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诸将拥立下就帝位，也就是说，我是‘被迫’成为皇帝的。”不愿意在欠诸将人情的情形下成为皇帝，反而要使诸将感恩于皇帝——原来这是赵匡胤的想法。
论及五代历史，冯道是不可不提的一位人物。
后唐明宗李嗣源任命冯道出任宰相之事，已如前述。冯道是景城（在河北省）人，在庄宗李存勖时代不过是个翰林学士。从唐末起，以幽州节度使属官的身份，主管地方行政事务。他是个优秀的行政专家，才华为明宗所赏识。
五代王朝中，冯道未以宰相身份出仕的只有朱全忠的后梁。
后唐灭亡后，宰相冯道继续留任为石敬瑭之后晋的宰相。后晋因违约，在开封为契丹族的辽占领后，他受邀成为辽的重臣。辽北归之际，他也与之同行，但在得知刘知远建立后汉时，他又重返中原出仕于其下。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时，冯道经过活动，又成为后周的宰相。
他前后出仕于包含辽在内的五朝八姓十一君之下。
属吏尚可原谅，而贵为宰相者却出仕五朝，此乃荒谬绝伦之事。此等毫无节操之徒，令人不齿。
后世史家对冯道的批判甚为严厉。有人甚至拿出“忠臣不仕二君”的论调，彻底批判他。
然而当时的人对冯道却非常称赞。他有本事压抑武将出身、脾气暴躁的皇帝们，在政治上引入儒教伦理，并于乱世享受天寿，被誉为时代伟人。因冯道而生活获得改善的庶民，甚至视他如“救世主”。
批判冯道毫无节操的论点，主要基于下一个时代——宋之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观点。
五代时期，人们还没有“节操”这等古板的观念。说到不仕二朝，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不过十年，为不过是比军阀像样一点的五代王朝死心塌地尽忠，岂不是一件滑稽的事？
人民深受涂炭之苦，政府应以拯救这样的人民为当务之急才对。
据说，辽占领开封城时，太宗耶律德光曾经有意准许部下契丹族的将兵任意掠夺，作为对部下的犒赏。冯道知道此事后，立即对太宗面奏道：“纵使如来佛在世，也无法拯救人民。现在能拯救人民的，唯皇上一人。”
结果，太宗下令禁止对人民进行掠夺。
把一个契丹族皇帝捧得高过菩萨，这也成了后世史家诘难他的原因之一。但冯道亦非妄言，能撤回许可掠夺之议的，唯有皇帝一人。
遵奉朱子学理念的忠诚之士，于亡国之际，或许会以身殉国；被敌人攻打时，也只有彻底抗战一途。其结果是，国土自然荒废，人民被迫在战火中四处流离。如果每一王朝灭亡时，都重复着同样的局面，经过五度王朝的兴亡交替后，中原人民岂不是全都死光了吗？
王朝交替之际，政治家以避免流血为首要任务——这样的想法应该也能成立。《孟子》中有一句话：社稷为重，君为轻。
社乃土地之神，稷则为谷物之神，社安民而稷养民。人民平安而有东西吃乃至要条件；相比之下，君主的重要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明代一个名叫李卓吾的思想家，引用《孟子》的这句话，为冯道辩护。不过，他也特别说明，冯道的行为唯有于五代那样的混乱时期才能获得肯定。
五代确实不是正常的时代。冯道也在他有名的自传中作如下的叙述：
未能为君王统一天下，平定八方，此为本人最引以为憾之事，吾以未能报答天地大恩而惭愧。
被指责为恬不知耻的冯道，却以未能统一中国而引以为憾。出仕五朝的最终目的在于统一天下，在这个目的之下，不必以一个王朝或一名君主为重——冯道似乎做如是想。
现在且把视线从中原移至地方。
中原为“五代”，而地方则为“十国”。十国指的是：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闵、南平、北汉。这十国并非同时并存，吴灭亡后成为南唐，前蜀灭亡后成为后蜀。以皇帝或王自称的都是节度使出身的人，或者是取而代之的实力者。
以诗闻名的皮日休，为避开唐末之乱，似乎移往吴越之事已如前述。这个吴越即是镇海节度使钱镠自立的政权。钱氏政权维持八十六年，算是五代十国享国最长的政权。政权尽管维持长久，国力却并不强。十国中最强的政权，应该是取代吴的南唐。和南北朝时代的南朝一样，南唐以金陵（南京）为国都。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政权为吴。由于他是被唐王朝封为吴王的，所以并不认为自己是自立者。加上唐的支配不及于这个地方，他因而被迫自己裁决政务，至死都使用着唐的元号。
实际上，杨行密的吴政权，实权却掌握在徐温及张璟等部将手中。后来，徐温杀死竞争者张璟，立杨氏之幼子为皇帝。在册立前，这个政权只称王而已。
徐温企图以这个政权之主为皇帝，然后以禅让的形式由自己就帝位。但在徐温有生之年，并没有达成这个野心。禅让之事到徐温养子徐知诰的时代才完成。
徐知诰原姓李，与唐皇帝同姓。他于就帝位后恢复原姓，自称李升，露骨表示继承大唐帝国的姿态。他当然仍以唐为国号，后世史家称之为“南唐”。
南唐二代皇帝李璟和其子李煜被合称为南唐二主，以词人身份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词有“诗余”之别名，填词规则不似诗之严格，可以谱曲歌唱。五代至宋为词的全盛期。四川政权的前蜀和后蜀也极为风行填词，有毛文锡及欧阳炯等名家。由于四川君主都是文人的支援者，因此，逃离中原动乱的许多文人都来到此地。
虽然蜀地富庶，据守容易，但要自此地出征，进而取得天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以此为据地的政权，好像压根儿没有称霸全国的想法。
浙江吴越的情形与此类似，由于隔邻有南唐这个强力政权的威胁，只好采取从属中原政权的姿态，用以对抗强邻。
蜀和吴越虽然安定，却都没有称霸天下的企图。十国中的其余政权全都弱小，有称霸天下野心的，只有南唐。
南唐二代皇帝李璟时，因并吞闵和楚而变得更为强盛。闵和楚是因内讧消耗国力，结果成为南唐的腹中物。
北方中原这时候是五代最后的后周二代皇帝柴荣的时代。柴荣也是态度积极的人，由与契丹族的辽对决一事，可以窥知他对统一天下的意图。
冯道由于在此时谏止柴荣外征，因而被降格为山陵使。冯道担忧的是，因外征导致国力减弱。山陵使是建造先帝陵墓的长官，在仪礼上为要职，在政治上则无任何权力。
后周不但从事北伐，也大兴南征之军。南征当然是以南唐为对象。经济上南唐居于优势，但在军事上后周则远为强大。后周由皇帝柴荣亲自指挥军队，南唐屡战屡败，不但将江北十四州割让给后周，李璟更被迫免去帝号，只以国主自称为条件，才得以缔结媾和条约。
柴荣意气轩昂，他决心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贤主名将率领，又有明确目的的军队，军力一定很强大。后周的北伐军和南征军确实军容壮盛，不过，他们却有五代军队共同的毛病——骄兵。
后周军队当然也想得到赏赐，但赏赐是打胜仗的结果，要能打胜仗，基本条件是有优秀指挥官。因此，这个时代的军队，指挥官由部下拥立的甚多。
柴荣非常致力于改造军队，他组织了名为殿前军的精锐禁军。他意图驱使这支劲旅以完成统一天下伟业，然而老天爷却没有让他达成这个夙愿。这位杰出的三十九岁皇帝，雄图未成就已病倒，而他的儿子柴崇训此时才七岁。
“御驾亲征，向来是我国的作风，而七岁的幼帝当然不可能率领军队。”
“这样，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打胜仗。”
“我们自己来拥立皇帝，如何？”
“这是当然的事情。”
“谁是适当的人选呢？”
后周骄兵于是决定：由他们选出作为统率者的皇帝。
“拥立什么人，这还需要考虑吗？”
“说的也是。我们拥立的对象当然是殿前军都点检。”
都点检乃总司令官之谓，当时居这个职位的是一个名叫赵匡胤的人。
后来被称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出生于武门之家，他的父亲赵弘殷是仕于后唐庄宗的武将。在军营内出生的赵匡胤也在军营内长大，习惯于军中的气息。对军人而言，他是最了解他们又值得信赖的人。柴荣任命赵匡胤为精强殿前军最高指挥官，当然也是因为他极有才能的缘故。
后周世宗柴荣去世，是进兵扬州迫使南唐屈服的翌年（公元959年）。
敌人当然不会对皇帝去世正值服丧期间的后周松手，他们趁这个机会，发动猛烈攻势。被后周打得无路可逃的北方小政权北汉，与更北方的超级大国辽联手反攻，入侵到后周国境。于是，后周下达了全国动员令。
拥立新帝……
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将兵们更加认为自己的命运不能委诸幼帝之手。唯有在强大的指导力之下，打仗才有获胜的希望。为打胜仗，国家需要有力的皇帝。此处再度说明，这是朱子所强调的忠诚心诞生之前的特异时代。
一向擅长做事先布置的冯道，已于数年前去世。
“哥哥，请快下决心吧！这已是自然趋势，不是我们所能抗拒的。”弟弟赵匡义极力怂恿担任殿前军都点检的哥哥赵匡胤就帝位。
“将军此时由幼帝处接受禅让，没人会表示不满的。这已是时代的趋势，顺着时代趋势适时而起，这是有识者应为之举。”参谋赵普也如此说。做事务实的赵普，向来不善议论，是沉默寡言型的人。
“则平（赵普字）今天难得如此雄辩，和平时判若两人喔！”赵匡胤道。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两次遭遇重要关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会不判若两人呢？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紧要关头……”赵普回答。
“我知道了……情势既然如此，我也不想逃避自己的命运。但既然要创建新国，我不希望它和过去的一些国家一样，只维持了一两代就灭亡了。这是我之所以不想采取主动的理由。”赵匡胤对着弟弟和参谋说。
“不想采取主动的意思是……”赵匡义问道。
“我不希望我创建的国家受到任何人的牵制。”
“成为皇帝后，怎么会受别人的牵制呢？”参谋道。
“要接受禅让，自然必须得到其他军政领袖的同意才行。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无形的牵制。”
“那应该怎样呢？”
“我要在诸将拥立下就帝位，也就是说，我是‘被迫’成为皇帝的。”
“哦……我知道了……”赵匡义和赵普异口同声地说。
不愿意在欠诸将人情的情形下成为皇帝，反而要使诸将感恩于皇帝——原来这是赵匡胤的想法。
我是因为你们再三恳求才就帝位的，因此，我要做的事情绝不受你们的干涉。
为有效实现长期政权的构想，在立场上非绝对有利不可。为了这个目的，形式上的拥立无济于事，一定要有实质上的拥立。
“我要你们弄清楚这一点。我不希望人们认为帝位是我去追求得到的。”赵匡胤特别叮嘱了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