘事件的所有更进一步的调查指明方向。我说的是‘合理推论’；但是我的意思并没有因此而被充分表达。我的意图是要暗示，这些推论是唯一正确的，而且从中产生的必然的疑问也是唯一的结果。然而，这疑问是什么，我现在还不会说。我只是希望你记住，对于我，那怀疑足以使人确信地让我在对那房间进行调查时，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一种明确的倾向。
“让我们把想象转到这个房间。我们首先该在这里找寻什么呢？找凶手逃离的途径。应该说我们都不太相信超自然的事。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不会是被幽灵杀害的。罪犯是个物质化的肉身，也通过物质化的方式逃离。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幸亏这一点上只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必然会引导我们找到明确的结论。让我们来一一探讨可能的逃离方法。很明显，当大家上楼梯的时候，凶手正在后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房间里，或者，至少是在隔壁的房间。因此，我们只须从这两个房间来寻找线索。警察已经四处搜索了地板，天花板，以及墙上的砖砌，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会逃过他们的警惕。但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睛，亲自检查了一下。那里的确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从两个房间通向过道的两扇门都被牢牢地锁上了，钥匙在里面。让我们再转到烟囱。这些烟囱虽然宽度很寻常，在壁炉上方宽达八、九英尺，但是也容不下一只大点的猫的身体。这早就说明了不存在这里逃走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把线索范围缩小到窗户上。若从前面屋子的窗户逃跑，就肯定会被街上的人发现。那么，凶手必须得从里面屋子的窗口逃走。现在，既然我们对结论是如此确定，那么，作为推理者，我们就不能因为其看似的不可能性来推翻这个结论。我们只有来证明，事实上，这些明显的‘不可能性’并非如此。
“房间有两扇窗。一扇没有被家具挡住，是完全看得见的。另一扇的下面部分被笨重的床架顶部遮住了，床架靠窗很近。第一扇窗从里面被牢牢锁上了，再怎么用力抬，它都抵挡得住。窗户左边有一个大大的手钻的孔，一颗很结实的钉子插在孔内，孔外几乎只露出钉头。再检查另一扇窗，那里也以类似的方式插着钉子；因此再大力气也抬不动窗子。于是警察就完全肯定出口不会在这些地方。因此，他们就认为拔出钉子打开窗是多此一举。
“我的调查多少有点特别，而且正是为此，我才去调查的——因为，我知道，所有明显的不可能性必将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于是我接着思考——追溯下去。凶手肯定是从其中的一扇窗户逃跑的。照此说，他们不能在里面重新锁上窗户，无法做到像人们发现时那样被锁着——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明白的事实面前，警察就不再检查这个部位了。可是窗架是锁上的，那么，它们就必然有力气来锁住自己。这是个不能被回避的论断。我走到不被遮挡的窗扉前，费了些周折地拔掉了钉子，并试图抬起窗框。不出我所料，它抵住了我所有的努力。于是，我明白了，一定有一个隐藏着的弹簧；这个念头使我确信，至少我的假设是没错的，尽管钉子问题依然显得有些神秘。经过仔细检查，我很快发现了那隐藏的弹簧。我按了它一下，于是，令我满意的是，窗框向上移动了。
“于是我把钉子插回原处，并仔细地研究它。一个从这扇窗穿过的人也许能重新关上窗，并且弹簧会自动碰上——但是钉子是不可能被插回去的。这个结论是很明显的，我的调查范围再一次地缩小了。凶手一定是从另一扇窗逃离的。现在，假设每个窗框上的弹簧都是一样的，这是可能的，那么，钉子之间一定会有不同，或者，至少它们的固定方式是不同的。当我走到床架上的帆布前，我细细地检查了第二个窗扉旁的床头板。我把手放在板后面，很容易地就发现并按下了弹簧，这些，正如我所料想的，与刚才那扇窗的特点一样。于是我看了看钉子，它也和方才的一样结实，而且明显地是以同一种方式给插上的——几乎被插得深及顶部。
“你会说我这下子感到困惑了；但是，如果你这么想，就一定是误解了归纳的本质。套用一个打猎术语，我还从没‘失却嗅迹’过。嗅迹丝毫没有消失过，这条链子上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丢失。我已经把秘密推溯到了它最终的症结上，——这个症结就是那个钉子。我说这个钉子的外形在每个方面都和另一扇窗上的钉子一致；但是，从现在的推论来看，这个事实完全是无效的(尽管它或许显得很无可置疑)，尤其是这推论会于此将线索终结。我曾说过，‘这钉子一定有不寻常之处’。我碰了碰它，钉子的顶部和下面长约四分之一英寸的部分断在了我的手中。钉子的其他部分没入了手钻的孔里面，在那里断开了。钉子的断裂部分很破旧(因为它的边缘覆盖着铁锈)，而且很明显地被铁锤敲击过，钉子顶上的一部分被敲进了窗框的底部上方。于是我小心地把这钉子顶部放回我拿出钉子的凹陷处，使它看上去像一个完好的钉子——断裂处是看不见的。我按了一下弹簧，轻轻地把窗框抬高几英寸；钉子头部随之被抬起，剩余部分还牢牢地在原处。我关上窗，钉子又显得完好无损了。
“至此，这个谜就被破解了。凶手是从这个床上方的窗户逃跑的。在他离开后，窗子自动归位(或者是有意被关上的)，并靠弹簧被锁住了；正是这个弹簧的保持力，警察才误以为这是钉子的力量，——这样，他们就认为没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
“下一个疑问是凶手下楼的方式。就这一疑点，我在和你一起绕着房子走时已经弄清楚了。离那扇窗户大约五英尺半的地方有一个避雷针。没有人可能从这个避雷针到达窗户，更不用说进入房间了。然而，据我观察，四楼的百叶窗属于很特殊的那种，巴黎的木匠称之为“火印窗”——那是一种目前少见的类型，但是它在里昂和波尔多地区的老房子中较为多见。它们外形上是普通的门(是单一的门，而不是折叠门)，只是门的上半部分是格子的，或是开放的格子结构的——这样就能使手很好地攀抓。目前，这种百叶窗全宽为三英尺半。当我们从房子后面看它们时，它们都是半开着的——这就是说，它们与墙壁成直角。也许，除了我，警察也检查过了房子的背面部分；但是，如果是这样，他们在看到这些火印窗的宽度时(他们肯定会看)，就不会感觉到它实际幅度的宽阔，或者，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事实上，一旦他们令自己相信这块地方是没有进出可能的，他们就自然会对此处的检查做得较为粗略。但是，在我看来很明确的是，这扇床架上方窗户的百叶窗，假如完全转回墙壁的话，就离避雷针不到两英尺。同样明显的是，人若凭借异常的矫健和勇气，或许就可以从避雷针进入窗户。只要越过两英尺半的距离(现在我们假设百叶窗是完全打开的)，盗贼就可能一只手牢牢地抓住窗格子。然后，他松开抓住避雷针的另一只手，将双腿平稳地顶在墙上，并果敢地从墙上一蹬，就可以转动百叶窗，使它关闭，而且，如果我们想象这时窗户是开着的，那他甚至就顺势转进了屋子。
“我希望你特别要记住的是，我刚才讲到了需要异常的矫健才能成功地完成如此危险和困难的技艺。我这样是想让你明白，第一，从窗口进入房间也许是可能的——但是，第二，同时也是更关键的，我希望让你理解这种十分不同寻常——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敏捷，惟有它，才能完成这一动作。
“毫无疑问，你会套用法律用语说，‘为了证明我是有理的’，我应该宁愿低估，而不是坚持最大限度地估算做到这事所需要的敏捷。这或许是法律的惯例，但是这不是理性的作用。我的最终目的只是真相。我的直接目的是让你把我刚才说过的那十分不同寻常的敏捷和那非常怪异的尖厉(或嘶哑)而不稳定的声音并列放置，而且那说话人的国籍没有人的意见相同，在他的整个说话中，没人能分辨出他的音节划分。”
听到杜潘的这些话，我脑海里掠过了一个模糊而隐约的概念。我似乎快要理解了，却没有力量去领会——就像人们有时候发现自己马上要记起什么了，而最终也没能想起。我的朋友继续往下说着。
“你看得出，”他说，“我已经把问题从出口转到了入口。我就是在设法传达这个想法，即两个方法是一样的，地点也相同。让我们回到房间内部，来调查那里的情况。据报道，柜子的抽屉已经被抢劫过了，不过许多衣物仍然在里面。这个结论是荒谬的。这只有猜测——一种非常愚蠢的猜测——仅此而已。我们凭什么知道那些在抽屉里发现的衣物并不全是抽屉原来就有的？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过着异常隐居的生活——不拜访亲朋——很少出门——几乎不需要常换服饰。至少那些被发现的衣物料子与这些女士们身份相符。如果窃贼要偷走的话，他为什么不带走最好的呢——为什么不全都偷走呢？总之，为何他要放弃了四千法郎的金币，拿这堆面料来劳烦自己呢？金币被舍弃了。人们发现，米尼亚尔先生，那个银行家提到过的全部金额几乎都在地板上，被放在包里面。因此，我希望你能从那些关于动机的浮躁想法中挣脱出来，警察只有送钱上门这些证据，才产生了这些想法的。比这事(递交钱，然后收到钱的三天之内发生谋杀)奇怪十倍的巧合在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它们并没有引起哪怕是短暂的注意。大体上说，对这一类的思想者来说，巧合是巨大的绊脚石，这些人虽然受过教育却不懂概率论——人类对一些最辉煌的目标的探究就得益于这一理论，因为它给予了最辉煌的例证。在这个例子中，如果金币消失了，那么三天前送交的钱财就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了，它就能证实这个关于动机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下面，如果我们假设金币是这场暴行的动机，我们必然会认为这个罪犯是个如此犹豫不决的白痴，居然会放弃了黄金和他的犯罪动机。
“现在，请将这些引起了你注意的要点好好琢磨一下——那怪异的声音，异常的敏捷，还有在这个如此古怪、残忍的凶杀案中令人惊讶的动机缺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残杀本身。此间，一个女人被人力勒死了，并头朝下地被推上了烟囱。普通的谋杀不会采用这样的杀人方式，尤其不会对死者进行如此的处理。你得承认，如此这般地将尸体推上烟囱，总有些过分之嫌——这与我们通常所谓的行为常规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哪怕行为者是最丧失人性的。而且，再想想，能把尸体硬推入这样的孔径中，该需要怎样巨大的力量，几个人合力使劲都几乎无法把尸体拽下来！
“现在，再转到关于这个巨大力量的其他迹象上。在壁炉上面有浓密的卷发——非常浓密——是灰色的人的头发。这些头发是被连根拔起的。现在你明白，哪怕是这样地从头上一起拔掉二三十根头发都需要巨大的力量。你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了这几绺头发，它们的根部(看着太让人害怕了！)凝结着几块头皮上的血肉——这明显就是用了猛力，或许这股力量一次就能连根拔出五十万根头发。那老妇人的脖子不仅被砍了，而且那头颅还完全地从身体脱落：凶器仅仅是一把剃刀。我希望你也看到了这些行为中残忍的兽性。我就不用说莱斯巴拉叶夫人身上的那些伤痕了，迪马先生和他能干的助手艾蒂安先生已经说过它们是某种钝头凶器所致；照此看来，这些先生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这钝头凶器显然是院子里的铺路石材，受害者是从床上的那扇窗坠落在它上面的。尽管这个想法现在看来也许有些简单，但是警察疏忽于此的原因与他们由于百叶窗的宽度而发生疏忽同出一辙——因为，由于钉子的缘故，警察根本排除了窗户是曾被打开过的可能性。
“补充了上述的这些信息，如果此刻你恰恰已经想到了房间的凌乱，那么迄今我们就可以把那惊人的敏捷、超人的力量、残忍的兽性、缺失动机的谋杀、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怪异恐怖、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听来是异国的语调，以及含混或是费解的音节划分等信息结合起来。那么，接着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在杜潘问这个问题时，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于是我说，“这是一个疯子干的——是某个从附近的疗养院逃出来的疯癫发狂者。”
“从某些方面来看，”他回答道，“你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疯子的声音，即使是在最癫狂的发作中，也不会和人们在楼上听到的怪异声音一样。疯子是有族裔的，尽管他们的语言在表达上会语无伦次，但是音节的划分总是有连贯性的。另外，疯子的头发是不会像我现在握在手中的那样的。我从莱斯巴拉叶夫人紧紧捏着的手指中解下了一小撮头发。告诉我，你对此作何解释？”
“杜潘！”我非常惊慌失措地说道，“这头发太古怪了——这不是人的头发。”
“我并没说过它是，”他说，“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一点前，我希望你看一看我画在这张纸上的草图。这幅画是描摹其中一段证词中所谓莱斯巴拉叶小姐的脖子上有‘乌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抓痕’，也就是其他人(迪马先生和艾蒂安先生)的证词中 ‘一连串乌青块，显然是手指的压痕’的现象。
“你会觉得，”我的朋友继续说着，把纸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展开，“这张画使人想到紧紧而牢固的一握，很显然没有任何打滑。每一根手指都保持着——也许直到受害者死去——那可怕的紧握，最初连它们自己都深陷进肉里了。现在，请你努力将所有的手指都同时放在你看到的每个压痕上。”
我企图这么做，可是无济于事。
“我们的尝试也许不太恰当，”他说道，“这张纸是铺放在一个平面上的；但是人的脖子是圆柱形的。这里有一条木块，它的周长与脖子差不多。用画纸包卷它，然后再尝试一遍。”
于是我依此做了；但是难度甚至明显比前一次更大。“这不是人手留下的印子。”我说道。
杜潘回答说，“那么读一下这段居维埃教授讲的话。”
这是一份关于东印度群岛上巨大的黄褐色猩猩的从解剖学和一般习性角度进行的详细报道。那巨大的身材、超常的力量和敏捷、野性的凶残以及这些哺乳动物的模仿习性都是广为人知的。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谋杀的可怕之处。
阅读完后，我说：“在足趾的描写上，这与那幅画是一致的。我知道除了这里提到的大猩猩种群，没有什么动物能留下你所描摹的压痕。这一撮黄褐色的头发也和居维埃写的动物有着同样的特征。但是我还是不可能理解这恐怖之谜中的一些细节。另外，人们听到在争吵中有两个声音，而且其中一个毫无疑问是法国人的声音。”
“没错；而且你会记得，根据实情，这声音有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语调——是 ‘我的天哪！’的表达。在此情况下，这种语调的特征已经被其中一个证人(即蒙塔尼，糖果店老板)恰当地表述为指责或是规劝。因此，就是这两个词，我才充分拥有了彻底解开这个谜团的信心。那个法国人知道这个惨案。这是可能的——事实上非常有可能——即他在这场血腥惨案中是无罪的。那个猩猩也许是从他那里逃跑的。他也许追逐到了那个房间窗下；但是，在随后的混乱局面中，他没法抓住它，那畜生现在依然逍遥自在。我不想再追溯这些猜想了——因为我没有权利把它们称作是别的什么——既然它们所基于的思考几乎没有足够的深度能令我自己赏识，而且，我也没法自认为可以让它们在别人的理解中变得好懂些。那么，我们就权且称它们为猜想，并这样来谈及它们吧。如果这个法国人真的如我所猜想的，在此暴行中是无罪的话，那么这个启事，即我昨夜回家路上在《世界报》报馆登的(是一张关于航海方面，常常被水手关注的报纸)启事，会将他带到我们的住所。”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读到如下信息：
“招领——某日清晨(即谋杀发生的那个清晨)，在布洛涅树林捕获了一只巨大的黄褐色婆罗洲猩猩。失主(据说是一艘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若能验证辨明，并支付抓捕和豢养的少量费用，就可以将其领回。认领处在圣热尔曼区××街××号，上四楼即可。”
“这怎么可能，”我问道，“你怎么知道那人是个水手，并属于马耳他商船？”
“我并不知道，”杜潘说，“我并不肯定。然而，这是一小段带子，从它的形状和油腻的外表看，很明显，它是用来系那些水手们很喜爱的长辫子的。另外，这个结是那种除了水手，很少有人能打的，而且这结是马耳他商船所特有的。我是在避雷针的脚下捡起这条带子的。它不可能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位死者。这样，如果我对这条带子的推论，即那个法国人是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的推测根本就是错误的，我在启事中所说的话依然是无害的。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就得到了要点。如果这个法国人见证了谋杀，尽管他是无罪的，他自然会对启事的答复持犹豫态度——即认领那只猩猩。他会这样说服自己：——‘我对此毫不知情；我很贫穷；我的猩猩很值钱——对我这种处境的人来说，它算得上是一笔财富——我干吗要因为这种无聊的忧虑危险而失去它呢？它就在这里，伸手可及。它是在布洛涅树林里被发现的——与谋杀的现场有很远的距离。人们怎么会怀疑这事是一个残忍的畜生干的呢？警察对此茫然无知——他们没有抓住丝毫线索。他们哪怕是查出了是这头畜生，也不可能证明我见证了谋杀，或是因为我见证了而把我牵连到罪行中去。重要的是，我被人知道了。登启事的人认为我是这畜生的主人，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对此有多少了解。如果我放弃认领这价值昂贵之物，而众所周知我对此有所有权，那么我至少就会使它遭受怀疑。我是不会以此来吸引公众对我或对这动物的关注的。我会答复这条启事，并领走那只猩猩的，在这阵风波过去前好好地看着它。’”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杜潘说，“但是在我给你信号前别用它，也别让别人看见。”
房子的前门一直开着，拜访者没有按铃就走了进来，他往楼梯上走了几步。然而，这时他似乎有些犹豫，接着我们就听到他下楼的声音。杜潘迅速地移到门边，这时我们又听到他上楼了。这次他没有再折回，而是毅然地走上了楼梯，并叩响了我们房间的门。
“进来，”杜潘愉快而热情地说道。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显然，他就是一名水手，——个子高高的，健壮，而且肌肉发达，脸上有一种蛮勇无畏的表情，倒不是太令人讨厌。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大半被络腮胡子和髭发掩盖着。他带着一根巨大的橡木棍，但是似乎除此没有其他的武装。他笨拙地鞠了个躬，并用法语问候我们“晚上好”，这语调虽然多少有点新夏特勒口音，但是仍然很明显能听出他是巴黎本地人。
“请坐，朋友，”杜潘说着，“我想你是为那只猩猩而来的。真的，我几乎要嫉妒你拥有它了。它是一头非常不错的、毫无疑问也是很珍贵的动物。你认为它有多大了？”
那个水手长长地吸了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很放心地回答道：
“我也不清楚——但是它至多四、五岁。它在你这里吗？”
“哦，不；我们没法把它养在这里。它在迪布尔街的马房，就在附近。你可以明天一早就领走它，当然，你打算领它走了？”
“那是肯定的，先生。”
“我会很舍不得离开它的 ，”杜潘说。
“先生，我不会让您劳而无功的，”那人说道，“我不会这么做，我很愿意酬谢你找到了它——也就是说，只要合理，什么都行。”
“啊，”我的朋友回答说，“我确信这倒是相当公道的。让我想想！——我该要什么呢？哦！我会告诉你。我要的是这个，你应该尽你所能告诉我所有关于摩格街凶杀案的信息。”
杜潘说最后几个字时声调很低，也很平静。同样地，他很平静地走向大门，锁上了它，并把钥匙放进了口袋。然后他从胸口掏出一把手枪，并不慌不忙地将它放在桌上。
那水手的脸刷地红了，好像在窒息中挣扎着。他猛地站起身，抓住了棍棒，但随后又坐了回去，猛烈地颤抖着，脸色如死灰一般。他没说一句话。我从心底里同情他。
“朋友，”杜潘说着，语气友善，“你不必如此惊吓自己——真的没这必要。我们怎么也不会害你的。我以一个绅士、也是一个法国人的荣誉向你保证，我们对你没有恶意。我完全清楚在摩格街的残杀中，你是无罪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你与此就没有任何牵连了。正如我早已说过的，你肯定知道我对此事件的情况有着了解的途径——这途径你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事情摆在那里了，对于你能避免不做的事，你确实什么也没做——很确定的是，没什么事能判定你有罪。甚至当你可以泰然地抢劫时，你也没有盗窃什么。你没什么可掩藏的，也没有理由要掩藏。另一方面，你得遵从道义坦陈所有你知道的事。现在一个无罪的人被监禁了，你能说清那凶杀的真正凶手。”
在杜潘说出上述话时，那个水手的情绪恢复了大半；但是他最初的蛮勇无畏不胫而走。
“老天帮帮我！”他停了一会儿，如此说道，“我会告诉你关于此事件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我不指望你能相信我说的一半的话——我这么指望的话，就真的很蠢了。可是，我是无罪的，我即便为此送命也得说个明白。”
他所说的大致如下。他最近航海去了印度群岛。一伙人，包括他在内，在婆罗洲登陆，他们投入了其间的愉快旅行中。他和一个伙伴捕获了这只猩猩。伙伴死了，这只动物就归他一人所有。在返程中他领教了捕获物难驯的野性，颇费了一些周折后，他终于成功地将它安顿在自己巴黎的住所中。为了不招致邻居们令人不快的好奇，他细心地把它隔离起来，想一直等到它腿上的伤口痊愈，那伤口是船上的尖锐碎片导致的。他最终的目的是想把它卖了。
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或者说，那时已经是凌晨了，他从某个水手的嬉闹聚会返回家中，他发现那畜生占据了他自己的卧室，它是从临近的储藏室挣脱出来，进入房间的。他曾以为那储藏室能稳当地禁锢住这畜生。它手里拿着剃刀，满脸涂着肥皂泡，坐在镜子前，试图要刮脸，很显然，它以前从储藏室的钥匙孔里看到主人这么做过。看到一个这么凶狠的动物手里拿着如此危险的武器，而且还用得那么得心应手，他非常惊恐，有那么一会儿，他一直是惊慌失措的。然而，他已经习惯于用鞭子使那畜生镇定下来，哪怕是在它最残暴的状态中，于是，他就又借助于此。看到鞭子，那猩猩立刻跃出了房门，跑下楼梯，然后，穿过了一扇不巧正开启着的窗户，跑到了街上。
那个法国人绝望地跟随着；那只猩猩的手里仍然拿着剃刀，偶尔停下来回头看看，对着追它的人做着手势，直到后者几乎要赶上它。然后它又匆忙跑开了。就这样，这场追捕继续了很长时间。在将近凌晨三点钟时，街道上寂静无声。当跑进摩格街后面的小巷时，那亡命之徒被四楼莱斯巴拉叶夫人房间那开启着的窗户所发出的亮光吸引。它冲向那幢房子，看到了避雷针，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攀了上去，抓住了百叶窗，窗子被完全地甩向墙面，然后，靠这个途径，它把自己径直地旋在床头板上。整个举动不到一分钟，在猩猩进入房间时，那扇百叶窗被它再次踢开。
这时候，那个水手又高兴又为难。他强烈地希望能够马上就抓住这只野兽，因为它几乎无法从它冒险陷入的困境中逃离，除了从避雷针那里逃，也许它从那里下来时就能被劫获。另一方面，他感到万分焦虑，生怕它会在房子里做出点什么。后一种想法促使他依然跟随着那个逃亡者。爬上避雷针并不困难，尤其对一个水手而言，但是当他爬到窗户的高度时，那窗在左边很远处，他的行进就停止了，他至多只能伸过去瞥一眼房间的内部。这一瞥几乎吓得他要松手跌下去。此时，那些凄厉可怕的叫声穿破了黑夜，惊醒了摩格街正在沉睡的居民。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穿着睡衣，显然正专注于整理那曾被提及的铁箱子里的某些票据，这只箱子被拖滚到房间的中央，它是开着的，里面的东西被放到了一旁的地板上。被害者准是背对着窗户坐着；而且，从这畜生进入房间到尖叫的时间间隔来看，似乎她们并非立刻看到猩猩，并自然而然地以为那百叶窗的拍打声是风造成的。
当那水手往里看时，那巨大的野兽已经抓住了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头发(她的头发已经松了，因为她方才一直在梳理它)，并用剃刀在她的脸上挥舞，模仿着理发师的动作。莱斯巴拉叶小姐则俯卧着，一动不动；她已经晕厥过去了。那老夫人的尖叫和挣扎(这期间她的头发也被扯落了)使这猩猩或许是平和的目的转变为那些愤怒之举。它只消用肌肉发达的手臂断然地一掴，几乎就将她的头从身体上切断开来。一看到血，它的愤怒就被激发成了疯狂。它咬牙切齿，眼睛冒着火，目光中的火势蔓延到了那姑娘的身体上，于是它将那可怕的爪子深深地嵌入她的脖子，紧捏不放，直到她断了气。然后，它恍惚而狂野的目光又落在床头，那上面是它主人的脸，那脸因为惊惧而僵硬着，正好落入了它的视线。由于它脑海中依然停留着那可怕的鞭子的记忆，那野兽的怒火立刻转化成了恐惧。它意识到要遭受惩罚，似乎很想掩盖自己的血腥暴行，就在房间里到处乱蹦，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痛苦中；在移动中，它推倒并摧毁了家具，还把床从床板上拖了下来。总之，它先抓住了女儿的尸体，然后把她塞上了烟囱，就像尸体被发现时的样子；接着，它就来对付那老夫人了，它迅速地把她向窗外头朝下地猛掷去。
当这只猩猩拖着那具残骸靠近窗扉时，那水手吓得缩到了避雷针上，与其说他是爬下去的，毋宁说是滑下杆子的，而且，他立即赶回家——生怕自己被牵扯进这场残杀中，并在恐慌中主动放弃了对这猩猩命运的一切关注。那群人在楼梯上听到的话就是这个法国人惊骇和恐惧的感叹，其间混杂着这头野兽残忍而含混不清的咕哝声。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那只猩猩准是在大家破门而入前，从那个房间，通过那个避雷针逃走的。当它穿过窗子时，一定将窗户关闭了。后来，它被主人亲手抓住了，主人以一个很高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巴黎动物园。我们去警务局长办公室讲述了事件的真相(还有杜潘的一些评论)，于是勒邦立刻获得释放。不过，尽管警察局长对我的朋友态度友好，他还是没法真正掩饰起自己对事态的变化所持有的懊恼态度，只好一味地讽刺着，说任何人都掺和进他的公务这不太合适。
“让他说，”杜潘说道，他认为没必要作出答复。“让他讲吧；这样可以让他心里好受些。我很满意自己在他的地盘打赢了他。不过，他是输在对这个谜的解答上，这并非是他所料想的奇迹之类的事；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局长朋友多少有些太过机灵，反而不够深刻了。他的智慧之花中没有雄蕊，就像拉威耳娜女神的画像，只有头脑，没有身体，——或者，最多不过像鳕鱼一样只有头脑和肩膀。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好人。我尤其欣赏他的能言善辩，就因为这个，他赢得了灵巧机敏的声誉。我说的是他那种‘dernier ce qui est，et d'expliquer ce qui n'est pas’[10]本领。”
(张琼译)
[1] 惠斯特，四人玩的一种牌戏, 桥牌的前身。
[2] 薛西斯，波斯国王。
[3] 拉丁文，指“和诸如此类的(角色)”。
[4]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0), 古希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
[5] 意为：“第一个字母已失去了原来的发音。”
[6] 旧法国金币，一个金币值20法郎。
[7] 莫里哀《贵人迷》第一幕第二场。
[8] 弗朗索瓦·欧仁·维多克(1775—1857)，曾为拿破仑组建国家警察总队，后建立了一个由他管理的私人侦探所。
[9] 法文，意思是：我应付得圆通得体。
[10] 引自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斯》， 法文意为“否认事实，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