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波洛和他相熟的一位剧团代理人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去了牛津。此后又乘车到了乡下——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出去之前，他就打了电话和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先生约好晚上见面。
到达哥特楼时已是九点半了。
波洛被带进书房，里面只有阿里斯泰尔布伦特一个人。
握手时他用急切的询问眼神看着来访者。
他说：“怎么样？”
赫克尔波洛慢慢地点了点头。
布伦特既怀疑又欣赏地望着他。
“您找到她了？”
“是的，是的，我找到她了。”
他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问：“您累了？”
“是的，我累坏了。而且这不大好听——就是我不得不告诉您的这些事。”
布伦特问：“她死了？”
“这取决于”，赫克尔波洛缓缓地说，“您愿意怎么看。”
布伦特皱起了眉。
他说：“我亲爱的先生，一个人肯定要么是死的，要么是活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也是必居其一吗？”
“啊，但谁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道：“您该不是说——根本就没这么个人吧？”
“啊，不，那倒不是。有这么个人。她在加尔各答住过。她教过讲演术，为慈善工作奔忙。她回英国时乘坐的是‘马哈拉那’号——也就是安伯里奥兹先生所乘的同一条船。虽然他们住的不是同等舱位，但他帮了她一点小忙——替她解决了她携带行李时的小麻烦。看起来，应该说在不多的一些方面他是个好心人。而有时候，布伦特先生，好心是会有出乎预料的好报的。您知道，安伯里奥兹先生就正是这样。他偶然又在伦敦的大街上碰到了这位女士。他生性豪爽，好心地邀请她到萨瓦吃午饭。这对她是一种做梦都没想到的礼遇。而对安伯里奥兹先生来说，这却是天外飞来的一笔横财！他的善举并无预谋——他绝不曾想到这个姿色已老的中年妇女相当于将要把一座金矿送给他。而且，尽管她这么做了，但其实她自己反倒是昏昏然不知就里的。
“您知道，她从来不是那种有一流智力的人。她有一颗善良、纯正的心灵，但她的大脑，我应该说却跟母鸡似的。”
布伦特道：“那么杀死那个叫查普曼的女人的不是她了？”
波洛慢慢地说：“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想，应该从我开始接触这件事情讲起。那是从一只鞋开始的！”
布伦特茫然地说：“从一只鞋？”
赫克尔波洛点点头。
“是的，一只有带扣的鞋。我从牙医那儿经历了一番紧张出来，正站在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台阶上。这时，一辆出租汽车停在了外面。车门打开，一只女人的脚正准备伸下来。我爱注意女人的脚和踝骨。这只脚的脚形很好，足踝也生得不坏，穿着值钱的长统丝袜，但我不喜欢那只鞋。这是一双崭新的亮光光的皮鞋，缀着一个很大的造作的鞋扣。不潇洒——太不潇洒了！
“正当我在观察着的时候，那位女士的其他部分也显露出来了——老实说很令人失望——这是一个既不漂亮、穿着也糟糕的中年妇女。”
“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
“正是她。她下车时发生了一点意外——鞋扣给车门夹了一下，给弄掉了。我把它捡起来交还给她。就这样，这段插曲结束了。
“同一天，稍晚一点，我和杰普侦探长一起去拜访这位女士。顺带说一句，她仍然没把鞋扣缝上。
“同一天的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走出旅馆，消失了。我们说，这是第一幕。
“第二幕是从杰普侦探长把我召到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开始的，在那儿的一个套间里有一只放毛皮的箱子，而在这个毛皮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走进房间，来到箱子跟前——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破旧的带扣鞋！”
“那又怎么样呢？”
“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这是一只破旧的鞋——一只穿了很久的鞋。但您瞧，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来到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就是在那天晚上啊——也就是莫利遇害的同一天。上午鞋子还是新的——到了晚上却成了旧鞋子了。您明白的，人不可能一天之内就穿坏一双鞋。”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兴致索然地说：“我想，她可能有两双鞋吧？”
“啊，可并非如此。因为我和杰普侦探长曾经去过她在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的房间，检查过她所有的东西——而那里并没有带扣的鞋。是的，她可能有一双旧鞋。累了一天之后她可能会换上它，晚上出去，是不是？但如果是这样，另一双鞋就应该在旅馆里。这很奇怪，您承认吗？”
布伦特微微一笑。他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
“是啊，没什么要紧。一点也不要紧。但人们总是不喜欢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我站在毛皮箱旁，看着那鞋——鞋扣是最近才用手工缝上去的。我得承认当时我有过一瞬间的怀疑——怀疑我自己。是的，我对自己说，‘赫克尔波洛，也许今天上午你是有点晕了头了。你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甚至连旧鞋子在你眼里都成了新的！’”
“也许这就是原因？”
“但是，不，这不是的。我的眼睛没有骗我！接下来，我仔细查看了这具女尸，得到的结果很难让我满意。为什么要故意胡乱地毁了这张脸，使得它无法辨认呢？”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不耐烦地动了动，他说：“我们非得从头讲一遍吗？我们都知道——”
赫克尔波洛坚决地说：“这很有必要。我必须从头到尾给您讲清楚最终使我发现真相的全过程。当时我对自己说，‘这儿有点不对头。面前是一个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也许，鞋除外？——的死女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也放在一起——但为什么脸无法辨认？也许，是不是因为这张脸本来就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呢？’于是我马上联想到我听说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这个套间的主人——的模样，我问自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另外的女人死了躺在这儿呢？后来我去看了这另一个女人的卧室。我试图在心里描绘出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来。从表面看，她跟另一位差别很大。漂亮，衣着华丽，很会化妆。但在本质上，却不无相似之处。头发、体格、年龄——但是，还有一点差别。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至少得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要小。我又回到尸体旁。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尸体就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话，那么鞋就会显得太大。我脱了一只下来。可它并不松。穿得很紧。看来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容呢？她的身份已经被手提包证实了，本来手提包是很容易处理掉的，但却没有处理掉。
“这很让人费解——非常紊乱，非常复杂。绝望之中，我只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只有牙医才能判明死者是谁——或者不是谁。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死了，但鉴别仍然是可能的。您知道那个结果。莫利的后任人在陪审法庭上确认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他继续往下讲。
“这就同时留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呢？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第一个是很明显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她朋友们的描述为证。在这种答案里，她被描述为一个热情、虔诚、带点傻气的女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显然是有的。还有一个曾跟有名的外国间谍共进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与您搭话，还自称是您妻子的好朋友——这种说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这个女人在一起谋杀案发生之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很可能就在另一个女人也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去拜访过她，而且这个女人从此失踪了，虽然她肯定意识到英国的警察机关会到处找她。所有这些行为，难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吗？看起来它们并不相符。所以，如果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么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就是说她很可能是个残忍的杀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参与谋杀的帮凶。
“但我还有另一个可资评判的标准——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本人曾跟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谈过话。她给我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所说的一切，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姿态，都跟人们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无二致。但是，它们也跟一位聪明的演员在演戏的情形毫无二致。而且，不管怎么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生活是从当演员开始的。
“我还对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病人。他的观点极具说服力，他认为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不过是顺带的，可以说——预期的牺牲者是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噢，又来了——这可有点牵强。”
“是吗，布伦特先生？难道此时不正有好些派别的人都认为把您除掉是极端要紧的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使您不能再发挥影响，不是吗？”
布伦特说：“呃，是的，这倒是真的。但为什么要把莫利之死跟这个联系在一起呢？”
波洛答道：“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有点——我该怎么说好呢？——太过于滥杀了——不惜代价——不惜人命。是的，毫不在乎，滥杀无辜——这代表着一桩巨大的罪恶！”
“那么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手术失误而自杀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给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给谋杀的，一个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给谋杀的——为什么？是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关系。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买莫利或是他的合伙人来干掉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正色道：“荒唐之极！”
“啊，可这真荒唐吗？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干掉某个人。可是，这人已经预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备，很难接近。这时要杀死这个人就必须不引起他的怀疑——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能让一个人不起疑心呢？”
“喔，这倒是真的。我一直没象这样考虑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发出的微弱光芒了。”
“这么说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论了？顺便问一句，这位巴恩斯是何许人也？”
“巴恩斯是赖利十二点钟的病人。他是从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是个没什么特征的小个子。但您说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并没有接受它，我只是吸收了里边的主要精神。”
“您这又是什么意思？”
赫克尔波洛说：“自始至终，从头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是蓄意的、带着某种目的的。一直有人提供给我这样的印象，迫使我认为这桩罪恶属于那种可以称为社会性犯罪的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是它所针对的焦点，因为您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个财政的操纵者，您这个保守传统的卫道士！
“但是，每个社会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我就错在这儿，我忘记了私人生活。存在着杀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说，来自弗兰克卡特的。
“同样，也存在着谋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后将继承钱财的亲戚。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说的‘逼迫性牌张’的精彩实例。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上的罪恶。不过，是否有别的解释呢？可能是有的。当时灌木丛中还有第二个人，那个冲上来抓住卡特的人。他可能先开了枪，再把它扔到卡特的脚下，这样，后者几乎是必然地会捡起来，这样，他就会被人发现枪还在他手里。
“我接着研究了霍华德雷克斯的问题。雷克斯在莫利死的那天上午到过夏洛蒂皇后街。雷克斯是您所支持和代表的一切的死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雷克斯还不止于此。雷克斯可能会跟您的侄外孙女结婚，而您的死会使您的侄外孙女继承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尽管您深谋远虑，作了安排使她不能动本金。
“难道这整个事情最终是一桩私人性质的罪恶——是为了个人的获取、个人的满足吗？为什么当初我会认为它是一桩社会性的罪孽呢？因为，不止一次，而是有很多次，这样的想法总被暗示给我，就象一张逼迫性牌一样迫使着我——
“就是这时，当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才算是清楚地看见了真相的曙光闪过。那时我正在教堂，唱着一首赞美歌。歌里提到带着绳索的陷阱。
“陷阱？为我而设的？是的，这是可能的——但假使那样的话，是谁设下的呢？设下陷阱的只可能是一个人。但这又讲不通——万一讲得通呢？我是不是一直把这案件颠倒着在看？不惜钱财？确实如此！不惜人命？是的，依然没错。因为那个罪人的赌本是极为雄厚的。
“不过，如果我这个奇怪的新想法是正确的话，它必须能解释所有事情。比方说，它必须能解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二重性的秘密。它必须能揭开那鞋子之谜。而且，它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何处？
“Ehbien（法语：嘿）——它完成了这一切要求，还带来了更多的东西。它告诉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本案的开端、过程和结尾。难怪我当初会觉得似乎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因为确实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有一个被朋友们极有信心地担保的傻气的、和蔼的好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跟两次凶杀有关，说谎骗人，而且神秘地消失了。
“记住，利奥波德国王公寓的看门人说过，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以前到那里去过一次。
“在我对这个案子的新构想中，这第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另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取代了她。那另外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穿着同样的衣服和一双带扣的新鞋（因为另外的那双鞋对她来说太大了），在白天繁忙的时间来到拉塞尔广场旅馆，收拾好死去的那位女人的衣物，付了房钱，离开了。她去了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请记住，打那以后，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朋友们谁都没有再见到过她。她在那儿扮演了一个多星期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她穿着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衣服，用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声音说话，但她还得去买一双小一点的晚便鞋。再以后——她消失了，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莫利被杀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她又一次走进了利奥波德国王公寓。”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问道：“您是想要说公寓套间里的死尸真是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吗？”
“当然是她的！这是个相当精明的双重伪装——毁坏面容就是想要让人对那女人的身份产生疑问！”
“但牙医的证据呢？”
“啊！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提供证据的并不是牙医本人。莫利死了。他不可能亲自出来作证。也许他会知道死去的女人是谁。被提交作为证据的是些记录——而这些记录是伪造的。记住，两个女人都是他的病人。要做的只是把记录重新标签、交换一下姓名就行了。”
赫克尔波洛又说：“现在您该明白当您问我那女人是不是死了的时候我回答‘这得看情况’的意思了吧？因为当您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时候——您指的是哪个女人呢？是从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消失的女人，还是真正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我知道，波洛先生，您是颇负盛名的。因此，我承认您这个非凡的设想一定也有些根据——可这仅仅是设想。我能看到的只是异想天开的臆想。您是不是在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被蓄意谋杀的，而且为了防止莫利辨认出她的身份，就把他也给杀了？可为什么？我要知道的是这个。这个女人——一个完全与世无争的中年妇女——她有很多朋友，显然没有敌人。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煞费苦心的阴谋要除掉她呢？”
“为什么？是的，这就是问题。为什么？正如您所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连苍蝇都舍不得伤害的与世无争的生灵！那么，为什么她被蓄意地、残忍地杀害了呢？好吧，我将告诉您我的想法。”
“是的？”
赫克尔波洛身体前倾，说道：“我相信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死，乃是因为她对人的面孔记性太好了。”
“您指的是什么？”
赫克尔波洛说：“我们已经把双重人格分离开来了。有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人，还有一个聪明的演员，她扮演了那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人。但是，这两个角色之间还有一点冲突。在莫利先生的诊所门前台阶上和您说话的是哪个女人呢？您应该记得，她自称是‘您妻子的朋友’。从她的朋友的证词和通常的可能性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因而我们可以说‘这是撒谎。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这是那个骗子为了她自己的目的而编造的谎言。”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颔首称是。
“对，这道理很清楚。但是，我仍然不明白目的何在。”
波洛道：“啊，且慢——让我们先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吧。那个女人就是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不会撒谎。因此那个故事肯定是真实的。”
“我觉得您这么看也未尝不可——但这看起来很不可能——”
“当然这不大可能！但是，我们姑且把这第二种假设当作事实来看看——那故事是真的。这样，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确认识您妻子。她跟她很熟。因此——您妻子一定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有可能熟识的那种人。是跟她有过共同的生活经历的人。一个英属印度人——一个传教士——噢，再往前一点——一个演员——显然——不是吕蓓卡阿恩霍尔特！
“现在，布伦特先生，您明白我谈到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用意了吗？您是个大银行家。可您同时还是一位娶了富女为妻的男人。在跟她结婚以前，您只是财团里一个地位较低的合伙人——那时您刚从牛津来不久。
“您明白吧——我开始从正确的方向来看待这个案件了。不惜代价？自然无须计较——对您来说。不惜人命——也同样，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您已经成了一位独裁者，对于独裁者来说，他自己的生命变得过度重要，而别人的则统统一钱不值。”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道：“您要想说什么，波洛先生？”
波洛轻声说道：“我想要说，布伦特先生，在您娶吕蓓卡阿恩霍尔特时，您已经结婚了。我想要说，受了迷人的前景的诱惑，不仅仅是因为钱财，更是因为权势，您隐瞒了事实，有意地犯下了重婚罪。我想说，您真正的妻子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那么这位真正的妻子是谁呢？”
“她在利奥波德国王公寓里托名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这地方近在咫尺，从您在迁而喜泰晤士河堤的房子出来走不了五分钟。你们借用了一个真正的特工的名字，以支持她所作的丈夫在做情报工作的暗示。你们的计划完美地实现了。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但是，事实依然存在，您从来没有合法地同吕蓓卡阿恩霍尔特结婚，您犯了重婚罪。这么多年之后，你们再没有感到会有危险。但它突然间冒了出来——这危险是以一个讨厌的女人的方式出现的。在差不多二十年之后，她还记得您是她朋友的丈夫。机遇把她带回到这个国家，机遇让她在夏洛蒂皇后街碰上了您——也正是机遇，您的侄外孙女跟您在一起，听到了她和您讲的话。要不然，我可能永远都猜不到。”
“那是我自己告诉您的啊，我亲爱的波洛。”
“不对，是您的侄外孙女坚持要告诉我，而您不能如愿地表示太强烈的反对，否则有可能引起怀疑。在哪次邂逅之后，又有一种不祥的可能性——照您的眼光看来——出现了。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遇见了安伯里奥兹，和他一起吃了午饭，向他透露了同朋友丈夫的那次碰面——‘隔了多少年了！当然，看起来老了点，可几乎没怎么变！’，我承认这纯粹是我自己的猜测，但我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认为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朋友所嫁的布伦特先生竟是世界金融的幕后操纵者。但不管怎样，这个名字非同凡响。而安伯里奥兹呢，记住，他除了间谍活动以外，还兼营敲诈的营生。敲诈者对秘密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嗅觉。安伯里奥兹喜出望外。轻而易举地就明白了这位布伦特先生是谁。而这以后，我可以肯定，他给您写了信——或是打了电话。啊，是的，对安伯里奥兹来说，这真是一座金矿啊。”
波洛停歇片刻，接着往下说。
“对付一个真正精明狡猾、富有经验的敲诈者，只有唯一的有效办法。那就是封住他的嘴。
“事实并不象我曾经错误地在心里设想过的那样，是‘必须除掉布伦特’。相反，是‘必须除掉安伯里奥兹’。但答案是一样的！要攻击一个人，最容易的方法是趁他解除警戒的时候，而一个人还有什么时候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没戒备呢？”
波洛再次停下来。他的嘴边浮起一丝微笑，他说：“案件的真相其实很早就被提到过了。那个听差，阿尔弗雷德，在读一本叫《死亡发生在十一点四十五分》的犯罪小说。我们早该把它作为一个预告接受下来，因为，这大致正是莫利遇害的时间。就在您要离开的时候，您向他开了枪。然后您按响了蜂鸣器，打开洗手池的水龙头，离开了手术室。您掐算了时间，好让自己下楼时正好能碰上阿尔弗雷德带着假冒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去乘电梯。您确实打开了前门，也许您还走了出去，但当电梯门一关，往上开去的时候，您又溜了进来，上了楼。
“根据我自己几次去看病的情况，我知道阿尔弗雷德是怎么带病人上楼的。他敲敲诊室的门，把它打开，然后往后一站，让病人进去。里面水在流着——可以推断，莫利正象往常一样在洗手。但阿尔弗雷德并不能真正看见他。
“阿尔弗雷德刚坐电梯下去，您就溜进了手术室您和您的同伙抬起尸体，把它搬进旁边的办公室。然后在文件堆里一阵飞快的搜索，巧妙地伪造了查普曼夫人和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记录。您穿上白色亚麻外套，也许您的妻子还给您化了一点妆。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这是安伯里奥兹第一次来找莫利看病。他从来没见过您。您的照片很少出现在报纸上。另外，他怎么可能起疑心呢？敲诈者是不会提防他的牙医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下了楼，阿尔弗雷德送她出去。蜂鸣器响了，安伯里奥兹被带了上来。他发现医生一副满意的神情正在门后洗手。他被引到手术椅上。他指示了那颗病牙。您说着惯常的行话。您解释道最好是把牙龈麻醉起来。普鲁卡因和肾上腺素就在那儿。您给他注射的剂量大得足以杀死他。除此之外，这还另有妙用，他会因此而觉察不到您的牙医技术不够熟练！
“一点儿都没有起疑，安伯里奥兹离开了。您搬出莫利的尸体，把它放在地板上。因为只有您一个人单独干，您只好在地毯上轻轻地拖动。您揩擦了手枪，把它塞在他手里——又擦了门把手，这样您的指纹就不会成为最后留下的了。您动用过的所有器械都放进了消毒器里。您离开手术室下了楼，在合适的时间溜出前门。这是您唯一有危险的时刻。
“这事本该照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的！两个威胁您安全的人——都死了。还死了第三个人——但是，照您的看法，这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容易解释。莫利的自杀以他在安伯里奥兹身上所犯的错误为解释。两次死亡都可以借此掩盖过去了。不过是一起不幸的事故而已。
“但你们没有想到，我干预了此事。我产生了怀疑。我提出了异议。一切都没有如你们所愿的那样发展下去。因此，有必要建立第二道防线。如果必要，就得有一只替罪羊。您已经详细了解过莫利的家庭情况。这个人，弗兰克卡特，他正合适。于是您的同伙安排他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被雇为园丁。将来他要说出这段荒诞的经历，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到一定的时候，毛皮箱中的尸体会暴露出来。起初它会被认为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然后会进行牙科鉴定。结果真是极大的轰动！看起来这好象是不必要的混淆，但其实很有必要。你们不想让英国的警察机构去搜查失踪的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不，让查普曼夫人死去吧——让警察去找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她。此外，您还可以凭借您的影响力让这个案子停下来。
“您的确那么做了，但因为您必须了解我在干些什么，您就把我唤来，要求我替您找到那失踪的女人。而且您继续稳步向我打出‘逼迫性牌张’。您的同伙给我打来电话，发出虚张声势的警告——还是老一套——间谍——社会性问题。您的这位妻子算得上是个聪明的演员了，可是，要改变自己的声音，最自然的做法还是莫过于模仿另一个人的声音。您妻子模仿了奥莉维亚夫人的腔调。应该说，这一度使我大惑不解。
“然后我被带去了爱夏庄——最后一幕上演了。安排好一只装好弹药的手枪放在月桂树丛中，好让一个正在修剪树枝的男子无意间把它弄响，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手枪掉在他的脚下。他大吃一惊，把它捡起来。您还能希望什么呢？他被当场抓住——嘴里能说出来的是一个荒谬可笑的故事，手里拿着的是一把跟杀死莫利的那把原属一对的手枪。
“而这一切，都是为赫克尔波洛的双脚备下的陷阱。”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坐在椅子上动了动。他的脸色阴沉，略显悲哀。他说：“别误会我，波洛先生。您到底有多少猜测？您实际知道的又有多少呢？”
波洛说：“我找到了一份结婚证书——在牛津附近一个结婚登记处——属于马丁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和杰达格兰特。还有，弗兰克卡特在刚过十二点二十五分的时候看见有两个人从莫利的手术室里出来。头一位是个胖子——安伯里奥兹。第二位，当然了，正是您。弗兰克卡特其实并没有认出您。他只是从上面看见了您。”
“您专门提到这一点可有多么公平啊！”
“他走进手术室，发现了莫利的尸体。手已经冷了，弹孔周围有干了的血迹。这说明莫利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因此，接待安伯里奥兹的医生不可能是莫利，而肯定是杀害莫利的凶手。”
“还有吗？”
“有。海伦蒙特雷索今天下午已经被逮捕了。”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为之一震。随即他又坐得板直。他说：“那么——真的完了。”
赫克尔波洛道：“是的。真正的海伦蒙特雷索，您的远房表妹，七年前已死在加拿大。您隐瞒了这一事实，并且利用了它。”
笑容浮现在阿里斯泰尔布伦特的嘴边，他带着孩子似的满足神情轻松地讲述起来。
“杰达从这一切里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希望您能够理解这一点。您可是个聪明人。我跟她结婚的事没让周围的人知道。那时她在由她们剧团定期换演剧目的剧场里演出。我身边的人都很古板，而且我正准备进入财团。我们决定秘而不宣。她继续演戏。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也在那个剧团里。她认识我们。后来她随一个巡回剧团去了海外。杰达收到过一两封她从印度寄来的信。后来她没再来信了。梅贝尔跟一个印度人混到了一起。她一向是个傻气、轻信的姑娘。
“但愿我能让您理解我同吕蓓卡的会面和我的婚姻。杰达是理解的。我只能把它表述为象皇家生活一样。我碰到了机会跟一位女王结婚，扮演了女王的丈夫，甚至是国王的角色。我认为同杰达的婚配是门第悬殊的。我爱她。我不想抛弃她。一切发展得太精彩了。我非常喜欢吕蓓卡。她是个有着头等经济头脑的人，我也一样。我们配合得相当好。真是令人激动啊。她是个出色的伙伴，我觉得自己也使她得到了快乐。她死的时候我真心地感到难过。奇怪的是杰达和我都开始沉迷于我们秘密幽会的刺激。我们发明了各种别出心裁的把戏。她是个天生的演员。一共扮演了七八个角色——阿尔伯特查普曼只是其中的一个。她曾经是客居巴黎的美国寡妇。我出差的时候就去那里会她。她还经常带着画具装扮成画家去挪威。我则去那里钓鱼。后来，我最终让她成了我的表妹，海伦蒙特雷索。这使我们俩都很开心，而且我认为，这让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浪漫的气氛。吕蓓卡死后，我们本来可以正式结婚的——但我们都不想这么做。杰达说不定会觉得很难公开地和我生活在一起，而且，当然啦，有些旧帐说不定会因此被翻出来。但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继续下去，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保持它的神秘感，我们也许会发现公开的家庭生活是单调乏味的。”
布伦特停了下来。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变得冷酷了。“后来，那该死的傻瓜女人把一切都弄糟了。居然认出了我——都这么多年了！而且她还告诉了安伯里奥兹。您明白——您肯定明白——我得采取措施！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不仅仅是出于自私。如果我被毁了，丢了脸——国家，我的国家也就同样地遭受了打击。因为我为英格兰干了一些工作，波洛先生。我支撑着它的强大，保持了它的偿付能力。它没有遭到独裁者的践踏——不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独裁。我并不真正在乎金钱。我着实喜欢权势——我喜欢统治人——但我不想搞极权。在英国我们确实是讲民主的——真正的民主。我们可以发牢骚，可以嘲笑我们的政治家们。我们是自由的。而我就照看着这一切——这是我一辈子的工作。但是我一旦倒台——噢，您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我是不可缺少的，波洛先生。而一个该死的、成天搞欺骗、搞敲诈的希腊